不要把「小草」永遠留在漏斗底部
真暴民的時事筆記／本文摘自真暴民的時事筆記，經授權後刊出
許多人會走上凱道，為一個被判17年的人吶喊冤枉。你可能覺得他們瘋了。我想請你再想一下。
他們不是突然變成這樣的
2026年3月26日，柯文哲因京華城容積率弊案與政治獻金案，一審被判17年有期徒刑。隔天，黃國昌發出全國動員令，號召所有小草329上凱道「討公道」。
社群上的反應你一定看過了。鋪天蓋地的嘲諷、截圖、迷因圖，笑他們是「邪教」、「韭菜」、「被割了還幫忙數鈔票」。
但如果你願意暫停三秒鐘，問一個不一樣的問題：一群人，怎麼會走到這一步？
這不是一篇要替貪污辯護的文章。京華城的金流證據、收賄認定、政治獻金侵占，這些都是法院依據卷證做出的判斷。但這篇文章想談的，不是柯文哲有沒有罪，而是那些深信他無罪的人，他們的腦子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搞懂這件事，可能比嘲笑他們重要一百倍。
一切的起點，其實是真實的痛
行為經濟學家丹．艾瑞利在他的著作《誤信》裡，提出了一個叫做「誤信漏斗」的模型。他說，一個正常人之所以會一步步滑進陰謀論的世界，起點幾乎從來不是智力問題，而是痛苦。
具體來說，是三把刀同時砍下來：不可預測的壓力、長期的資源匱乏、還有社會孤立感。這三把刀會大幅壓縮一個人的「認知頻寬」，讓他失去冷靜歸因的能力，開始把所有的不順遂歸咎於某種巨大的陰謀。
台灣小草群體的起點，恰恰就踩在這三把刀上。
先說經濟。2025年行政院主計總處的數字看起來漂亮極了：平均經常性薪資47,884元，實質薪資年增率創五年新高，CPI也終於跌破2%的警戒線。但這裡面藏著一個殘忍的真相：台灣受雇員工的薪資中位數，只有大約3.8萬元。多數基層勞工要熬到40歲，月薪才有可能突破4萬。
如果你是一個25歲的年輕人，租屋佔掉薪水三分之一，每天通勤來回兩小時，打開新聞看到政府說「經濟表現亮眼」，而你連在外面吃頓像樣的晚餐都要猶豫半天，你會怎麼想？
你不會覺得國家在進步。你會覺得自己被拋下了。
這種感受有一個學術名詞，叫「相對剝奪感」。不是絕對的貧窮讓人憤怒，而是「別人都過得比我好，而我無論怎麼努力都追不上」的那種窒息感。
對這群年輕人來說，柯文哲在2024年大選前代表的，是打破藍綠壟斷、翻轉不公體制的一線希望。他們不只是投一張票，他們是把整個對未來的期待，壓在了一個人身上。
然後他們輸了。
輸了之後，漏斗開始旋轉
大選落幕，藍綠板塊迅速回歸。台灣民意基金會的調查說得很清楚：43.9%的民眾認同民進黨，30.9%認同國民黨，兩大黨囊括超過七成四的政治認同，而且還在上升中。
對小草來說，這意味著一個殘酷的訊息：你們想要的那個「第三條路」，這個社會根本不買單。
這就是錯信漏斗的第一層，情感土壤已經就位。經濟上被壓著，政治上被邊緣化，社交圈裡可能因為支持柯文哲被朋友白眼、被家人念。三把刀，一把不缺。
接下來進入第二層：認知陷阱。
2024到2026年，民眾黨爆發了一連串司法危機。前都發局長黃景茂涉嫌圖利、市長辦公室前主任李文宗涉嫌侵占、木可公司負責人李文娟遭起訴、連會計師端木正都被列為共犯。鐵證一件接一件，而且全都指向同一個方向。
按照常理，一個理性的支持者看到這些，應該會開始動搖。
但人腦不是這樣運作的。
心理學上有個經典實驗叫「華生選擇任務」。它證明了一件事：人類天生對「確認自己觀點」的證據極度敏感，但對「挑戰自己觀點」的證據幾乎視而不見。這不是智力問題，這是人腦出廠的預設程式。
小草群體在這兩年間做了一件很典型的事：他們大規模退出了傳統新聞頻道，把所有的資訊來源轉移到特定的YouTube時政頻道、TikTok短影音、以及封閉的Line和Telegram群組。在這些空間裡，演算法只推送他們「想看」的內容，每一條檢調新聞都會在第一時間被社群裡的意見領袖重新包裝，統一貼上「綠色媒體抹黑」的標籤。
更厲害的是，他們發展出了心理學家所說的「動機推理」。不只是被動地過濾資訊，而是主動出擊，用各種邏輯去把不利證據「解釋掉」。黨內幕僚涉案？那是個人品德瑕疵，跟柯文哲無關。會計師被列為共犯？那是被檢調威逼做出的偽證。金流紀錄白紙黑字？那是國家機器羅織的證據。
他們不是沒看到證據。他們是在看到證據之前，就已經有了結論。
17年判決那天，漏斗到底了
3月26日判決出爐的那一刻，是這個群體心理動力學的最關鍵節點。
社會心理學家費斯汀格在1950年代研究過一個飛碟末日教派。教主預言某天地球會毀滅，結果那天什麼事都沒發生。你猜信徒的反應是什麼？他們沒有醒悟。他們反而變得比之前更虔誠，因為承認「我被騙了」的心理代價太大了。
小草群體正在經歷一模一樣的事。
民調數據把這個過程拍得清清楚楚。美麗島電子報的追蹤調查顯示，民眾黨的整體支持度已經崩跌到8.2%。大量邊緣支持者早就離開了。但震傳媒的深度調查卻發現了一個詭異的數字：在這個急速萎縮的群體裡，自認是民眾黨「政黨認同者」的比例，竟然微幅上升了1.4%。
社會學把這種現象叫做「群體提純」。走掉的，是還保有理性判斷空間的人；留下來的，是那些已經投入了太多沉沒成本，以至於承認錯誤的代價已經大到無法承受的人。
判決當天，柯文哲拒絕認罪，怒嗆賴清德，直指司法受到政治操弄。這句話像一劑強心針，瞬間給了瀕臨崩潰的支持者一個完美出口：這不是貪污案，這是政治迫害。法院的證據不可信，因為國家機器已經被民進黨掌控了。
然後黃國昌順勢發出動員令：329，上凱道，討公道。
從錯信漏斗的角度看，這場集會的意義遠遠不是政治示威那麼簡單。它是一場集體的心理治療儀式，透過肩並肩站在凱道上，這群人在對彼此說：「你沒有瘋，我們是對的，錯的是這個世界。」
被排斥的痛，跟被打一拳一樣真實
到這裡，很多人可能想說：「所以他們就是一群不願面對現實的人啊，有什麼好同情的？」
社會學家吉卜林．威廉姆斯做過一個很有名的實驗：他讓受試者玩一個傳接球的電腦遊戲，然後悄悄讓其他玩家停止把球傳給他。結果大腦掃描顯示，被排斥時活化的腦區，和被人用力打一拳時活化的腦區，是同一個。
社會排斥造成的痛，在神經科學的層面上，跟物理疼痛一模一樣。
過去兩年，主流社會對小草做了什麼？嘲笑、鄙視、貼標籤、在社群上集體霸凌。一個年輕人如果在辦公室午餐時對柯文哲表達同情，他會得到什麼反應？白眼。農曆春節在家族聚餐提起對司法的質疑？被長輩訓一頓。在Threads上發一篇文？底下被幾百人洗「4%仔」。
每一次排斥，都把他往同溫層裡推得更深。
在那個封閉的群組裡，沒有人嘲笑他。沒有人叫他清醒。每個人都在說：「你是少數看清真相的人。」那個溫暖感、那種歸屬感，是真的。那種被接納的感受不是假的。
這就是漏斗最底層的「社會漩渦」。到了這一層，他們捍衛的早就不是柯文哲了，他們捍衛的是「這個群體是我唯一的歸屬」這件事。你叫他離開這個群體，等於叫他承認自己這兩年的人生選擇全是錯的，同時放棄唯一還願意接納他的社群。
你會發現，這根本不是一個「看清證據就能解決」的問題。
所以，我們能做什麼？
如果邏輯辯論沒有用，如果擺證據沒有用，如果嘲笑更是把他們往深淵裡推——我們到底還能做什麼？
艾瑞利在《誤信》的最後一章，提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答案。他沒有說「讓他們看清事實」，他說的是：去跟他們借一本書。
這叫「富蘭克林效應」。美國國父富蘭克林年輕時有一個政治死敵，兩個人勢如水火。富蘭克林沒有去跟對方辯論，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他寫信給那個人，說聽說你有一本很珍貴的書，可以借我看看嗎？對方借了。從那之後，兩個人的關係竟然開始解凍。
原理很簡單：當一個人幫了你一個忙，他的大腦會自動調整認知——「我願意幫他，表示我們並不是敵人。」這是反向的認知失調，而且效果驚人。
所以，如果你身邊有一個小草朋友，最糟糕的做法就是傳一篇判決書給他，然後說「你還不醒嗎」。
最有效的做法，反而是在完全無關政治的場域裡，去請他幫你一個忙。
想像一個場景：你公司有個同事，過去兩年因為挺柯文哲跟整個辦公室的人都鬧僵了，午餐永遠一個人吃。下禮拜一，你走過去跟他說：「欸，聽說你Excel很強，我這個樞紐分析搞不定，可以幫我看一下嗎？」不提政治，不帶立場，就是一個很普通的求助。他幫了你。你謝了他。然後你們有了第一次不是在吵柯文哲的對話。
就這樣。沒有什麼戲劇化的轉折。但那個人的大腦裡，有一個小小的東西鬆動了：「原來這邊的人，沒有把我當敵人。」
你不需要拯救他。你只需要讓他意識到，他在主流社會裡仍然有位置，仍然被需要。
第二件事，同樣違反直覺：你得先承認他們的痛是真的。
3.8萬的薪資中位數、高不可攀的房價、階級流動的停滯。這些不是陰謀論，這些是事實。他們對體制的憤怒有一大部分是正當的、合理的。問題不在於憤怒本身，而在於這股憤怒被導向了一個已經被司法定罪的政治偶像。
只有當你先承認他的處境是真的困難，他才可能卸下防備，開始想一個他本來不願意面對的問題：把改變命運的全部希望，賭在一個人身上，真的是唯一的路嗎？
第三件事最難，但也最重要：我們得承認，這個社會本來就是一場不完美的晚宴。
民進黨有它的問題，國民黨有它的包袱，台灣的民主體制從來不是教科書上那個完美的模型。要邀請小草回到主流社會，不能要求他們「承認自己錯了然後乖乖融入」。那等於要他們抹殺自我。
比較好的說法是：「這場晚宴確實亂七八糟，但你可以帶著你自己的觀點坐下來。你不需要同意任何人，你只需要把你的熱情，從一個人身上，轉移到具體的事情上。居住正義、勞動權益、司法改革。這些議題需要你的聲音。」
凱道之後
明天329集會結束後，人群會散去。有些人會覺得自己參與了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有些人會回家繼續在群組裡互相取暖。
而螢幕另一邊的我們，也會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繼續嘲笑、繼續切割、繼續把他們當成這個社會的異類。然後看著這8.2%的人在漏斗底部愈陷愈深，直到再也沒有人拉得回來。
另一個，是試著做一件更難的事：理解他們的痛苦是真實的，同時堅持貪腐就是貪腐。承認他們被拋下的恐懼是合理的，同時拒絕讓這種恐懼被任何政治人物綁架。然後，伸出一隻手。
不是因為他們是對的。而是因為在一個民主社會裡，8.2%的人如果徹底脫離了共同的事實基礎，這件事情本身就是所有人的危機。
台灣不小，但也沒有那麼大。我們承受不起一群人被永遠留在漏斗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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