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逝世50年：中國未回歸「毛時代」，也從未真正離開
（德國之聲中文網）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
這位帶領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革命領袖，留下了矛盾深重的歷史遺產：一方面是革命、建國和國家獨立的歷史敘事，另一方面則是土改、鎮壓反革命、反右、大躍進、和文革等一系列政治運動留下的巨大社會創傷。
50年巨變：中國離毛時代有多遠？
50年過去，中國發生了幾乎翻天覆地的變化。
毛澤東去世時，中國仍是一個貧窮、相對封閉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深度嵌入全球資本主義的供應鏈和價值鏈，擁有龐大的私營經濟、城市中產階層和高度數字化的社會。
弗萊堡大學歷史學家裡斯教授（Daniel Leese）從社會結構角度對德國之聲分析道，毛逝世後中國社會最根本的變化，是不再依據基於階級出身這一所謂“歷史罪責”對民眾進行劃分，以及隨之而來的污名化和參政限制的結束。在毛時代，這種“敵人身份”認定的不確定性和隨意操縱性造成了根本性的不安全感，在毛晚期政治運動中甚至被推向荒謬的極端。
塞吉巴黎大學（Cergy-Paris University）的張倫教授對德國之聲表示，他認為毛澤東有四項政治遺產：毛時代的專制集權政體；以革命或政治運動作為解決社會議題的國家治理思路；反精英、反理性的民粹特質；以及平均主義和道德主義的烏托邦想象。而從政治遺產角度來看，中國這50年最根本的變化是“去毛化”，最大的問題也恰恰是“去毛化不徹底”。
未曾離場的遺產：黨的絕對領導
毛澤東並未隨著那個時代一起離開。
他的名字仍寫在中國共產黨的黨章中，他的肖像依然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思想仍是官方意識形態的一部分。
蘇黎世大學現代中國研究的米特爾施泰特教授（Jean Christopher Mittelstaedt）認為毛參與塑造了中國共產黨，而堅持黨高於國家與社會的至上地位，是一條始終延續至今的基本原則。
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長平同意此種表述並補充道：真正延續的是"黨領導一切"的制度內核，服務於"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國家觀 – 中共可以“不惜一切代價” – 即最大限度地犧牲民眾利益以保住政權，代價則由無名者支付。
對毛全面評價在中國不是學術問題 而是政權安全問題
鄧小平本人曾深受毛政治運動之害，但他在1980年接受記者法拉奇采訪時表示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像“永遠要保留下去”，評價毛“功大於過”，稱“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習近平亦在2013年提出“兩個不能否定”（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50年後，毛仍是中國政治合法性敘事中的重要人物。米特爾施泰特解釋其中原因—中共自身的合法性依賴於毛澤東，若對毛進行全面重新評價，將會從根本上動搖中國共產黨。不僅可能引發人們對毛澤東個人決策的質疑，也可能引發人們對促成這些決策的制度和機構的質疑，以及對中國共產黨是否有權對自身歷史進行權威解釋的質疑。
德國科隆大學教授文浩（Felix Wemheuer ）從歷史比較的角度提醒，中共與蘇共所處的位置不同：“蘇聯有列寧和斯大林兩個人物可以切割，赫魯曉夫可以說列寧是偉大的建國領袖，斯大林是獨裁者。但在中國的黨史敘事中，毛澤東的角色如此舉足輕重，一旦被徹底否定，連帶否定的將是黨史的大部分。”
回歸“毛時代”？
習時代，若干帶有毛時代色彩的政治語言和治理方式重新受到關注：強調黨全面領導、意識形態統一、“鬥爭”精神，以及強調“群眾路線”。
習與毛之間確實存在一系列可以在制度層面加以對照的事實：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個人權威強化、將個人思想寫入黨章與憲法，以及對軍隊、政法系統的反復清洗。
越來越多觀察者不禁發問：習時代與毛時代之間，究竟是歷史的偶然重疊，還是某種制度邏輯的必然回歸？
長平直言“回歸”一詞本身具誤導性，仿佛暗示毛時代“曾離開過”一般。張倫持相似看法並表示，權力專制、政治僵化、法治不彰、公民權利得不到保障既是毛留下的遺產中的重要部分，也是中國的現行體制與毛時代最大的連續性所在，這從鄧到江、胡、習並未發生實質改變。
習近平時代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全面收緊，以及公民輿論空間的大幅壓縮，反襯出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在經濟、文化等領域“相對擴展的自由度”。但張倫指出，這也是在八九天安門事件社會付出巨大犧牲，對權力造成沖擊後，為換取社會的忍耐與認可，權力在諸多方面有所讓步的體現。
為何受過文革之苦的習，反而“走向毛”？
習近平本人在文革中經歷父親習仲勳被整肅、自己挨批鬥、十份入黨申請書被拒。長平認為，“習近平從文革學到的不是受害者的教訓，而是權力的教訓”，“不是‘這樣的制度不能再有’，而是‘失去權力者任人宰割’”。
文浩對此做了更貼近政治現實主義的判斷：“習從其自身文革經歷中得出的結論，顯然不是與毛徹底告別，而是出於政治考量認為須堅守毛作為國家、軍隊與黨的締造者的歷史地位。”
他傾向於認為，今天的中共領導層對於毛澤東問題采取的是一種馬基雅維利式、實用主義的態度。
比如在經濟政策領域，沒有任何形式的回到毛時代跡象——今天的中國是高具活力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混合所有制並存，私營部門強勁，也沒有回歸毛時代僅覆蓋城市人口的社會主義福利國跡象；在“自力更生”路線上，今天的中國也無力承受退出世界經濟和全球供應鏈體系。
習是“第二個毛澤東”？習仍是毛所創建的制度體系的產物
裡斯表示，兩人相似體現在三個方面：強調和貫徹黨全面領導的地位、突出一位核心政治領導人，以及強調人民與領導層之間緊密聯系的民粹主義元素。
但他指出，兩人雖都具強烈的權力意志，但其人格結構卻非常不同：毛澤東的權威幾乎完全建立在“魅力型統治”之上。
文浩進一步指出，習既不具備毛那樣的歷史權威，也不具備毛那樣的個人魅力。兩人在權力運行方式上並不相同。毛澤東可以繞過黨內制度，可以長期不召開黨代會，可以發動群眾沖擊黨和國家機器 - 毛本人也是一個民粹主義者，且帶有某種無政府主義色彩，甚至容忍了1966、67年基層黨國體制的一度崩潰。今天的習則絕不會允許這種情況發生——他比毛更強調控制以及自上而下的治理戰略，強調通過強化制度和黨的機器來鞏固權力。
米特爾施泰特也認為將習與毛等同並不可取：其一，毛是革命者，文革期間摧毀了既有制度，根本上具反官僚主義傾向，習恰恰相反；其二，毛是凌駕於黨之上的——他的權力來自“成為毛澤東”本身，而非來自黨的組織體系；相比之下，習則是“徹頭徹尾的黨內人物”——權力來自黨制度，也通過黨內制度進行治理。
“歸根結底，習近平仍是毛所創造的這套體制的產物。” 米特爾施泰特說道。
“小粉紅”與“毛熱”：年輕一代究竟在懷念什麼？
“小粉紅”指的是中國網上持強烈民族主義立場、積極參與網絡輿論動員的年輕網民。另有“毛熱”現象：有時一些中國民眾會在網上援引毛澤東，懷念一個據說沒有社會不平等、人人都有飯吃的時代。
長平指出，其所懷念的既不是毛本人，也不是真實的毛時代。真實的毛時代等級森嚴：城鄉二元戶籍制、干部供給等級、出身決定命運的血統論——比今天更不平等，且任何抱怨都可能致命。
而這個“想象中更平等的世界”實則是對當下的控訴：貧富差距、房價、996、階層固化。
但為什麼對現實的不滿，會借毛的形象和語言表達？
在長平看來，這與中國公共批評空間的不斷收縮有關。當獨立工會、街頭抗議、自由媒體和反對黨等政治表達受到嚴格限制時，毛澤東卻仍是官方意識形態無法徹底排除的歷史符號。
於是便出現了一種頗具諷刺意味的現象：一些人援引毛澤東關於反官僚主義、反壓迫乃至“造反”的語言，來批評他們眼中的腐敗、不平等和權力濫用。
正如米特爾施泰特所指出的，這也使毛澤東成為一把“雙刃劍”：他既是中共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象征，而他留下的部分革命語言，卻也可能反過來成為衡量和批評現實的標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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