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沙龍》「美國人有一種偏見：中國人不配享有民主」如何破除？潘文：台灣的民主化相當重要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2018年第二場的「秋季思沙龍」講座，10月20日以「1949中國內戰的70年後」為題，邀請到《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前社長潘文與中研院吳玉山院士對談。基金會董事長龍應台談到「中國內戰」這個主題，認為到今天仍是一個「burnung issue」，潘文則提醒現場聽眾，「台灣民主化」是一個可以破除美國人偏見的重要現象。

吳玉山院士在開場時表示，潘文作為一名中國觀察者，其實要從38年前說起。因為他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到中國留學的美國學子。他早在1980年就到了中國，在南京大學讀書、也交了許多中國朋友，後來他把跟這些朋友相處的經驗，以及他們後來的發展情況，寫成了《Chinese Lessons: Five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中國的教訓：五位同學跟新中國的故事）

誰是潘文？

許多在中國蹲點的西方記者都會取個中文名字，回國後都會交出一本專著—John Pomfret自然也不例外—潘文就是他的中文名字，《五位同學》則是他交出來的「中國課」作業。這「五位同學」正是潘文在南京大學歷史系的八二級同學，潘文寫下了他們的個人經歷，以及他們因為中國社會變遷而造成的不同命運。

潘文來自五大湖區的威斯康辛州，不過他在東岸紐約長大（這多半是因為他的父親在《紐約時報》任職），又到西岸的史丹佛大學讀書。比較特別的是，潘文是鄧小平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到中國留學的外國學生。他在北京學漢語，然後在南京讀了兩年書。南京大學是中國當時第一所允許外籍學生與中國學生在宿舍一同生活的高等學府，這段經歷讓他在1988年以美聯社記者的身份被派駐中國大陸報導。

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潘文人正在北京，不久就被當局要求離境。1998年，他以《華盛頓郵報》中國首席記者的身份，再次回到中國長期蹲點，直到2003年為止。潘文的報導生涯，是從加州地方媒體的一名攝影記者開始，他的報導足跡很快走向海外，遍及中國、香港、越南、印度、剛果、盧安達、土耳其、阿富汗、斯里蘭卡、波士尼亞、南斯拉夫。

波灣戰爭期間，潘文在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科威特擔任戰地記者，他也曾擔任《華郵》駐巴爾幹半島的首席記者。由於對亞洲的傑出報導，潘文在2003年被美國亞洲學會（Asia Society）授予Osborn Elliott Prize。 此外，潘文在亞洲的報導也拿到哈佛大學與史丹佛大學聯合頒發的Shorenstein Award（2007年）、喬治城大學則因為他的外交事務報導頒發了Weintal Award（2011年）。

2004年，潘文從中國被調回美國，擔任《華盛頓郵報》西岸分社社長兩年，再調任每周Outlook評論版的主編。2011年，潘文又搬回中國進行研究與寫作，並在2016年完成了他的新作品《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Middle Kingdom》（美麗國家與中央王朝）。潘文娶了中國籍的太太，如今和兩個小孩一起住在加州，也持續在《華盛頓郵報》發表評論。

當潘文上台，一開口就是幾乎聽不出老外腔調的中文「非常非常感謝」，顯見他在中國長年讀書、報導、研究的深厚功底。潘文說，他來台灣已有五十多次，但不管是國民黨當權的八十、九十年代，還是民進黨當權的時代，「他們都覺得我這個人比較頭疼」，「所以今天下午我最有慾望的事情，就是我不想讓你們頭疼。」

美國人對中國人的一種偏見

潘文說，他最近幾年一直觀察美國人對中國人的看法，其中有一種看法經常被忽略，雖然他認為是一種偏見，但很值得研究—很多有影響力的美國人認為，中國人或者華人接受不了民主概念，不管是人權還是結社權之類的普世價值，都抱持一種接受不了的心態。而且有相當一部分的美國人認為，只有一種獨裁、集權的政府來管理中國，才可以成功。

潘文強調，這種美國人對中國人的偏見並非此時此地才有，而是一種「歷來的看法」。潘文從1911年的辛亥革命談起，當時孫中山從美國回到中國後，發現自己沒有部隊，但是袁世凱有，所以強勢的袁世凱當上了臨時總統。不過那時的國民黨相當受歡迎，所以在1912年的大選裡，國民黨選得不錯，宋教仁很有機會當上總理。

潘文說，宋教仁當時寫了一部憲法「相當有意思」。因為憲法裡頭，限制了總統的權力，把很多很多權力給了國會。而且憲法裡頭也說了，所有的人、包括總統，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這種想法對中國人來說，的確是一種突破。因為以前皇帝一開口就是法，皇帝甚至比法律更高。

袁世凱知道這件事以後就不高興，他也把宋教仁看成是對他的威脅。1913年的3月8日這部憲法在國會通過，宋教仁20日在上海等火車要到北京，很可能要當總理，後來被一群人給暗殺了，歷史學家一般認為這是袁世凱安排的，這也使得他需要一部新憲法。

古德諾與史諾：獨裁專制才能救中國

宋教仁死後，袁世凱的很多美國朋友都建議他「你必須再寫一部對你更有利的憲法」。當時美國的知名政治學者古德諾（Frank Goodnow）於是來到中國，幫袁世凱起草新憲。古德諾到中國才不到一個星期，就下了一個結論：這群人文化水平很低，其實一點都不文明，他們確實接受不了我們偉大美國的民主。潘文說，古德諾非常看不起中國人，認為這群人根本就不知道「法」是什麼東西，所以他們就是需要一個國王、一個皇帝來管他們。

在古德諾為袁世凱起草的新憲中，就把許多原來國會手裡的權力，都撥到了袁世凱的手裡，等於袁世凱在新憲裡頭獲得了無限的權力。潘文說，古德諾確實是比較保守的人，但是再過幾年，美國的左派人士裡頭，也有人支持由一個獨裁的政府來管中國。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史諾（Edgar Snow）。

潘文說，史諾是一個跟古德諾非常不同的人，古德諾比較保守、比較斯文，個人魅力比較有限；但是史諾的個人魅力很強，他是美國中西部出來的人，比較帥、眼珠子是藍色的，是一個比較有魅力的美國人，而且文筆寫的特別美。

史諾1928年從美國到上海，在上海的時候，他是跟什麼人都在一起，包括魯迅、各式各樣的詩人、電影明星，跟他們混在一起，過著非常有意思的生活，他也跟孫中山的妻子宋慶齡非常熟。上個世紀的30年代，史諾從上海搬到北京，一邊當記者、一邊教書。

就是在這個時期，史諾開始跟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聯繫，幫他們寫了很多宣傳的東西，也幫忙組織遊行示威。中共發現這個老外可以利用，1936年給了他一個非常大的獨家新聞，潘文說，到現在他還是特別妒忌史諾，那就是到中共的革命基地去採訪毛澤東。史諾到了延安，待了兩個月，寫了一本非常有影響力的書《Red Star Over China》（紅星照耀中國）。這本書不僅僅是影響了很多美國人，也影響了很多華人、很多中國人。當時很多中國人看了這本書以後，就跑到西北去了。

潘文說，儘管史諾與古德諾這兩個人有很大的不同，但他們有一點相同：他們都覺得，只有獨裁可以真正地治中國的病。不過史諾文筆比較好，說得更為美化—他說中國需要一個「救主」（savior）—但是史諾的意思跟古德諾其實差不多，因為一個救主當然可以享受無限的權力，來救中國的命。

反駁之聲：胡適與林語堂

這種中國不能接受民主，需要獨裁統治者的思想，有好幾個中國人都表達反感，潘文舉了其中比較重要的兩個例子：胡適跟林語堂。作為中國自由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胡適向為袁世凱起草新憲的古德諾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們要搞民主的話，是不是必須得練？如果連「練」的機會都沒有，要怎麼掌握民主？

林語堂則是對史諾有意見。林語堂在上個世紀的30年代寫的東西又罵共產黨、又罵國民黨，所以開始有人威脅他的生命，他就跑到美國去了。潘文說，林語堂也是美國第一位「心靈雞湯」型的作家，他的作品在美國也非常暢銷。

當林語堂1943年又從美國回到中國，他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為什麼有那麼多美國人恨國民黨，而且特別支持共產黨？林語堂認為這是一件危險的事，因為多半恨國民黨或支持共產黨的美國人，根本看不懂中文，所以也看不懂、沒看過共產黨的文宣，所以根本不明白共產黨的危險在哪。

林語堂覺得，蔣介石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但最起碼比毛澤東好。如果蔣介石當權，最起碼在我們中國人的屋子裡面，還會允許一點點的氧氣進來；但如果讓毛澤東當權，我們的屋子裡面連一點點的氧氣都沒有了。林語堂回到中國後，用英文寫了表態支持國民黨政府的《The Vigil of a Nation》。結果有一大票美國記者批評這本書，當中抨擊最力的，就是林語堂的老朋友—史諾。

史諾在這本書的書評裡頭說：林語堂，你就是一個小人，你沒有尊嚴，你也根本不懂歷史的必然性，共產黨的勝利就是必然的，你必須接受。你這本書非常危險，根本就不應該出版。林語堂就反過來提了一個問題，潘文說，在他的這段文字裡，還可以聽到胡適1915年的回音：請問，你們美國人總是說，自由是你們的生命之血，但為什麼你們一看到中國人，就覺得自由是一種「屁事兒」？認為我們不關心自由，你為什麼會這麼想？林語堂還說，我這個人沒有國家可歸，難道你要我一下子跳到共產黨的所謂「天堂」裡面去嗎？「我不跳。」

強有力的現實駁斥：台灣的民主化

潘文說，這種中國人不能接受民主的想法，在美國一直持續了好幾十年：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右派一直很支持蔣介石，也就是當時台灣比較高壓的戒嚴政府；到了七十年代，美國政府又開始跟專制的中國大陸來往。美國的NGO「亞洲觀察」（Asia Watch）在八十年代，也寫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話：中國人並未享受自由，但中國不在乎這個東西。甚至有美國的政治集團認為，中國沒有罷工、組織工會的自由，這對我們的營利有好處，所以他們下了一個結論：中國的獨裁對我們的錢有好處，所以我們還是繼續支持獨裁的政府。（推薦閱讀：思沙龍》砲火已冷，但戰爭結束了嗎？從「中國內戰」談70年後的台海潛在危機）

潘文說，對於這種「中國人不懂民主」的偏見，從八十年代開始有一個重要的現象可以加以駁斥—那就是你們台灣的民主化（儘管非常曲折、非常困難）。潘文說，他知道台灣的民主非常困難，有藍、有綠、有紅色的干預、中國的打壓、美國的不靠譜、白宮裡面還有一個「瘋子」，台灣的經濟也站在一個十字路口。潘文一再強調，台灣民主化對於這種偏見是一個重要的突破，「我希望你們不要把這個東西忘掉了，在奮鬥與勾心鬥角當中，還是不要忘掉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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