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威瑪的幽靈看114年憲判字第一號判決

讀罷114年憲判字第一號判決，吾人不禁要為台灣當前的憲政亂象，發出一聲沉重的歷史浩嘆。這份判決，表面上處理的是《憲法訴訟法》修正條文的合憲性爭議，但其深層的肌理，卻是直指台灣民主政治早已陷入的「形式主義病灶」與「多數暴力的迷思」。

歷史總是以一種弔詭的方式重演。回望一九三三年的德國，納粹並非通過武裝革命奪權，而是透過《授權法》（Enabling Act），利用完全合法的國會程序，合乎邏輯地埋葬了威瑪憲法。當代的政治學者卡爾·史密特（Carl Schmitt）曾深刻指出「合法性」（Legality）與「正當性」（Legitimacy）的斷裂危機；當立法者僅僅依循形式上的多數決，卻試圖摧毀憲政秩序的實質根基時，這便是最危險的「合法的篡奪」。

立法院去年修的憲訴法，試圖將大法官判決門檻鎖死在僵硬的十人與九人，惡意利用大法官現有缺額的客觀事實。這種修法在技術上看似僅是調整規則，但在本質上，卻是一種「憲政功能的癱瘓術」。立法權仗恃著民意機關的外衣，以「修法」之名，行「毀憲」之實。此舉恰恰應驗了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百年前的憂慮：民主體制最大的威脅，往往來自於「多數的暴政」，特別是當這種暴政披上了法律的外衣，其侵蝕力遠甚於顯而易見的獨裁。

面對此等憲政危機，大法官宣告該法違憲，不僅不是所謂的「司法擴權」，反而是憲法秩序面臨崩解邊緣時的自我救贖。我們必須重申漢米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在《聯邦論》第七十八篇中的經典論述：行政握有社會之「劍」，立法掌握「錢袋」，司法則「對劍與錢袋皆無影響」，「既無 force 亦無 will，僅有 judgment」。此一經典命題的要害，在於以權能結構說明司法的本質限制：司法不具主動資源動員與強制執行能力，其正當性不在於意志支配，而在於受案件觸發、以理由與文本約束的違憲否決。故將憲法審查本身稱為「司法獨大」屬概念錯置；真正危險的，反而是政治部門以程序或門檻設計使司法無從裁判，將「能否行使 judgment」轉化為他機關可操控的條件，進而抽空憲政制衡的最低功能。

本案中，大法官所扮演的角色，正是法理學大師凱爾森（Hans Kelsen）筆下的「消極立法者」（Negative Legislator）。當立法程序出現了「只決未議」這種荒謬現象——即缺乏實質討論、協商冷凍期被架空、審議精神蕩然無存——這已觸犯了德國法哲學家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著名的「拉德布魯赫公式」：當實證法律與正義的矛盾達到如此不能容忍的程度，以至於法律實際上變成了「非法的法律」（Statutory Lawlessness），它便失去了效力。大法官介入宣告立法程序違憲，正是在告訴傲慢的政治部門：沒有經過實質理性的程序，就沒有民主的正當性。

再者，關於大法官人數計算的爭議，更顯現出我們政治文化的庸俗與反智。針對現有八位大法官扣除三位迴避者後的算術問題，判決指出若不將迴避者排除於分母之外，將導致「拒絕審判」的荒謬結果。這在法理上，是為了維持法治國運作的「必要之惡」與「最小偏離」。然而，部分政客卻試圖將其與立法院的政治算計混為一談，這是一種邏輯上的錯亂。司法機關是為了「救亡圖存」而不得不調整計算方式，以避免正義真空；而立法機關的修法，卻是為了「製造真空」而操弄數字。兩者動機南轅北轍，豈可同日而語？

歸根究底，114年憲判字第一號判決是對台灣日益墮落的政黨政治的一記當頭棒喝。它揭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我們的立法權早已忘卻了自我節制的憲政倫理，企圖透過技術性的規則修訂，讓自己置身於不受憲法檢驗的「絕對權力」高地。

台灣的憲政主義若要走出黃昏，唯有政治部門回歸理性，停止這種毀滅性的焦土戰爭。否則，我們引以為傲的民主，終將如威瑪共和一般，在無止境的權力惡鬥與形式主義的操弄中，走向虛無與崩壞。

※作者為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