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觀察：「趙紫陽或劉曉波都碰不得」，這句話是誰說的？

（德國之聲中文網）“今天，黨對媒體的控制，包括互聯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自我審查實現的：媒體機構知道，趙紫陽或劉曉波都碰不得。劉曉波是要求進一步民主化的政府批評者，即便在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仍被監禁。自我審查的背後，有一個類似奧威爾小說（《1984》）中描述的系統：監聽談話與通信，關閉網站與報紙，甚至選擇性地封鎖網絡上的特定新聞。”

假如隱去作者姓名，讓人猜猜這段話是誰說的，出自哪裡，我想答案多半是：激烈批評中國政府的異議人士，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采訪時發表的觀點。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譯本刪改部分就是最佳答案

《中國民主季刊》（2025年第二期）的編輯邀請我和幾位專家及觀察人士一起參加圓桌討論：“制度與發展：中國是否在失敗？”討論的契機是，2024 年諾貝爾經濟學頒給了三位研究政治、經濟制度對於國家貧困與富裕影響的學者，達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吉姆·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 2012年出版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預言中國經濟發展將不可持續。

當時中國經濟如日中天，而且正在進行產業布局的更新換代。在很多中國經濟學家眼裡，這樣的預測頗有些讓人不屑一顧。今天，人們發現經濟似乎陷入了停滯、無力復蘇。無論國內、國際，許多人都失去了對中國經濟在目前政權體系下恢復活力的信心。

為了參與這個討論，我去對照了這本書的原著（英國圖書公司Profile Books2012年出版)和中國大陸中譯本（譯者李增剛，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年出版）。在這本書中，兩位作者花了不少篇幅討論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以及必然遇到的政治障礙。不出所料，跟所有涉及中共治理的西方學術著作一樣，中國譯本對這些內容進行了大量的刪改，原著中直接明快的文風變得含混不清，部分章節甚至讓否定變成了肯定，批評變成了贊賞。

然後我又去重溫了中國問題專家黃亞生教授和許成鋼教授的相關文章和著作。我的結論是：中譯本刪改的部分，其實就是這個筆談提出的問題的最佳回答，也是一個極具諷刺性的證據，因為言論管控正是《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所論述的攫取式政治制度存在的樞紐。

寫道這裡，我想讀者已經猜到：文章開頭引用的那段話，就是摘錄自這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這本最有名的著作。

長平觀察：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十年前就讓中共不高興了

地產大亨和經濟學家為什麼成為超級明星？

六四血腥鎮壓之後，談論政治的風險再次升高。“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錢鐘書、季羨林等飽學大師一度成為媒體追捧的對象。但是，幾年之後，企業家和經濟學者蓋過了他們的風頭。

那時候，地產大亨和經濟學家都在媒體上享受著超級明星的待遇。他們不僅是懂得經營的成功人士，而且是洞悉一切的人生導師。他們不僅談經濟，還談生活與哲學。

直接的原因，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理論指導為實踐所需，經濟成功更受到頂禮膜拜。對於媒體來說，還有一個心照不宣的原因，那就是報道企業家和經濟學家政治風險相對較小。

其實，有一些經濟學家如吳敬璉、張維迎等學者始終不渝地呼籲政治改革，但是人們普遍覺得，以發展經濟為目標的政治改革籲請和勸諫，要比以民主自由為目標的政治變革抗爭，更容易為中共當局所容忍，甚至更有效。在有些人那裡，由此還生出一種“智力優越感”：談論經濟更具“技術含量”。或者說，經濟學家應該避免直接談論政治。

習近平為什麼不願做顯而易見利好的事情？

政治也可以很有“技術含量”，但它首先是一個簡單的是非問題：人民有沒有自由、權利和尊嚴？任何誠實的經濟學家，在討論中國經濟問題的時候，無論經過多麼復雜的計算和推理，最後都可能面臨這個簡單的問題。

我們還可以繼續做題：請閱讀以下言論，猜猜它是什麼人說的？

中國經濟陷入困境。……顯而易見的解決辦法是將更多收入轉移到家庭，從而增強消費需求。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似乎奇怪地不願做這些顯而易見的事情，他仍然專注於生產而非消費。我想讓中國專家來解釋這種不情願——是因為地緣政治嗎？還是因為擔心中國人會變得懶惰？

就算你不是仇外者，也會擔心一個超級大國未來可能采取的行動，因為它的領導層似乎一年比一年變得更加專制和不穩定。試圖削弱這個超級大國的危害能力是有道理的，即使這會讓很多人感到緊張。盡管中國可能不會成為許多人預期的那樣一個超級大國，但這並不會改變這種判斷。

答案是：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

消費主導型經濟意味著中產階級賦權

作為討論的參與者，我很榮幸地看到，達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教授應《中國民主季刊》之邀，對我們的討論作了回應。

阿西莫格魯說，早在 2012 年本書出版時，非常明顯，中國是一個異常專注於經濟增長的、自上而下（掠奪式）的政治體系。在過去的十三年間，更明顯的是，中國的目標不僅限於經濟增長，而是著眼於創新與技術領先。在這方面，阿西莫格魯認為中國強過當年的蘇聯。

在其中一個問題上，阿西莫格魯和克魯格曼的看法幾乎完全一致。他說，中國尚未成功轉型為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體。目前中國出口部門更具活力，而消費率（消費佔 GDP 的比重）按照國際標准來看仍然非常低。實現這種轉型對中國經濟的下一階段增長至關重要，而這一轉型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涉及政治領域。

為什麼呢？阿西莫格魯指出，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意味著必須賦予中產階級更多權力和更積極的角色，但這對中共的政治主導地位而言無疑將構成威脅，這一點也得到了中共領導層的充分認識。因此，經濟重心轉型的過程究竟會如何展開，依然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

作者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 ·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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