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道遊行不是「討公道」 是在掩護政客的失能
李志銘／作家
初夏的凱達格蘭大道，柏油路面在烈日下蒸騰著刺眼的眩光。2026年七月二十五日的午後，一場號稱「還我食安」的全民大遊行預告在此登場。媒體鏡頭底下麥克風擴音器裡傳來政治人物激昂頓挫的疾呼，將整座城市的焦慮與憤怒推向了最高潮。然而，當我們剝開這層由群眾情緒、政黨動員與媒體聲量所層層包裹的喧囂包裝，重新審視這場遊行的起點——那一桶桶流轉於台灣日常飲食供應鏈底層、被驗出含有高劑量第一級致癌物「苯駢芘」（Benzo[a]pyrene, BaP）的大豆沙拉油——人們不禁要問：這場漫天飛舞的政治政治表演，究竟是在討回公道，還是在替某種長久以來被體制溫柔掩護的「失能」，執行一場大規模的集體甩鍋？
從台北到台中，直轄市首長們接連在媒體鏡頭前慷慨陳詞，將箭靶齊齊指向中央行政院與衛福部。然而，這幅充滿戲劇張力的抗爭圖景，若放在台灣食安治理的歷史考據與權責結構下對照，卻顯得無比諷刺與荒誕。
一個被制度性縱容的食安漏洞
要理解這場食安風暴的本質，必須先將視線從凱道的舞台，拉回那幾家隱身於港口與工業區、看似枯燥無味卻掌握全台命脈的油脂煉製廠。
在食品科學的考據上，苯駢芘（BaP）是一種多環芳香族碳水化合物（PAHs），往往源於有機物質的高溫 pyrolysis（熱解）或不完全燃燒。當進口黃豆在海運前經過不當的火烤烘乾，或是粗煉壓榨過程中的高溫催化，這種隱形毒素便會悄然滲入油脂之中。台灣參照歐盟標準，訂定食用油苯駢芘限量為每公斤 2 ppb，這是極其嚴格的科學防線。然而，再嚴密的法規標準，若缺乏實體稽查的落實，也不過是印在紙頁上的虛幻符號。
追根溯源，若從台灣沙拉油產業鏈的結構來看：全台粗煉大豆油的源頭工廠，不過區區三家——台中港區的中聯油脂、台南的大統一，以及高雄的台糖。這意味著，只要把守住這三個源頭閘口，致癌油脂根本無從擴散。但現實的發展，卻令人瞠目結舌。2026年四月，中聯油脂出廠的粗油便已出現苯駢芘嚴重超標；五月中旬，下游加工大廠南僑於進貨品管時自主驗出高達 8.1 ppb（超標四倍）的毒油，並緊急通報供應商福壽。令人震驚的是，這股警訊在業者內部沉悶地迴盪了將近兩個月，直到六月底才終於登上通報平台。
這長達六十多天的監管真空，究竟是如何造成的？
事實上，中聯油脂並非孤立的企業，而是由福壽、福懋、泰山等老牌油脂大廠共同出資成立。其中，福壽董事長洪堯昆——同時兼任中聯董事長——在政商界影響力深遠，長期擔任國民黨工商建設研究會理事長。在地方政治的叢林法則裡，這些深耕數十年的油脂巨頭財大氣粗、掌握龐大就業人口、選票脈絡與政治獻金，早已融入了地方執政者最為珍惜的「政通人和」榮景之中。
正是在這種「和氣生財」的默契下，台中市政府在盧秀燕執政的八年間，對這家市佔率高達三成以上的油脂巨頭，竟然僅僅進行過「一次」抽驗；更為諷刺的是，二〇二四年四月那唯一的一次抽驗，市府食安專區公布的報告裡，連「苯駢芘」這個關鍵項目都未曾列入。當監管者選擇閉上眼睛、放棄隨機抽驗的威懾力，業者自然心存僥倖。地方政府用長達八年的「不作為」，為不良廠商搭建了一座無後顧之憂的避風港，終致致癌毒油暢行無阻地流入全台的市面與餐桌。
卸責政治的民粹演繹
如果說地方監管的失能是一場靜悄悄的沉淪，那麼事發之後的政治應對，則是一場張揚而喧鬧的修辭暴力。
當毒油風暴全面爆發，台北與台中市府過往在日常稽查上的疏漏被攤在陽光下時，人們看到的不是行政首長的深切反省與對國人的躬身道歉，而是一套極其精密的「責任轉移術」。在台北市議會的質詢台上，議員苗博雅以具體數據揭露：身為台北市食品安全委員會召集人的市長蔣萬安，在歷來十五次食安會議中缺席了高達十一次，缺席率突破七三％；自2024年寶林茶室事件爆發後，蔣萬安更是長達兩年四個月未曾親自出席食安會報。與此同時，台北市平日對致癌物苯駢芘的抽驗紀錄同樣近乎掛零，甚至讓出事的業者繼續掛著「績優標章」。
面對議會質詢台上關於「為何不開會、為何不抽驗」的質疑，行政首長選擇了高分貝的對嗆與語焉不詳的迴避；然而，一跨出議會殿堂，他們卻化身為凱道上聲討中央的「抗爭領袖」。
這種「弱化議會問責，強化凱道聲量」的政治操作，深刻地暴露了當前政治人物對憲政責任的冷漠。議會是一個需要拿出數據、時間表、稽查紀錄與失職懲處名單的嚴肅場域；在那裡，行政怠惰無法被掩飾。相反地，凱道造勢舞台則是一個可以用高亢口號、二元對立與群眾情緒瞬間將問題簡化的政治劇場。
當蔣萬安與盧秀燕在台上高喊「中央蓋牌」、「中央漂白」時，他們成功地將一場地方第一線稽查失守的行政災難，抽換成「地方受害者對抗中央霸權」的政治敘事。衛福部本於食品科學與風險稀釋原則所訂出的溝通標準，在民粹情緒的浪潮下被踩踏得粉碎；國會黨團甚至順水推舟，主動刪除、凍結了衛福部與食藥署八至十二月的業務預算。一邊高聲喝令中央徹查，一邊砍斷中央執行稽查與運作實驗室的糧草，這種極致的矛盾與算計，不過是為了替個人問鼎大位或整合藍白勢力，堆疊所需的政治燃料。
回歸地方主管機關的法理責任
當七月二十五日凱道上的喧囂散去，留給台灣社會的，依然是那個未被解決的根本問題：我們究竟需要一個怎樣的食安治理體系？
答案其實並不複雜，它就寫在《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的條文中，也印證在不同縣市政府的執法成績單上。
正如前述分析所呈現的明晰對比：同樣一套中央食安法規，交到了不同的地方政府手中，卻演繹出了截然不同的命運。高雄市政府在過去幾年中，針對轄區內的台糖油廠主動執行了六次查廠、十八次抽驗；台南市政府則建立起嚴密的雲端通報追蹤與隨機抽樣機制，迫使大統一等大廠時刻保持警惕，不敢有絲毫的心存僥倖。南部縣市首長用踏實、近乎枯燥的日常執法，守住了台灣民眾的餐桌安全；而台中市與台北市，卻在長期的忽視、冷漠與對業者的過度信任中，讓致癌毒油洞穿了防線。
這項赤裸裸的對照，已經徹底回答了誰才是問題的真正根源。
《食安法》賦予地方衛生局第一線查廠、扣押、裁罰與下架的實質公權力。地方政府是第一線的守門人，中央則是法規訂定與跨縣市協調的二線後勤。當第一線的守門人自己在崗位上瞌睡、八年不抽驗關鍵項目，出事後卻反過來指責二線後勤沒有及時幫忙救援，這不僅是法理邏輯的倒置，更是政治倫理的墮落。
真正的政治承擔，絕非在凱道上記者會上把聲音喊得有多大，而是在議會質詢台上把責任交代得有多清楚；真正的食安領導力，也不是在大熱天號召民眾上街充當政治籌碼，而是能不能耐得住煩，坐在辦公室裡開好每一場食安會議，帶著稽查人員踏踏實實地走進每一間工廠。
地方首長最該做的，是坦然面對自身的治理無能，向無辜遭受毒油威脅的國人深切道歉，嚴懲內部瀆職失職人員，並徹底補齊稽查制度的破網。若只想用凱道上的咆哮與政黨動員來淹沒自己的行政失職，那麼當喧囂退去後，歷史與選民終將看清：那高舉著「食安」大旗的背影背後，不過是一場精心運作、拿全民健康當作個人政治前途鋪路石的荒謬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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