捨不得放下手機？「報復性熬夜」背後的心理學
已經凌晨兩點，明明精疲力盡，卻還滑著手機，想著當明早的鬧鐘響起，究竟該打電話去公司請假，還是乾脆辭職？
這樣遲遲不願意進入睡眠的現象，是現代都市人的日常。近年，「報復性熬夜」這個新興名詞從過勞文化盛行的東亞，擴散到全球各地。
「自我報復」文化：想奪回控制權
2014年，一份荷蘭心理學家們的研究定義「睡眠延遲」為「沒有外力控制下，一個人還是不願意在原本設定的時間睡覺」，其後，心理學家多以「自律不足」來探討這個問題。
然而，與其說是無法自律，也有心理學家認為，人們其實是更希望「控制」些什麼。
美國心理治療師阿普爾頓（Daryl Appleton）指出，報復性熬夜的邏輯很簡單，就是奪回主控權。「當我們不覺得自己可以掌控白天的生活，我們就恣意使用夜晚的時間，作為一種補償。」
弗洛伊德曾言，「補償」是一種防禦機制，透過在另一個地方放縱自己，來掩蓋心靈的匱乏與脆弱。
「當你整天都在回應他人的要求，犧牲睡眠、做自己的主人就是值得的。」美國臨床心理師達拉莫斯（Aimee Daramus）也這麼說。
長期睡眠剝奪導致的身心問題人們都不陌生，神經科學家沃克（Matthew Walker）在《為什麼要睡覺？》一書中甚至直指：睡得越短，壽命就越短。
然而，人們還是持續違逆本能，因為奪回「我的時間」，是一種抵抗，去逃避日復一日的機械化職場生活。
「自己的時間」到底有多少？
根據荷蘭電子公司飛利浦2019進行的全球睡眠調查，回收來自12個國家的11,000份問卷，62%的成人沒有獲得充足的睡眠，上班日平均睡6.8小時。其中37%的人將之歸咎於忙碌的工作行程。
其中，中國特別嚴重，科技公司的996輪班（上午9點至晚上9點，一週6天）模式影響了許多其他企業。2018年的一項國家調查指出，九〇後年輕人，有六成睡眠不足，而且一天醒著的時間，只有2.42小時沒在工作。
科技提高了生產力，卻也讓全世界的人們陷入另一種競爭困局。1930年代，凱因斯曾樂觀預測，照著科技發展的步伐，百年後的人類一週只要工作15小時，就能應付生活。然而當今工時最短的法國，人們一週仍要工作35小時。
工時長是一回事，現代工作環境讓人更難劃清工作與生活的界線，英國謝菲爾德大學工作心理學講師凱莉（Ciara Kelly）指出，Email和通訊軟體讓人感覺「總能被工作找到」。疫情催生的「在家工作」風潮，又讓這道邊界更模糊。
英國肯特大學勞動社會學家（Heejung Chung）把責任歸咎於資方，並指出企業提供更高的工時彈性反而有助於生產力，「員工需要時間放鬆，才有好的工作表現。」
縱然個人難以撼動資本主義對生產力的無限癡迷，達拉莫斯建議，找回對生活的掌控感，可以練習為工作時間設立不同階段，「利用午休時間看書、買現成的便當，想辦法挪出更多『自己的時間』。」
阿普爾頓則提醒，持續活在「報復性熬夜」中，就該思考換一份工作了，「我總是和我的病患說：健康，就是打造一個你不會想逃離的生活。」
（資料來源：BBC, Greatist, Well and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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