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地獄全文】在自成一格的絕望世界　「不是今天死就是關到死」

**2019年5月，監察委員王幼玲等人造訪綠島監獄，發現綠島監獄長期以單獨監禁等方式處罰受刑人，曾有受刑人長達十四年關在獨居房裡。為了抗議獄方，發生過受刑人吞電池、吞藥自殺事件，光是2017至2019年，綠島監獄便發生六起自戕案，9月11日監察院以涉及違反酷刑公約，糾正了綠島監獄和矯正署。

綠島監獄狀況並非個案。2015年高雄大寮監獄爆發六名受刑人挾持典獄長，企圖逃獄的事件，亦與監獄管理情況相關。

監獄是矯正場所，罪犯的社會復歸中繼站，究竟為何，監所成了絕望終點站？立法院這會期，將針對《監獄行刑法》立法73年來最大規模修法。鏡週刊為此推出系列報導，邀請讀者一同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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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窗可以結束一切，也許會有一時的疼痛，然後是永遠永遠永遠的長眠。」————《發條橘子》（A Clockwork Orange）

「先上膛，關保險！」2015年2月11日約莫4、5時，高雄大寮監獄外員警重兵守備，不敢輕率。因為高牆之內，爆發台灣首宗監獄幹部被狹持的越獄事件：六名受刑人假借就診名義，手持利剪一路挾持監所管理員、主任等人，搶走鑰匙、突破防線，挺進槍械室與彈藥室後奪取6把長槍、4把短槍，隨後再轉入車檢站，預備越獄。

只是當6人通過車檢站步上聯外道路，發現手中武器難敵監所外包圍的警方火力。越獄不成，只得退避車檢站，而此時他們手中，還有典獄長陳世志及戒護科長王世倉。員警與六名受刑人展開對峙，希望將囚犯逼回監獄，直至傍晚，卻還不分勝負。

「我也懂啦，黑社會怎麼會聽警察的，他們說破嘴也勸不動。」為了勸阻越獄的6名受刑人，高雄市警方致電曾二度遭判刑出入監獄的前高雄市議員李榮宗，因為6名劫獄受刑人中的鄭立德，是他從小相熟的朋友。

既是警局熟人請託，又是自己朋友涉事，李榮宗一口答應，動身前往監所。但他心裡多少忐忑，畢竟自己只認識6名劫獄者中的一個，其他5名受刑人全然陌生，「萬一他們情緒激動起來，把我打死⋯⋯，我活這把年紀是不怕了，但我2個月後要嫁女兒啊。」頂上略顯灰白的李榮宗撓了撓頭。

「警察跟我說：『不然你穿防彈衣進去』。」李榮宗一聽心裡暗罵，等下6個人看他穿防彈衣心情更激動，不是反身陷危機？而且對方如果開槍打頭，防彈衣又有何用？他一咬牙，沒穿防彈衣便入內，獨自面對6名刑期短為25年、長至無期的囚犯鄭立德、黃子晏、靳竹生、秦義明、魏良穎與黃顯勝。

進門後，李榮宗首先看見一臉絕望的鄭立德；旁邊手握槍桿來回踱步的秦明義，因瞥見外頭有狙擊手對準車檢站內，忍不住發火，「我只能勸他說那個（狙擊手）只是做個樣子，要他不要激動。」

絕望催生的亡命囚徒

話語甫落，突聽遭判無期徒刑的靳竹生大吼「我要喝酒，我明天就要死了，我現在要喝酒！」讓坐在一旁的李榮宗唬了一跳。他趕忙連聲安撫：「老大、老大你不要這樣想。」只是李榮宗與6名受刑人皆心裡有數，眼下，已是沒有明天。

劫獄不成，死路一條，但6人有話要說。被叮囑去勸降的李榮宗，晚間九點多帶著由鄭立德手寫、要求透過媒體刊登的訴求走出監獄，交由矯正署長吳憲璋以電話和6名受刑人溝通。晚間11點，警方對外公布受刑人聲明，內容包括保外就醫規定不合理、工廠作業金過少，以及「三振法案」讓受刑人絕望。

「我後來進去跟他們說，訴求已經傳達出去了，可以了，就棄械投降吧。」但李榮宗回憶，鄭立德只是望著他說：「老大，沒辦法了⋯⋯。」

李榮宗聽了，心下淒涼。他和鄭立德相識許久，知道他兒子年紀尚小，老婆孩子家人俱在，本來還有出獄的盼頭，如今搞出劫獄，縱然獄方強調不會追究，一夥人心裡明白，投降後恐怕就是關進獨居房直到刑滿為止。

「而且你把人帶出來（逃獄）又縮回去，以後也沒臉活了。說實在的，他們不是今天死，就是關到死，關到死肯定很難過，不如今天死瀟灑一點。」李榮宗歎。

外頭六位受刑人家屬不斷溫情喊話，鄭立德聽得哭喊，一陣心煩，大吼：「叫他們回去，不要再喊了！」一旁秦義明附和似地對空開了一槍，讓咫尺邊的李榮宗一陣驚嚇。靳竹生則是咆哮，「再不送酒進來，8個一起死。」

原本擔心受刑人喝酒後大開殺戒，堅持不願送酒進去的矯正署，一聽到「8個一起死」，臉色陡變。「有幾個長官才上任沒多久，人質萬一死了，他們烏紗帽也沒了。」最後警方商議，決議由一名人質送酒，「酒送進去沒多久，大概凌晨3點多，就傳來第一聲槍響，之後又有幾聲，然後就沒了。」

同一天，監獄裡其他受刑人也豎耳聆聽新聞轉播。大寮六名受刑人訴求一出，不少人心裡跟著附和。「現在『三振法案』讓假釋變得很嚴，長刑期的關在裡面，30歲進去，出來都60歲，你說他出來還能找工作嗎？人生都沒了，想一想就會很絕望啦。」那天看著新聞，同在監所服刑的阿偉（化名）歎一口氣。

受刑人口中的「三振法案」指的是《刑法》77條第2項：犯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的累犯，於假釋期間，5年內故意再犯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徒刑之罪者，被排除適用假釋。用棒球術語來說，累犯假釋期間又再犯，便得三振出局，不能再聲請假釋。

假釋規範緊縮，源於2004年台中發生綁匪拒捕殺警的重大公安事件，彼時假釋出獄的施安明和友人共同綁架酒店業者，施安明在台中中港路上遭警方圍捕，雙方駁火100多槍，施安明遭擊斃，警方也一死一重傷（後傷重不治死亡）。此前《刑法》修正草案擺放多年毫無進展，這起重大事件讓外界加嚴假釋規範的聲浪高漲，隔年《刑法》修正草案在立院通過三讀，06年7月正式上路，「三振」的概念也在這波修法中納入。

那年修法除了放入「三振」概念，還修改了無期徒刑可聲請假釋的年限——從原本執行十五至二十年便可聲請，延長至執行二十五年才可聲請。當年標榜「輕罪輕判、重罪重罰」的修法立場，結果卻導致監所內受刑人越關越老、越關越長，絕望感越積越深沉。

在監所任職數多年，負責受刑人教化的教誨師王先生反諷：「這是政府的德政啊！」他直言，長期以來，監所只用最低限度的人力和資源維持受刑人「不死、不逃」，導致監所和矯正署都不知如何對待這群「沒有明天的受刑人」，監所用時間和隔離把囚犯驅逐，要他們日日在百無聊賴中度過，王先生低目斂眉：「大寮的案例只怕還會再發生。」

「2014年台北監獄有個50幾歲的受刑人，趁著在工廠時拿剪刀往心臟刺3刀。」在監所任職數多年，負責受刑人教化的教誨師王先生描述著。事後發現，該名50多歲的受刑人刑期長達39年，且不得聲請假釋，處境與2015年高雄大寮監獄中劫獄的6名受刑人相當。

監所裡，絕望是個比較級，濃縮在最極端的案例中迸裂。出不去的受刑人劫獄、自殘，反映出監所內最無望的一群人的狀態；對多數還出得去的受刑人而言，有盼頭便還能吞下苦頭，但監所內充斥人治色彩濃厚的遊戲規則，一再加重了無望與不確定性，讓人瘋狂，更提高監所管理的風險。

「自由」是唯一的懸念，假釋准否，因此牽動著受刑人的絕望感。目前法規明定，假釋得透過「累進處遇」制度，以分數檢視受刑人狀況。甫入監的受刑人是第四級，若無違規，約每三個月，就可以加0.1分，分數到了就可晉級。第二級受刑人可以聲請假釋，第一級則由監所主動提報假釋。

規定看似嚴謹，實則紊亂。才剛假釋出獄的阿力（化名）埋怨：「分數到了卻不能假釋的也很多啊。靠關係去喬的才出得去啦。」

受刑人感覺假釋規範標準不一，其來有自。未有「假釋案件審核參考基準」前，假釋准否的依據，「是主管一件一件喊價，告訴教誨師：吸毒的，刑期坐滿六成就讓他走；性侵的，萬一出去再犯會害我們上新聞，所以得刑期坐滿九成才能給他假釋。」在監所任職數多年，負責受刑人教化的王先生解釋道。

沒有規則的假釋遊戲

教誨師的工作之一，便是按月替受刑人提報假釋，因此假釋裡的潛規則，王先生尤其熟悉，「教誨師大多會拿捏著主管的意思，來判斷給不給受刑人假釋。但不同監所的主管各有心證，導致同樣刑期罪責的受刑人，在不同監所面臨不同待遇。」

即便有了參考基準後，教誨師各自心裡的那把尺仍在，頂多以「家人是否常常來探望？」、「家庭支持度高低？」、「是否累犯？」作為搭配判準。但監所人力太過懸殊，一位教誨師往往要面對三百名受刑人，每個月又約有一成的人得提報假釋，如此大的工作量讓教誨師也不一定能完全掌握受刑人的狀況。

「雖然有外部委員組成的『假釋審查委員會』，但委員對受刑人狀況更陌生，大多是看教誨師準備的資料來判斷。」王先生說，委員會淪為書面審查，實際上教誨師認定可通過假釋的受刑人，委員會八成都會接受，教誨師的意志幾乎主導了假釋准否。

不僅如此，駁回假釋的理由也千奇百怪，像是「家人不常探視」也會成為駁回的依據。民間司改會專案研究員林瑋婷經手不少申訴案，有些申訴的內容，的確有民間團體介入協助的空間，她舉例若是駁回理由載明「未與受害人達成和解」。「如果是法院已經判賠的，本就沒有『和解』的問題。這種我覺得有機會可以試試看。」

而有時假釋駁回，則是報復。曾有黑道老大早已符合假釋條件，屢屢聲請卻是次次遭駁回。監所管理員私下透露，這是因為黑道老大當年曾經逃脫成功，讓一干高官升遷無望。「現落在他們手裡，當然不能讓他好過。」

相較一般人活得心驚肉跳，有錢有權者，在監所照樣能使鬼推磨。如2014年底台北監獄爆發東森集團前總裁王令麟涉嫌行賄典獄長等人，就暴露出政商關係良好的受刑人，仍能在監所運作其影響力。在中部監所工作的阿德（化名）也曾目睹做了1、20年調查員（職級在教誨師之上），面談新收的受刑人時總會細細盤問身家，若是身家背景略有權勢者，調查員便會對他們好些。

王先生笑說，每個月「假釋審查委員會」前，監所內部會先有一場會前會，討論當月可通過假釋聲請的受刑人，「有時主管會暗示，『那個某某也放進去』，大家就知道了。」

至於沒有背景的一般人，只好靠監所內小道耳語爭取機遇，「像我們那邊很多人會受洗。」阿偉邊說邊竊笑，監所裡流傳某個基督教背景的教誨志工也是審查委員之一，受刑人為了搏他青睞，紛紛跑去找他受洗，盼能因此在審查會裡被打上一個勾。

遊戲規則紊亂，「這不是在玩我們嗎？」坐過三次牢的黑金城沒好氣地說。一名在監所任職逾十年的管理員也直指，假釋的功能在於提供誘因，使受刑人配合管理與教誨，若每個受刑人進監時便能推算何時得以假釋，一方面能讓他藉此約束自己行為，二方面可以安排假釋後的社會復歸期程。但把假釋作為「恩給」的概念仍深植在矯正機關腦子裡，而未制度化並加強其功能，反而導致受刑人心情浮動，更增添管理上的風險。

假釋判准莫衷一是，受刑人自是百爪撓心。為了安撫受刑人，有些監所會有社工師入監安撫。但根據矯正署統計，2018年9月，全台監所社工師只有38名、臨床心理師僅43名。

直到今年才撥下2億400萬的預算，預備在3年內陸續增加299名社工和臨床心理師。而有些地方甚至長年沒有社工師，今年終於增聘，監所管理員私下透露：「監所今年第一次有社工師，以前都沒有，所以主管都不知道要交辦他做什麼。」

「哭一哭是有什麼用！」

心理衛生人力長期不足，個別監所能提供多少情緒或者醫療服務，也就端看各自的資源多寡而定。有限人力讓監所受刑人心理衛生狀況頻傳。2017年至今共發生14件自戕事故，比如今年1月台北看守所、3月綠島監獄都有受刑人自殺事件傳出，「綠島那個，監委還要去查，可能會追究到典獄長。所以矯正署最近特別著重自殺防治，丟出關懷自殺高風險的計畫給各監所執行。」在監所擔任管理員五年的小新（化名）說。

不過雖號稱自殺防治，但實際上只是問卷調查，篩選出自殺高峰選後就列冊追蹤，鮮有後續資源挹注。

在監所擔任社工的小梓（化名）進一步補充，就算監所幸運配置了社工師，社工師在自殺防治上能發揮的也很有限。「想跟受刑人深談，連會談室都沒有，得站在走廊上。有時談得久了，還有主管會質疑你為什麼花這麼多時間在一個人身上，績效很低。」

此外，社工師還要分神協助行政作業、監所懇親，加上配置少，無法服務所有受刑人，遑論不少監所主管甚至根本不重視社工、心理專業。曾有心理師正與性侵、家暴相關案件受刑人談話，對方淚流滿面，正要深入核心，門卻無預警被副典獄長撞開，一雙眼輪流瞪著心理師和受刑人，丟下一句「哭一哭是有什麼用！」便揚長而去，遺下心理師和受刑人回不過神。

沒時間和受刑人多談，小梓也曾嘗試轉介高自殺風險受刑人到監所的精神科門診，看看能否提供受刑人其他醫療資源，「但量太大，醫生消化不來，叫我別再轉了。」

不只高自殺風險受刑人，許多急性精神症狀發作的受刑人，同樣無法獲得適當治療，甚或因為發病時大吵大鬧而觸犯監所規定，遭記違規、關進獨居房，「曾有一位受刑人突然發作，一堆人壓住他，社工本來說想跟他聊聊，安撫對方情緒，但管理員卻要社工別靠近，先讓他靜下來再說。」後來小新才知道，管理員口中的「靜下來」，就是要求精神科門診的醫生開高劑量鎮定劑，「重到受刑人每天昏沉、只能躺在地上。而且這個藥竟讓他服用長達一個月！」

多數受刑人害怕違規扣分影響假釋，再多委屈也會強忍壓抑，「但精神症狀發作的受刑人已經不會管這些了。」小梓看過因精神狀況不良而被監禁在獨居房的受刑人，反而加重病情，如撕下牆上泡棉吞進肚，或死命抓著門板不讓管理員關門，門板夾的雙手紅腫，「最後搞到因為吞下異物緊急送醫。」

2018年8月的資料顯示，監所內患有精神障礙的受刑人約有2842人，但全台僅有桃園和台中有精神專監，床位共216張。曾有監所主管和擔任監所管理員20年的林文蔚聊天時談起，監所應該設置「抓狂房」，讓有需要的受刑人進去吼叫打砸一番，「不然平常大吵會被記違規，壓抑久了心理狀態都不好啦，合法的發洩一下，監所內出事機率也會比較小。」

未來的隱憂：高齡加疾病

心理衛生資源不足，只是監所裡醫療短缺的冰山一角，更頻繁易見的，是生理病痛的求助無門。

2013年監獄受刑人納入二代健保後，監所透過與醫院簽約，每日固定有不同門診醫生到監所會診。不過各監所的門診次數不一，且一樣難以消化龐大的受刑人就醫需求。尤其牙科門診，一等就是一個月，「加上監所本身環境條件、受刑人身體狀況都不好，一個牙痛搞到蜂窩性組織炎是常有的事。」曾在台中監獄培德醫院擔任護理師的黃琳媛說。

看牙苦等，對應現階段監所面臨的老齡化，成了新一輪挑戰。根據矯正署統計，目前受刑人年齡已從2008年的35歲左右，提升至平均年齡44歲；2018年時，50歲以上受刑人比例更來到28.3％。黃琳媛以作噁的口吻透露，許多牙齒不好的高齡受刑人因為無法吞嚥，監所只好將各種飯菜用果汁機打成液態讓受刑人喝下。

且監所內高鹽、高糖的飲食，讓高血壓、血糖、血脂的受刑人難以做到控制飲食，加劇高齡慢性病症狀。「不說別的，年紀大的人胃與食道之間的括約肌——賁門鬆弛，吃飽馬上躺下容易胃食道逆流。可是受刑人規定吃完飯馬上午休，這樣要怎麼好？」不少人反覆因胃食道逆流住院卻無解，黃琳媛無奈地笑：「很多人喜歡說受刑人憑什麼用健保資源，但監所讓人反覆生病，這才叫濫用健保資源吧。」

「我們現在最怕洗腎的，」談到高齡化，林文蔚也是一臉擔憂，洗腎一周需進行3次，一次4小時起跳，且洗腎患者容易有併發症和感染，一遇感冒，轉成肺炎的風險極高，一連串如滾雪球般出現的病痛，對監所絕對是大考驗。

遇上流感季節，監所為避免感染，一有受刑人出現感冒症狀，全部隔離在一處，最後全部交叉感染得了流感。一名教誨師私下透露，每年因流感而病危的受刑人所在多有，「家屬也會很氣，為什麼只是感冒，最後人卻死掉了？」

不僅如此，許多檢查根本無法在監所進行，門診醫生多半只會開止痛藥；或者監所自創「民俗療法」治病，像要求受刑人全裸曬太陽，以治療疥瘡。即便醫療人員已提醒此舉無效，還是行之有年。

醫療與戒護的兩難

醫療資源匱乏，加深了受刑人的絕望感，即便監所增加醫療儀器，像是血氧機等，對過度換氣、暈眩等症狀也會進行紀錄，但醫療資源仍是不足。曾因結石痛到趴在地上無法起身的小強回憶：「我說要戒護外醫，監所只是安撫我，不讓我去。後來是我一直鬧，說再不讓我去就要一頭撞死。他們怕有人死在監所，才趕緊讓我走。」

剛假釋出獄的阿力（化名）也曾因不舒服向管理員請求就醫，「他叫我先量體溫、血壓，量完結果正常，他就說我沒事，要我吃止痛藥撐一下。」阿力啞然失笑，「體溫、血壓正常就代表人沒事嗎！」

目前全台監所雖有89個專職醫生缺額，但矯正署副署長周輝煌坦言，多數醫生不願進監所工作，雖有缺額也只聘雇到二名醫生。現場缺乏專業醫療人員，能否外醫的判準只得交給沒有醫療背景的監所人員，而管理員除了依據「收容人戒護外醫流程」，沒有其他工具能判斷該不該緊急外醫。

「但很奇怪啊，裡面寫說發燒要到39度才能送，那38.8度要不要給他送（外醫）？有些人發燒就是不會燒到這麼高，你能說他不嚴重？但是管理員又不能違背規定。」對於管理員得背負這樣的責任，黃琳媛忍不住為他們叫屈。

囚徒同時兼具「受刑人」與「病人」兩種身份，但二者互斥，形成監所內的無奈；且囚犯外醫需要戒護，然而監所戒護人力長期不足，相較日本約1比5、香港1比2、新加坡1比6，台灣的戒護比高達1比10。

戒護外醫一次要2到3個人力跟著，小新無奈表示，每個勤務點都得有人戒護，頻繁外醫，會導致人力不得休假才能撐起執勤和外醫需求。戒護和醫療間的矛盾，讓受刑人就醫時機難免拖延，死亡風險也跟著攀升。

2017年矯正署統計資料顯示，2018年1到10月間，送醫途中死亡的受刑人有18名、戒護住院期間死亡則高達89人，這個數字還不包含保外就醫後死亡的人數。

受刑人醫療人權和管理員勞動保障，因著內在醫療資源不足，外在人力配置過低雙重夾擊，成了對立的兩難。中部一監所便曾傳出衛生科長遇上受刑人申請外醫，幾乎都核准通過，最後監所管理員擠壓不出更多戒護人力，上書典獄長要求換掉衛生科長才平息。縱然民間團體多年倡議增加監所內的醫療人力，「但法務部的回應就是『沒錢』。」黃琳媛無奈地說。

監獄醫療資源不足，而《監獄行刑法》58條規定：「受刑人現罹疾病，在監內不能為適當之醫治者，得斟酌情形，報請監督機關許可保外醫治或移送病監或醫院。」為監所醫療另闢一道選項。

「但『在監內不能為適當之醫治者』是一道模糊的界線。」在監所任職數多年，負責受刑人教化的教誨師王先生質疑，像「肝硬化」在監所只會持續惡化，這構不構成「不能為適當之醫治者」？但監所害怕受刑人出去以後出事，矯正機關將成眾矢之的，所以常常就是拖到快死了才同意保外，「一邊報法務部核准保外、一邊發病危通知，然後出去沒多久便死了。」

保外就醫，卻有近五成死亡率

2017年，一名詹姓受刑人保外就醫沒多久便離世，家屬憤而提告要求國賠。這起事件中，詹姓男子入監前已動刀治療食道癌，入監後多次戒護就醫治療，病情仍持續惡化，終於獲准保外時體重都掉了10公斤。矯正署的統計也顯示，2005年至2014年，保外就醫的受刑人死亡率平均44％，單單2014年，保外就醫後死亡率就高達51％。

坐過三次牢的黑金城，他的哥哥便是在坐監期間檢查出癌症初期，「也是拖到末期才出來，沒多久就過世了。」擔任監所管理員20年的林文蔚則曾遇過一位受刑人，因逮捕過程遭警方開槍打傷腳踝，服刑期間傷口反覆感染，「像他申請保外（就醫）就一直沒過，因為沒有立即生命危險。但他在監所要怎麼好？」

模糊的規定，配上公務體系害怕被咎責的天性，成了一齣諷刺劇，阿德（化名）任職監所管理員期間，曾遇上一位年邁受刑人因病重而戒護住院，「戒護住院期間死亡，責任算監所的，監所長官怕被追究，所以急著要讓他保外就醫——保外就醫後死亡，責任不算監所的——還出錢請這名受刑人的家屬到醫院。」最後雖順利保外，但家屬無力照料，人被丟在醫院，淪為人球。

「但監所裡也有已經是植物人的受刑人，因為家人不願意（擔保），一直無法保外就醫，只能躺在病舍，監所也不想管。」曾在台中監獄培德醫院工作的護理師黃琳媛說道。

久病不癒、看不了醫生，正是大寮監獄六名劫獄受刑人的質疑之一：前總統陳水扁假病可以保外就醫，為什麼監所裡比他嚴重的就不能？

「陳水扁真的是很好的對照，很多狀況更嚴重的都出不去，或是終於出去沒多久就過世。」見多政商權貴或黑道大哥在牢裡同樣悠閒愜意，一般人卻是小病拖延成重病，黃琳媛說：「以前受刑人還沒納健保前，很多有錢人自費住院，刑期大半都在醫院裡度過，有床睡、有空調；沒錢就是在監所病舍躺到變植物人，沒有人照顧你、沒有人想要你。」

生活在死屋

「它吸乾了人的生命泉源，它削弱了人的靈魂，使靈魂受到驚嚇，最後展現了一個悔過自新的典範——一具精神枯槁的木乃伊，成了半個瘋子的人。」————《死屋手記》

曾經有個罹患食道癌的受刑人跟黃琳媛說，自己不想要接受治療。那名受刑人本是街友，後來被拐去製造假車禍詐領保險金，結果腿斷了，卻也被識破是詐騙，因此進了牢房。他說自己本來就只是街友，對社會也沒什麼貢獻，得病也不想使用社會資源醫治，就這樣走完一生也罷。沒多久，人便過世了。

過去反覆出入監獄的小強（化名），總想著自己會因吸毒或牽扯進什麼事件，在路邊被打死而一了百了，「我爸說我就是監獄當成家，家反而像旅館。」

販毒進監牢的受刑人告訴社工，出去後還要再幹一票，若運氣好，賺個幾百萬；運氣不好，被抓了，至少也能把錢留給家人花用。

在監所那幾年，阿力的室友經歷家人中風、過世；阿力母親則因甲狀腺機能亢進病情猛烈，整日臥床無法工作。但人在牢獄中，擔心也顯得無用武之地。「你只能把自己顧好，不要讓家人為你煩惱。」

一名參加寫作班的受刑人，上了幾次課後不再出現，消失前塞了紙條給老師，上頭寫著「我很喜歡上課，但上了課我就會想很多。開始思考以後，日子就很難待了。」

修繕隊的受刑人，有天抽起工具箱裡的鋸子，往自己脖子一抹，氣管在血肉模糊裡跳動，周遭管理員全嚇住；鄰舍的受刑人則是找到無人看守的空檔，把頭埋在水桶裡，決絕地溺死自己。

圍牆裡受刑人高喊「改過向善，重新做人」，圍牆外高掛「以法律己、以德化人」；但在那自成一格的世界。大寮監獄槍響的警示是：絕望底，生與死，悄然如微塵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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