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觀察：一個人的死亡和一個國家的生存

（德國之聲中文網）周三（9月9日）是毛澤東去世五十周年。就個體生命而言，在很多宗教和文化觀念裡，任何人的死亡都值得悲憫，而不應該為之慶賀。但是，從政治和歷史來看，有一些權勢人物的存在，就意味著大量其他生命的消亡。1945年5月初，全世界很多報紙都在頭版頭條用最大號字體發布消息：希特勒死了！其渴望結束戰爭苦難的意味不言而喻。

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澤東各自治下導致的死亡人數，一直是一個頗受關注的話題。雖然統計口徑和殺戮性質存在爭議，但是就其政策直接導致的死亡人數而言，毛澤東遙遙領先。從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三大改造、反右運動、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四清運動到文化大革命，各項政治運動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達到大約4000萬—5000萬。

其中，僅大躍進導致的大飢荒，新華社退休記者楊繼繩在《墓碑》中的研究結論是餓死3600萬人；香港大學歷史學者馮客（Frank Dikötter）依據各地檔案的估算是至少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

由於中共仍然執掌政權，這些非正常死亡者至今得不到正常的統計和悼念，歷史教訓也得不到深入的總結。但是，又由於毛澤東去世之後，鄧小平團伙通過黨內政治鬥爭，篡奪了毛澤東指定接班人的權位，為了正當化自己的權力，對毛澤東領導的政治運動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否定。

一份沒有受害者人數的官方結論

我們先來看中共官方的結論。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把文化大革命定性為"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並明確毛澤東對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有主要責任。但決議緊接著說：就他的一生來看，"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這份三萬多字的決議裡，沒有出現一個非正常死亡者數字。餓死的農民、被批鬥致死的教師、自殺的作家、武鬥中喪生的青年，在官方結論中被統稱為"嚴重災難"，然後被"功績第一"四個字蓋章封存。

這並不是疏忽。1980年8月，鄧小平接受意大利記者法拉奇采訪時毫不隱諱地說：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像"永遠要保留下去"；對毛澤東錯誤的批判不能過頭，因為"醜化毛澤東同志，就是醜化我們的黨，醜化我們的國家"。換句話說，這份決議跟歷史正義沒有半點關系，而只是用來滿足篡權者的“正當性”需求。

即便如此，無法掩蓋的事實是：因為毛澤東的去世，中國社會大規模互相屠戮式的政治運動暫告一段落，一些注定要被批鬥、監禁、殺害和餓斃的人得以生存。

最大的幸存者群體：被遺忘的農民

評價一個專制者的死亡意味著什麼，最直觀的辦法，是列一份"幸存者清單"——假如毛澤東沒有死於1976年，而是繼續掌握最高權力，哪些人的命運會被改寫？

由於官僚和知識分子掌握話語權，在人們的印象中，似乎他們是受迫害最深的群體。事實上，中共建政以來，直到今天，受剝削和屠戮最多的人群是數以億計的農民。大飢荒中餓死的絕大多數是農民；戶籍制度把他們釘死在土地上；統購統銷和工農業價格"剪刀差"數十年如一日地抽取他們的血汗，去供養城市和重工業。

1978年11月，安徽鳳陽小崗村18戶農民在一份分田到戶的契約上按下手印，其中寫道：“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不成，干部坐牢殺頭也甘心，社員們保證把他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在毛澤東死後兩年，中國農民想自己種地養活自己，仍然要以"坐牢殺頭"為預期代價。而在此前的二十多年裡，農民這樣做，"坐牢殺頭"是必然代價。

假如毛澤東沒有在1976年去世，家庭聯產承包的出現難以想象。家庭收入、糧食產量、人口流動、城鎮化、廉價勞動力和世界工廠——整個世界都將出現另外一種圖景。

作為毛澤東去世後最大幸存者群體，中國農民也是全球強化時代最大的貢獻者群體，同時也是至今仍然沒有得到公正對待的全世界最大受害者群體。

長平觀察：“讓世界嘗到臘肉的味道”

大學生、專業人才和老干部

接下來我們看看大學生群體。 這是最容易觀察的歷史分叉點。文革期間，全國統一高考幾乎中斷十年，大學按"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招收工農兵學員。1977年恢復高考，當年約570萬人湧進考場，最終27萬余人進入高校。

假如毛澤東的政治路線繼續佔據主導，以學業成績為主要標准的統一考試很可能大幅推遲——這意味著77級、78級、79級這一代人的人生軌跡將會大不一樣。這不是"少了幾十萬大學生"這麼簡單：這一代人構成了此後二十年中國的科學家、工程師、醫生、教授、法官和記者的主體。換句話說，整個1980—2000年代中國專業階層的形成方式，都系於一個獨裁者的死期。

那麼我們接著看看知識分子和專業人才。 文革的治理邏輯是政治身份壓倒專業身份："教授"首先不是教授，而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工程師"首先不是工程師，而是需要改造的對象。1978年前後，科研機構、職稱制度和留學政策才得以逐步恢復。

假如政治運動式的治理延續，大批知識分子將繼續挨鬥，專業化進程整體放慢——而所謂改革開放，恰恰需要大量懂數學、懂工程、懂經濟、懂法律和懂外語的人。

假如毛澤東繼續活著，個體戶、私營企業和後來的民營企業家、"海歸"科學家，可能還在專制歷史的絞肉機裡掙扎。

京劇、昆曲、曲藝和古典文學研究的代際傳承，可能進一步斷裂。今天人們視為當然的許多職業和生活方式，都始於一場葬禮。

包括鄧小平權力集團成員在內的中共“老干部”，“文革”之後成為曝光率最高的幸存者群體。他們的政治地位得以“平反”，重新登上權力寶座，推動了有別於毛澤東時代的改革開放政策；也因此，他們的受苦受難得以講述、出版和紀念。

這些講述中被刻意忽略並放棄追究的方面，是這些人中相當數量者也曾經是施害者。這也妨礙了整個國家尋求歷史正義，而是持續不同形態的權力鬥爭。"穩定壓倒一切"這種去正義化的治理口號，就是犬儒的幸存者心理的產物，也因此限制了改革開放的高度。

又多活了五十歲的專制制度

有人可能會說：假如毛澤東沒有死在五十年前，甚至活到150歲，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比如中美聯手對抗蘇聯——他也可能親手結束文革，推行改革開放。

評價歷史人物，我們只能基於他生前已經做過的事情來推測，而不能替他假設一場幡然醒悟——正如我們不能假設希特勒沒有自殺，而是轉而倡導世界和平。基於毛澤東生前反復發動政治運動的歷史記錄，假如他多活二十年，有可能改革開放，更有可能生靈涂炭。

更重要的是，專制者之所以欠下累累血債，不僅僅因為他們碰巧性格殘忍，而且因為他們建構和依賴一套讓自己可以為所欲為的專制制度。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出身、教育和人格特征各不相同，但他們治下的國家都導致了千萬人非正常死亡。

同樣地，鄧小平和毛澤東個性並不一樣——他甚至主持了對毛澤東錯誤的官方否定——但這並不妨礙他在1989年調動軍隊，屠殺手無寸鐵的抗議學生和民眾。分叉點站出來的鄧小平，最終證明了岔路仍在同一片專制的原野上。

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專制者的死亡，意味著千百萬人以及整個國家的生存；而只要制度不變，另一個專制者的誕生，也可能意味著千百萬人和整個國家的死亡。

長平是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他目前是德國之聲專欄作家、中國數字時代執行主編以及六四記憶 ·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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