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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叛國者」:訪那些開戰後出走的俄羅斯人

報導者

發布於 2022年04月26日08:04 • 文字/劉致昕 ;攝影/楊子磊 ;設計/江世民 ;核稿/李雪莉;責任編輯/張詩芸
2022年3月20日,柏林的反戰遊行隊伍中有不少前來聲援的俄羅斯民眾。(攝影/楊子磊)

俄羅斯侵烏戰爭至今,因戰爭而流亡他國的烏克蘭難民已超過470萬人,成為歐陸二戰後最大的難民潮。而在另一頭,發動戰爭、土地未受戰火威脅的那一方大國,竟有至少30萬以上的俄羅斯人選擇逃離,逼得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在檯面上以「叛國者」、「垃圾」貼上罵名,檯面下,又想搬出免役、所得稅優惠,試圖減緩人才外流潮。

《報導者》在柏林專訪一對來自俄羅斯的科學家母子,和一對俄國、烏克蘭女同志結成的伴侶。他們回憶戰爭開始後俄人的心境,為何、又如何逃離母國?離開後,又想為這個國家做些什麼?

2月24日,普丁往烏克蘭境內14座城市丟下炸彈,俄軍分三路往烏克蘭境內進攻,二戰後歐陸最大戰事就此爆發。

當自己的總統揮起「正義」之旗發動戰爭,許多俄羅斯人,卻展開逃亡。開戰後,在俄羅斯境內與「離開」相關的搜尋關鍵字,包括:「如何離開俄羅斯(как уехать из россии)」、「移民(Эмиграция)」、「政治庇護(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бежище)」,搜尋熱度都攀上10年來的最高峰。

在Telegram上,有人發起移民相關群組,參與人數快速飆升,最多的超過10萬,人們在裡頭討論簽證、海關檢查、交通、就業等問題。持俄羅斯護照可免簽證入境的亞美尼亞、喬治亞、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哈薩克、土耳其等國家,在戰爭開打後,瞬間湧入了大量的俄羅斯人。

根據喬治亞內政部統計,開戰的前三週,喬治亞湧入超過三萬名俄羅斯人,是在疫情前觀光人潮仍多時的14倍。前往亞美尼亞的俄羅斯人也增加了三分之一;而飛往以色列、哈薩克、土耳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班機,也在戰火下屢加班次。陸路方面,往芬蘭的火車票在開戰後的兩週全數完售。

根據協助反戰俄羅斯人法律服務的公益組織「OK Russians」的統計,開戰後的第一個月,超過30萬俄羅斯人選擇離開國家。

3月16日,俄羅斯總統普丁公開演說,點名這群離開的人,直稱他們是敵人、是西方培養的「第五縱隊」(fifth column),要從內部攻擊俄羅斯。

「任何人,特別是俄國人,一定懂得分辨真正的愛國者、垃圾、叛國者之間的差別!」

普丁強調不支持國家「軍事行動」,不積極工作、支持政府,或在此時離開俄國的人,都是叛國者。他也強調,叛國者離開俄羅斯,是「社會淨化的必要過程」,將使國家更為強大。「把他們像是飛進嘴巴的蚊蟲一樣吐掉就好,往路邊吐!」普丁笑稱。

這番包括社會清洗、獵殺境內「叛徒」的發言,與1930年代史達林發動被稱之為大清洗(Great Purge)的政治鎮壓跟迫害行動前的鋪陳相似。那段期間,包括監控、公審、指名為間諜等「紅色恐怖」不斷發生,有超過68萬人被槍殺、超過137萬人因政治原因被捕。

在普丁演說之後,對「叛國者」的獵殺氛圍浮現。有參與人權運動、公民運動的俄羅斯公民,門前被噴上代表支持戰爭的Z記號,門被寫上「賤人!別把偉大的祖國賣了!」4月11日,俄羅斯下議院議員則提議,應把反戰者應該視作國家叛徒,剝奪公民權。

科技人才、知識分子大量外流

對政治反對者無情打壓,但實際上俄羅斯政府卻意識到正經歷一場嚴重的科技人才外流。

3月底,俄羅斯電工企業協會(Russian Association of Electrotechnical Companies)向下議院報告,開戰以來已有7萬名年輕人出走,並預估4月還有10萬人出走,主要是資訊科技產業人員。不只跨國科技公司因國際對俄的制裁政策而搬離俄國,許多新創公司、科技企業,也以包機方式快速為俄籍員工移地辦公。

感受到人才流失的危機,俄羅斯政府隨即宣布科技公司享有3%以下甚至免企業所得稅的優惠,也宣布擁有一年以上資訊產業經歷者,或數學、應用電腦科學和無線電工程等大學學位者,可申請緩徵或暫時免除兵役義務。按照俄羅斯法律,所有18~27歲男性皆須服兵役。

一方面稱人民為叛徒,一方面給胡蘿蔔留住人才。事實上,從普丁2012第三次出任總統時,國內人口即明顯流出;2014年併吞克里米亞之後,更刺激新一波出走潮。目前推出的免役與稅賦優惠,真的能改變民眾的決定嗎?

她們,和數十萬人回不去莫斯科的原因

4月初飄雪的低溫裡,還住在柏林志工接待家庭裡的寶琳娜(Polina)跟茱莉亞(Yulia),雙手捧著熱茶,說出他們不回莫斯科的原因。

「我們在俄羅斯是不安全的。」27歲的寶琳娜看著她的未婚妻、36歲的茱莉亞,對我們說出她們最深的恐懼。

「茱莉亞是烏克蘭人,而我沒辦法保護她。」寶琳娜說開戰之後,在俄羅斯境內的烏克蘭人會被隨意地叫去警局問話、檢查證件,問人在俄羅斯的目的:

「俄羅斯政府還查那些跟烏克蘭境內聯繫的人。如果你想試著離開俄羅斯,他們也要你回答對普丁、對政治的想法,問你在烏克蘭是不是有親戚,是不是要去幫烏克蘭人的忙⋯⋯。」

來自俄羅斯的寶琳娜,和來自烏克蘭的茱莉亞,是彼此的未婚妻。戰爭開打之後,她們為了未來共同養育孩子的計畫,選擇離開在莫斯科的生活。(圖片提供/受訪者)

茱莉亞跟寶琳娜是在2月25日,從莫斯科飛往匈牙利,那本該是她們慶祝相識的一趟旅行──分別來自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她們,在莫斯科長居,一起租公寓、養寵物,還有一大群朋友,每一、兩個月一起飛到基輔,陪茱莉亞的媽媽一段時間。但旅程開始的前一天,普丁對烏克蘭全面發動攻擊。

「是我的國家在轟炸她的國家嗎?我的總統下令丟那些炸彈?」回憶事情發生的那刻,寶琳娜記憶依然清晰。在基輔的媽媽要她們繼續旅行計畫,說戰事應該不會擴大,要她們別擔心,但她們落地布達佩斯沒多久,一場歐陸二戰後最大戰事全面性的爆發。37間航空公司陸續停飛往俄羅斯航班,烏克蘭關閉領空。隔空看著兩人國家之間的交戰,她們在布達佩斯的旅館裡一起以淚度日。

寶琳娜說,他們不考慮回去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看見朋友們都被捕、被關進監獄,「到現在至少有2、30個我的朋友,因為上街抗議而被警察抓起來⋯⋯,社會裡面人們想方設法各種對抗,但得到各種可怕的下場,情況真的很糟。」

寶琳娜讓我們聽一段在年輕人間瘋傳的音檔。那是一段被警察逮捕的女生在警局裡的對話,警方要她給出地址、姓名、學校、透過什麼管道參與反戰抗爭等,被捕的女生說根據俄羅斯憲法她有權保持沉默,隨後是一陣被打的聲音,「再不說,我會更大力。」10分鐘多的音檔,是一陣陣的語言跟肢體暴力。音檔在不同的群組、平台上流傳,還有俄國學生配上英文字幕的版本,不同版本可見的總觀看次數至今(4月15日)已超過200萬次,非營利組織、人權團體,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俄羅斯媒體《新報》(Novaya Gazeta),也對此報導

「這是為什麼我們不敢有任何想回去的念頭。」一個個朋友之間的故事讓寶琳娜害怕,也讓她更加擔心,自己的政府,會如何對待來自烏克蘭的另一半。

「如果俄羅斯政府可以在烏克蘭的土地上那樣子對烏克蘭人,那他們在自己的國家,(對烏克蘭人)還有什麼事情做不出來?」寶琳娜悲傷地說,兩人的關係在俄羅斯社會裡仍無法曝光,沒有法律上的保證,她無法在自己的國家裡保護另一半。2020年普丁推動修憲公投,將婚姻限制為一夫一妻,剝奪同性婚姻的可能。

兩人說,隨著戰事持續的推進發生,愈加殘酷的戰爭行為被揭露,有更多的俄羅斯年輕人準備離開。

「我們的朋友現在不上街抗爭了,不是怕被關,而是因為他們不想再付(被捕後的)罰款,他們知道那些錢最後也被國家拿去打仗。」

茱莉亞說,雖然離家、生活重頭來過,很難,但至少確定自己的稅不會變相支持戰爭。

「這是大規模的、心理上的死亡」

邊界上,俄國政府沒打算讓這些「叛國者」好過,警察除了盤問各種問題、要其宣誓效忠、對戰爭表態,還要求解鎖手機,觀看訊息內容、聯絡清單、影音照片和瀏覽紀錄,「如果看到親密照,警察還會拿出來公開嘲笑,」談到朋友的經驗,寶琳娜說話時緊握茱莉亞的手。

「對我來說困難的是,很難接受是我的國家在攻打她的國家,她的家人。(哽噎)我無法接受。⋯⋯我認識茱莉亞的媽媽,我愛她媽媽,所以我很擔心。這一切對我來說很難,但一定比不上烏克蘭人所經歷的那些。」寶琳娜看向她的另一半。另一方面,寶琳娜的家人卻相信俄羅斯政府的宣傳,不認為有所謂的戰爭,家人只看見電視上說的,為了國家、民族而進行的「軍事行動」。

「戰爭仍是一件我無法理解的事,⋯⋯真正重要的不是民族啊、國家啊、未來的命運啊,重要的是在烏克蘭各個城市每一次的轟炸啊。為什麼看不見戰場上的流血?有這麼多人就這樣死去,⋯⋯戰爭就是死亡。」寶琳娜的回答,彷彿是在對俄羅斯電視台上的宣傳說話,對自己國家內民調上宣稱的近6成支持普丁的民眾說話。這也是她們決定離開俄羅斯的原因之一。

茱莉亞則提起了孩子,「對我來說戰爭也是死亡,不只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死亡。我看見那些發生在孩子身上的事情,我覺得非常的害怕,」茱莉亞的眼淚掉了下來,「在烏克蘭,死亡離孩子們很近,每天都看得見孩子死掉的畫面。」採訪前,布查(Bucha)300名平民喪生的畫面傳來,孩童甚至成為被俄軍強暴的對象,俄羅斯軍人甚至在孩童面前姦殺其父母。茱莉亞激動地說:

「但同時在俄羅斯,他們(政府)告訴小孩正在發生的都是『正常的』、『應該的』!我難以理解。」

戰爭開打之後,俄羅斯政府以去納粹化的Z符號,作為支持其戰爭的代號,播出小學生們排列成Z的空拍影像,茱莉亞說,「這是大規模的、心理上的死亡。」

在開始進攻烏克蘭之後,俄國政府展開愛國主義、俄羅斯傳統價值等教育計畫,首波預算為1,070萬美元教育部要求老師必須對10歲以上的學生,解釋世界上正在發生的「反俄國制裁」,說明俄羅斯有能力克服制裁帶來的挑戰,並確保學生們知道,俄羅斯是因為要保護烏東頓巴斯(Donbas)人民安全才展開軍事行動。學生們必須接受愛國考試,回答包括「俄羅斯所遭受的制裁,公不公平」等問題。

寶琳娜和茱莉亞未來希望共同養育孩子,為孩子避開生理或心理上可能的死亡風險,是母親的天職,她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能留在俄羅斯。」

50歲的科學家,感到「生命理想完全垮掉」

2022年3月20日,俄羅斯大使館前的反戰活動中,伊利亞(右3)站在隊伍的前排,手上舉著的標語寫著「我是俄羅斯人,我恨普丁!」。(攝影/楊子磊)

同樣是媽媽,現年50歲的安菲婭(Анфия,化名),在2012年普丁第3次就任總統之後,就要3個孩子準備離開。

「2010年那時都還保有一絲希望,一直到普丁又讓自己成為總統後,我才明白希望已死。」在國家級研究單位工作的安菲婭,是資深的國際級研究學者,經歷過蘇聯時代,看著普丁從2000年、2004 年連任兩次總統,後因憲法限制同一人不能連任兩屆以上,而轉任總理,2012年普丁卻又重回總統府,她嗅到俄羅斯重回過去極權的可能,要3個孩子努力念書,往其他歐洲國家發展。

安菲婭的預感沒錯。2020年的修憲公投中,即使反對派指出選舉舞弊,但普丁仍成功獲得勝利,有可能將任期延到2036年。

在戰爭後第一週從俄羅斯飛向柏林的安菲婭,與兒子同住。我們與她的兒子伊利亞(Илья,化名)在反戰的抗爭中相遇,30歲的伊利亞相當顯眼,不只是因為他高,而是因為大大的白色牌子上用德文寫著:

「我是俄羅斯人,我恨普丁!」

「那其實是我寫的,」安菲婭拍拍兒子,滿意地笑。一起受訪的他們,看得出來是一個家風開明的家庭,不同世代、不同的觀點,各自回答對這場戰爭、對離開、對抗爭的想法。當安菲婭回答:「離開是因為這已經不是我的國家了,是普丁的。」伊利亞迅速補充:「暫時的,這只是暫時的。」

離開俄羅斯的兩人,都強調他們的認同是俄羅斯人、俄羅斯公民。特別是經歷過蘇聯時期的安菲婭,曾經對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充滿期待,作為知識分子,她相信、也參與了俄羅斯的發展、進步、強盛,直到普丁把國家帶上回頭路,她不只是心碎,是信念突然成被轟炸成了碎片。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但現在是一場崩潰。生活的動力沒了、自我認同也迷惘了,我們對生命的理想完全垮掉。我們這個世代,大概50歲左右,我們相信自己為了自由、知識、教育、科學而活,我們相信未來。」

「現在,我們的(輕咳兩聲)總統,他跟他的『朋友』(指寡頭商人、親信),告訴我們別再想那些(理想跟信念),一點都別想了。導致我們對接下來5年、10年,對未來如此迷惘,不知道要為了什麼而活?」

「我們必須為人生找到一個新的使命,也或者就是得先試著活下去吧,畢竟我們的工作、我們的錢、我們的財產、我們的未來,都沒了,」安菲婭握著兒子的手,語帶激動的說,「這是我的感受,也是我許多同事跟朋友的感受。」

集體創傷:一覺回到蘇聯時代

戰爭開打時,安菲婭正與同事們一起午餐,一位同事走進餐廳,告訴大家「普丁開始轟炸烏克蘭了」。而後,她們集體開始哭泣。「你想想那個畫面,近10個女人,就這麼坐在餐廳裡哭了半小時,所有人的眼淚都止不住。」

同事之間有什麼樣的討論?「沒有,我們沒有討論,太痛苦了,太痛苦了。」她們因為無法繼續工作而返家,卻收到研究機構來信「通知」他們,如果要參與反戰抗爭或簽署反戰聲明,必須先辭職,否則組織也會即刻將其開除。

如今來到柏林的安菲婭,說許多同事仍在創傷之中,無法正常生活和工作,因為不知道工作是為了什麼。

安菲婭和其丈夫也仍無法生活。「我在來柏林的前一天去跟身心科醫師拿藥,因為我沒辦法睡覺、沒辦法好好走路、也吃不下東西,⋯⋯結果我排了兩個半小時才看到醫生,⋯⋯醫生說他從沒遇過這樣子的景象,」安菲婭說,俄羅斯境內的許多人心理狀況不穩,還得面對愈來愈難的生活條件,她離開之前,到處都在排隊,人們陷入恐慌,搶物資,怕未來買不到、買不起,「像回到以前蘇聯時代一樣。」

俄羅斯數據局統計,開戰後的第一個月,義大利麵上漲25%、奶油22%、糖價上漲了70%,蔬菜水果則上漲35%,建材跟家用電器也分別上漲32%跟40%。

俄羅斯財政暨經濟發展部則宣布,2022年俄羅斯全年GDP成長率,將是1994年以來最大的衰退,達8%~10%,世界銀行甚至預測,衰退程度會是11.4%,且衰退將持續至少兩年,是蘇聯解體後的最大跌幅。今年俄羅斯的通膨率將高達26%~29%,且萬一市場上貨物短缺的問題加重,實際的數據還將更高。

「我們的俄羅斯正在坐牢」

2022年2月24日,戰爭爆發當天,在聖彼得堡出現反戰示威,俄羅斯警察拘捕參與活動的民眾。(攝影/AFP/Sergei Mikhailichenko)

限縮的自由、更加集權的政治、極度考驗的經濟環境,伊利亞說,有能力的、有獨立思考的俄羅斯人,都在想著走,或者抗爭追求改變。但後者在俄羅斯,難度極高。

「在俄羅斯的年輕人之間,流傳這麼一句話,『我的俄羅斯正在坐牢』。」如今已在德國念完博士,同樣在科學領域擔任研究員的伊利亞說,他認識的每個年輕人,至少都有一個親人、朋友被關過,即使開戰至今超過14,000人因反戰被捕,4月10日的週末,在俄國還是有200多人孤身上街抗議,而後被捕。

「在現在的俄羅斯,你要上街頭,就必須做好直接進到牢裡當『英雄』的準備,這不是每個人都承擔得起的。即使如此,人們還是上街頭了,這讓人非常敬佩。我不太確定自己做不做得到這件事。我希望我能做到。」

「每次當莫斯科有抗爭的時候,我內心都有一場辯論,要不要去呢?要回到莫斯科嗎?我不排斥我有一天真的會回去,因為未來我的女兒長大之後,她會問『爸爸,你做過什麼讓世界變得更好?』,我總得要有個答案可以說。」

經歷過蘇聯時代的安菲婭,苦笑著看兒子,她說過去的記憶太鮮明了,她沒辦法再來一次,她只能逃。

「我人生的前25年,活在蘇聯政權之下,我都還記得那時候的生活,對有獨立思考的人來說,那是極度不舒適的生活,那是一個恐懼的時代,接下來的5年、10年、20年,我不想再活在恐懼之中了。一點都不想。」對她來說,離開俄羅斯,是想離開那份不管是蘇聯時代還是普丁時代的害怕跟無力感,以及因為什麼都做不了而產生的憤怒。作為一個母親,她也必須讓3個孩子離開,因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讓你的孩子自由、快樂。」

兒子伊利亞聽了,拍拍媽媽的肩說,「妳一直都做得很好」。伊利亞笑稱自己被培養成一位樂觀的、獨立思考的人,他認為俄羅斯年輕世代的使命,是帶著希望做功課,找行動的可能。他說俄羅斯人應該研究烏克蘭的廣場革命、研究白羅斯抗爭,以及世上各地的運動。

「即使一切看起來沒有希望,但歷史告訴我們了,不是如此。總是有一些事情我們可做,總有希望的。只要不絕望,我們就沒有失敗。」

開戰之後,伊利亞每週都到俄羅斯駐德使館前面參與反戰遊行,廣場上插著一面面白、藍、白的「新俄羅斯」國旗,他跟我們解釋,這是民間自發製作的國旗,是支持民主自由的俄羅斯人所舉的旗子,與白、藍、紅的正式俄羅斯國旗不同,「我覺得新的國旗很美,很乾淨,沒有血,我覺得在普丁下台之後,總得有人要來清理這些(血),而那就是我們(青年世代)。」

普丁執政以來,約500萬人離開俄羅斯;普丁向烏克蘭開戰之後,離開的人將更多。戰爭的發展還未定局,離開的他們被普丁稱之為叛國者,他們能不能再回去?答案不在他們手上。但他們試著為下一代找一個自由、快樂、培養獨立思考之地,讓下一代長大之後,在被偷走的國家走出監牢之前,至少先揚起那一面不帶血的俄羅斯旗。

2022年3月20日,在柏林的反戰遊行中,民眾舉起了藍白相間的新俄羅斯國旗。(攝影/楊子磊)

「俄羅斯比普丁強大(Russia is stronger than Putin),在普丁之前俄羅斯就已經度過許多考驗了,而在普丁之後,它也會繼續堅強。」伊利亞如此形容他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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