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送快遞》：曾經的快遞小哥為中國底層勞動者發聲
（德國之聲中文網）幾年前，胡安焉騎著裝滿包裹的三輪車穿梭在北京街頭，是中國成百上千萬快遞員之一。如今，46歲的他憑借《我在北京送快遞》一書，成為了暢銷書作家。
《我在北京送快遞》自2023年出版以來，已在全球20多個國家售出約200萬冊。英文版於去年10月發行，法文版也將於本月面世。
這本朴實的自傳體作品，讓無數默默無聞的快遞員群體有了鮮活的面孔和聲音。他們日夜穿梭於中國熙熙攘攘的城市，配送著佔零售業總額三分之一的網購訂單。
但胡安焉說，作為一名快遞員，他“一直覺得自己像個廢物”，“通過寫作，我才找到了自我價值，”他在成都租住的公寓附近告訴法新社。
他的故事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歷程。胡安焉的父母畢生都在國企工作，擁有“鐵飯碗”。他1999年進入就業市場，當時“鐵飯碗”已經被打破，面對的是一個更加靈活的就業市場。
“以前，技校畢業就能保證就業，但我們這代人已經不是這樣了。”他說。開始工作後，他輾轉於中國各地，從事過包括酒店實習服務生、面包店學徒、便利店店員、保安等19份工作。
“缺乏人性”的工作規定
胡安焉曾經在廣東的一家大型物流公司從事夜間揀貨工作。每個夜班12個小時，每班休息30分鐘，每月休息四天。
“我當時就像行屍走肉，視線模糊，意識模糊。” 胡安焉說，他白天靠喝酒才能入睡。
不過，真正打動讀者的是他在北京做快遞員的經歷。
做快遞員時，胡安焉沒有醫保，也沒有固定工資。他算了一下，每一單兩元，他必須每四分鐘送一個包裹才能勉強糊口。如果速度慢下來，就會接到某位公司員工的電話。
“她會說：‘你還有60個包裹要送，還有30分鐘。怎麼回事？你還想繼續在這裡工作嗎？’” 胡安焉告訴法新社。“這些規定缺乏人性，也不合理。”
中國社會少有的聲音
胡安焉在雇主破產後失業了，他一邊打零工，一邊在豆瓣上講述自己的經歷。一位年輕的出版商鼓勵他把這些帖子整理成書。
在對言論自由進行嚴格管控的中國，真正來自快遞員的聲音很少。
維權組織消息稱，一位名為陳國江的“外賣騎手”曾在網上呼籲改善工作條件，但於2021年因為“尋釁滋事”被捕，被拘留數月，此後他便從社交媒體上銷聲匿跡。
胡安焉的書在經過一些改編後通過了審查，其內容側重於社會評論，而避免了社會批判。
其中也包含不少“正能量”語句，例如，他意識到“懷著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我越來越感覺，生活中許多平凡雋永的時刻，要比現實困擾的方方面面對人生更具有決定意義”。
“希望以後大家能更常對快遞員說謝謝”
一位豆瓣用戶說，在讀完這本書後，他理解了一些快遞員的暴躁和憤怒：“你不能要求一個人明明身處不安、彼此壓榨的環境，卻成為一個溫順的好人。“
另一位豆瓣用戶寫道，這是一本“能讓每一位打工人都能夠有共鳴的‘紀實文學’”。
近年來，中國有關部門出台了一些措施來改善快遞員的生活。但英國蘭卡斯特大學法學教授林歐（Ou Lin）表示，中國8000萬零工中的大多數“由於其雇傭關系的模糊性，實際上無法獲得勞動法的保護”。
如今經濟狀況穩定的胡安焉收到了大量來自懷揣寫作夢想的年輕人的信息，希望能得到他的指導。
“如果沒出版這本書，我很可能今天還在送快遞，”他說，“大家都是靠這個謀生的。”
胡安焉表示，如果他的書能夠幫助改善快遞員的處境，他會很高興，然而“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文學的作用並不大”。他希望，至少顧客們以後能更常對快遞員說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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