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世界看見卻無力改變──中共病態的「外交封鎖強迫症」
譚偉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近期台灣總統賴清德原定出訪邦交國史瓦帝尼的行程受到北京當局的阻撓，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外交封鎖強迫症」（Diplomatic Obsessive Containment Disorder, diplomatic OCD）的重要指南。乍看之下，此次受阻事件是一起涉及航權的議題，與塞席爾、模里西斯與馬達加斯加三國突然撤銷台灣總統專機的飛越許可有關。然而，若進一步審視，會發現這起事件實為一個警訊型病例，揭櫫北京當局對於「台灣出現在國際地圖上」這件事有種病態的焦慮，導致必須強迫性地對台灣進行「靜音」與「攔阻」，否則就會渾身不適。
易言之，台灣總統出訪受阻事件體現出一種運作於武裝衝突門檻之下的「北京脅迫模式」已然形成，不僅壓縮台灣的外交空間，也同時干預某些國家的行政自主。
從兩岸關係的本質來看，北京當局的行為既不令人意外，也非異常。當面臨尚未解決之主權領土爭端以及日益堅韌不屈的台灣，中共領導人會致力於最大化對台北當局的壓制，並消除對其權威構成挑戰之一切政治風險。由於民主台灣的存在正是對中共政權挑戰的集其大成，加上地緣政治上位處第一島鏈之關鍵位置，且又是美國及日本的實質戰略夥伴，在此背景下，北京的對台政策相當明確：在自己未取得絕對戰場優勢的現階段，藉由不會引發軍事衝突的手段，將台灣的國際空間壓縮至最低限度。
然而，元首出訪受阻的警訊不只是北京開始病態的打壓台灣，還同時透露出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共已將長期經濟合作關係轉化為即時政治槓桿工具，特別是利用「帶路倡議」及相關金融安排，對發展中國家施行「脅迫外交」。這是一種巧妙的銳實力（sharper power）展現，把原本藏在互利共贏外衣下的經濟發展轉化為北京對它國實質的行政指導；於是，過往建立起來的經貿合作可能被中共隨時拿來作為施壓的工具，融資可能隨時被中止，市場進入可能隨時被限制。
毋寧，在中國領導人認為具有政治意義的關鍵時刻，過往那些所謂的友好合作皆可迅速且有效地變成有助北京舒緩外交封鎖強迫症的「武器」。舉例來說，塞席爾在這個月16日甫與北京當局簽署官方性質的發展合作協議，內容包含塞國可獲得約1億人民幣 之經濟補貼，而這項補貼恰與今年3月韓正出訪塞國所宣布的合作內容相吻。由於塞國政府將這筆鉅額補貼規劃為社會住宅建設及能源轉型計畫之用，因此對國內政治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根本沒有政策跳票的空間，但也正因如此，塞國外交部才會向路透社表示，該國拒絕准允賴總統專機的飛越是長期不承認台灣主權的政策之一。
事實相當清楚，台灣總統出訪非洲邦交國受阻，是北京透過上游經濟槓桿所產生的下游政治結果。相關國家（例如上述的塞席爾）並非無端決定或改變其對自身管轄空域之開放或拒絕，而是隱隱映射出一種外力脅迫。若行政上不配合某種勢力的政治期待，恐將承擔實質之鉅額經濟損失。從國際關係權力政治（realpolitik）的面向來看，無論是塞席爾，還是模里西斯，或是馬達加斯加，均沒有能力對北京當局的脅迫外交進行制衡，而是只能在不對稱的經濟扈從（bandwagoning）關係下，選擇順從北京的意志。這些國家形式上的主權依然存在，但實質政策的行政自主性已然受到制約。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北京壓力施加的場域選擇為「民用航空」，尤其是飛航情報區的管理，在本質上是一個「高技術低政治」的領域，並有國際慣例加以規範。諷刺的是，北京開始將這樣的領域變成自己對台灣進行國際空間壓縮的新練兵場，將相關的一系列手段包裝在經濟合作與行政指導的外衣之下，從而降低引發國際社會反彈的風險，但同時卻提高目標達成之實踐可能性。這樣的病態手段非常值得吾人重視，因其反映出中共打壓台灣的行為不僅體現於軍事部署、演習或各種灰色地帶的活動上，也開始植入於人們容易忽略或不熟悉的技術政治（technopolitics）場域中。
對台灣而言，總統此次出訪史瓦帝尼受阻的啟示相當重要。詳言之，台灣在外交上面臨的困境不僅僅源自於它和中國之間巨大的物質實力差距，也反映在台灣暴露於一個由外部決策節點所構成之密集網絡中，而這些外部節點多半不在其所能夠掌控之範圍內。無論是空中航線、金融管道，或國際組織的參與，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第三方」行政裁量之影響。當這些第三方陷入對北京當局的經濟依賴時，台灣的外交空間就會面臨被矮化或壓縮之風險。由此形成的是一種對台灣漸進式的圍堵，非軍事強制力的封鎖，但各種連外渠道變得不確定性越來越高。
更為嚴峻的是，上述現象的核心問題並不在於國際社會是否知曉中共霸凌台灣的行為，而在於各國所面對的誘因結構難以改變；毋寧，只要順從北京的好處高於抵抗的代價，台灣再怎麼努力或國際道德的論述再怎麼提倡，皆難以改變強者可以恣意而為的邏輯（the strong do what they want）。職是之故，台灣必須著眼於事件的物質基礎，設法盡快降低自己在關鍵節點上的脆弱性。以航空議題來看，這意謂著航線多元化的必要性與急迫性；其次，制衡經濟脅迫的能力建構。如果「第三方」之所以順從北京，是因為害怕失去資金或經濟利益，那麼提供可信的替代方案便可能改變其決策。此種「制衡」並非要在經濟規模上與北京一較長短，而是透過信任、平等、透明、無脅迫的另類選擇，幫助「第三方」重獲行政自主。
最後，是台灣國內凝聚力的提升。內部團結雖非強化國家安全之充分條件，但內部分裂必然削弱自身安全。當外交空間被敵對勢力打壓，首要工作應該是盡快找到方法反制與克服，而不是把出訪受阻作為選舉的籌碼，來指責政府或質疑外交人員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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