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辯士——上世紀的電影守護者，至今仍該存在的理由

文：李尤

電影史中有一群名為「辯士」的人，他們伴隨無聲電影現身，用聲音詮釋故事，陪伴大眾熟悉影像的世界，卻隨時代的演進凋零，走入人們的回憶。這幾年，辯士重新出現在台灣影展的螢幕旁，不僅是延續一個古老的文化技藝，更讓我們重新思考，走進電影院可以有什麼樣的體驗？

1895年，盧米埃兄弟在巴黎的「大咖啡館」舉行了世界第一場電影公映。

彼時，電影尚無聲，對影像語言也尚感陌生的人們，需要個領路人，才不至於迷失在一幀幀純然靜默的畫面中。於是，在長久以來有著歌舞伎、文樂等現場敘事表演文化的日本，開始出現一群名為「活動寫真弁士」的人，奔走於一家家戲院間，輪番站定大螢幕前的左手邊，熟練切換不同聲線，當場為畫面配上旁白、加入解說、翻譯外文。既做角色的嘴，也當觀眾的眼。

20世紀初，這一角色隨同電影放映技術，同時被引進日治時期的台灣。台灣人喚他們「辯士」。自此，西門町的戲院中出現了知名的日文辯士林天風，大稻埕的戲院有了以台語解說的王雲峰、詹天馬，以及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的電影巡映隊帶著林秋梧等人，以「啟迪民智、宣說思想」的任務遊走全台「說」電影，鼎盛時期，約有60位台、日語辯士於全台巡迴執業。

1930年代，有聲電影陸續問世，許多人仍然依賴他們把進口電影中的上海話、粵語和外文轉譯成最道地、能入耳的台灣口白。1959年，國民政府因「說國語運動」禁止戲院雇用辯士，這群人的身影遂逐一散佚到秀場、廣播電台和廟口的鄉野戲台邊。

此後的幾十年，人們在日漸華麗的聲光效果中，漸漸遺忘了辯士的存在，他們連名字也幾乎沒有留下，近年唯一在媒體上留下身影的，唯有已隱退近50年的客語辯士鍾喜棟，和在國家電影中心擔任經典電影維修剪接顧問的台語辯士陳錘鍾。

2019年，82歲的陳錘鍾車禍離世，恍若一個時代的告終。直到2021年，日文翻譯吳奕倫率先鼓起勇氣，嘗試走向電影螢幕的左手邊，重新拾回辯士的技藝。

影廳中的表演藝術

陳錘鐘過世的同年底，日本導演周防正行攜最新作品《王牌辯士》抵台。吳奕倫正是他此行的隨行口譯。「導演告訴我，日本如今還存有十幾位職業級辯士，為了拍攝這部要重現辯士風華的片，劇組找到其中兩位來訓練演員。」藏不住滿臉的好奇，吳奕倫由此獲得了其中一位辯士——片岡一郎先生的聯絡方式。

沒想到，竟真有派上用場的一天。兩年後的2021年，適逢臺灣文化協會成立百年，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舉辦「致憤青．文協百年紀念影展」，策展團隊找來不少1920至30年曾在台灣上映的電影重映，為了更忠實地還原當年的影廳光景，「乾脆連辯士也一起重現」的大膽想法，在策展人楊元鈴的心中湧現。

有配音經驗、熟悉日本電影文化的吳奕倫因而成了首選。抓著這「百年一遇」的機會，吳奕倫立刻忐忑地私訊片岡一郎，請教他腳本該怎麼寫。「很快我發現，辯士訓練不像中華文化裡的說書、相聲，或台灣所謂的講古，這個體系裡從來沒有所謂的範本。」

畢竟，即使是同個題材的片，劇情和節奏也截然不同。吳奕倫回憶，「片岡先生完全沒有跟我說應該怎樣做，我就收下他之前寫的腳本，再上網找來3、40部有收錄進辯士聲音的默片，泡在裡面潛移默化。」他和元鈴邀請的另一位辯士初體驗者——劇場演員鄭佳如，共同揣摩角色的情緒、觀眾的需求。

找不著安全範本，但吳奕倫抓住了當代辯士的核心精神，「和為視障者服務的口述影像不一樣，辯士從最初就是為明眼人服務，看得見的客觀事實從來不是敘述的重點。尤其進入21世紀，所有人都已經大量接收過影像的洗禮，對於剪接、場面調度、鏡頭移動都已非常了解。很多看不見的東西，才有被講出來的價值。」

於是，在初次表演中，吳奕倫和鄭佳如手握麥克風，除了為每位角色配上精心設計的內心獨白，更以旁白補足了《東京行進曲》中底片佚失的77分鐘，播映雲集1930年代明星的《七片海》時，則即時給觀眾補課，解說他們在戲裡戲外的關係糾葛。遇上配樂落拍、現場觀眾打噴嚏的時刻，也努力圓場，和當下的影片橋段創造出幽默的連結。

「沒想到幾場下來，奕倫和佳如很快就都有粉絲了。」原本，只期盼能為觀影體驗增加幾分復古感的楊元鈴，發覺自己的無心插柳柳成蔭，「有一位90歲的奶奶說，她好像又回到了小時候；還有一位打著石膏的外國人，每場辯士場都固定報道。」

驚喜於百年後，辯士這一角色仍能以自身的魅力在影廳中獲得一席之地，楊元鈴默默許願，「下次再有機會，不能只是無心插柳了，是時候該認真介紹、推廣一下這個電影院裡的表演藝術，讓這個就快要被所有人忘記的角色，能再次被世人記得。」

魔幻時刻的創造者

那個時機，很快便來臨。

今年，楊元鈴受邀擔任桃園電影節的策展人時，她最想和大家討論的，是在家用放映設備及串流平台崛起後，便持續挑戰著影壇的那題大哉問：我們為什麼還要走進電影院？

「對我來說，進影院始終是件很魔幻的事。心愛導演的電影每在不同的地方放，我都會再去看一次，因為我知道在不同的當下和空間中，我會跟同部電影產生不一樣的連結。」

楊元鈴始終信仰影院的空間價值，卻苦於該如何向大眾再次傳遞這份感受？直到想起一直被自己放在心中的「辯士」，也恰能巧妙地彰顯這份進戲院的魔幻色彩，「同一部電影由不同的人來講，會賦予截然不同的意義，哪怕是同一個表演者，在身、心狀況及觀眾面貌不一樣的情況下，也複製不出兩場一樣的表演——而這些，都是必須實際走進電影院，才能參與和感受的。」

就這樣，在桃園電影節「魔幻時刻」的大架構之下，「辯士留聲機」單元應運而生。楊元鈴再次找來吳奕倫和鄭佳如，選片路線卻一反文協影展時清一色日本片、小人物與反抗的主題，著眼影史上的經典默片，從1920年代的德國表現主義代表作《大都會》、《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到卓別林齊名的喜劇默片大師基頓主演的《攝影師》，再至小津安二郎的《浮草物語》。

楊元鈴略微不好意思地承認，對新手辯士而言，以上每部片都足以讓人焦慮，充滿難以言說的元素，「表現主義的影像畫面神秘又怪奇，鮮少出現在大螢幕上的《攝影師》靠高比例的肢體表演創造故事的衝突與喜感，小津的作品更是一直都被日本辯士們視為挑戰的高峰，因為劇情完整，該留白的也都留白了，辯士要掌握節奏與分寸，是非常有挑戰性的。」

但好在吳奕倫也帶著足夠的野心迎擊。腳本定案前，吳奕倫就把每部片看了至少十遍，為了在看破電影的劇情之後還能參透故事的剪接節奏，在適當的間隙加入適當的詞彙，讓影像的感染力加倍。

此外，他也梳理曾在台、日兩地出現過的多元辯士演出形式，想給予當代台灣觀眾們，盡可能完整的體驗。這次桃園電影節「辯士留聲機」共將放映五部作品，除了仿默片的《願睡如夢》，其餘四部作品皆會播映沒有辯士的「無聲場」，以及分別由吳奕倫的男聲和鄭佳如的女聲分工或合作的場次，提供觀眾感受不同氛圍、與同部作品產生不同共鳴的契機。

只要存在，總會有意義

近十年來的台灣，「辯士」偶爾還會閃現螢光幕前：2014年，國家電影中心完成《戀愛與義務》的修復，作家馬國光到上海的首映場進行解說；2016年台北電影節的玩具電影場次中，音樂人馬念先受邀和一位日籍職業辯士進行PK；近兩年，串連了中、南台灣老戲院的「老臺新藝」的活動中，也不時會見到曾在台南永成戲院擔任辯士的黃怡祿老先生，再次站上台前⋯⋯。

但相比日本有著無聲電影推廣會，也有戲院會定期舉辦辯士回顧影展，台灣的辯士演出顯得零星。吳奕倫如此形容，「就是一個如果看到就算幸運，沒有也沒辦法了的表演形式。直到去年的文協影展，緊接著今年即將舉辦的桃園電影節，這份文化才開始要更系統性地被看待。」

如今，辯士還有存在的意義嗎？這也是吳奕倫不斷質問自己的問題。但自去年開始，在一場場的放映之後，他逐漸發現了意想不到的答案。

上週，一場為青少年解說經典電影的活動中，吳奕倫邀請他們上台，嘗試親身講解《月球之旅》這部經典黑白無聲科幻短片。「結束之後，場地的工作人員告訴我，這是有史以來學生看得最專注、也最津津有味的一次，以往國高中生們總是沒兩分鐘就開始滑手機了。那是不是在短影片盛行、年輕人越來越沒耐心進影院看經典作品的時代，辯士也可以成為影像教育的一環？」

「更有紀錄片導演在得知我們在做的事後，表示想拍一部紀錄台灣歷史的無聲紀錄片，讓每位觀眾都可以在後期，用自己的方式做一名辯士，為大家解說。」百年前，辯士為了電影誕生，如今，誰說辯士不能成為電影誕生的初衷？吳奕倫並不絕望，21世紀辯士的價值，甚至擁有比以前更多的可能。

不久前，吳奕倫點開「電影辯士」的維基百科。在「台灣現存辯士」一欄中，他赫然發現自己的名字，已經被列在了幾位資深前輩之後。

能不能接住這份有50年斷層的傳承任務，吳奕倫沒有答案，但只要還有人在意這件事，他就能繼續做下去。訪談快結束時，他忍不住轉身問身旁的楊元鈴，「關於這次幾部片的辯士腳本，我還有幾個細節在思考，等等再跟你討論一下，好不好？」

• 2022桃園電影節「魔幻電影院：辯士留聲機」｜放映5部東西方經典默片作品，並由辯士現場即席解說，帶觀眾回到與辯士同聲歡笑、一同拭淚，專屬於昔日電影院的美好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