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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吞噬民主: 泰國2026大選完成制度化政變

NOWNEWS今日新聞

更新於 02月09日09:25 • 發布於 02月09日07:15 • 文/陳佩修
▲泰自豪黨在曼谷舉辦選前造勢,總理阿努廷(Anutin Charnvirakul)領軍藍衣支持者高舉手機燈海。(圖/路透社/達志影像)

[NOWnews今日新聞] 如果仍試圖將2026年2月8日的泰國大選解讀為一次「正常的政黨輪替」,或單純視為民主競爭的結果,這樣的理解,恐怕低估了權力結構在當代泰國政治中的實際運作方式。

這場選舉真正揭示的,並非哪個政黨更擅長選舉動員,而是一個更為關鍵、也更為殘酷的事實:泰國的建制派(深層體制)已經進化到在不依賴軍事政變、不動用橡皮圖章式的參議院,甚至不需要軍人作為政治門面的情況下,仍能穩定贏得選舉,並順利組成政府。

本文所稱的「深層體制」,是指由王室體系、官僚—軍事網絡、司法機構與地方政治菁英所構成的非選舉權力聯盟。這不是一場選舉的結束,而是一場深層體制透過選票完成的、不流血的制度化政變。

▲泰國現任總理阿努廷(Anutin Charnvirakul)領導的泰自豪黨(Bhumjaithai Party)初步在國會選舉勝出。(圖/路透社/達志影像)

◾️真正的贏家不是政黨,而是體制

從表面數字來看,最大贏家無疑是泰自豪黨,在 500 席國會中取得 194 席,明顯領先人民黨與為泰黨。然而,真正鞏固權力的,並非任何單一政黨,而是長期被視為「非民選權力核心」的深層體制本身。

這場勝利標誌著一個關鍵轉折:建制派已完成從「非常政治」向「選舉政治」的結構性轉型。

在此模式下,不再需要軍人出面承擔合法性風險,王室體系亦無須站上輿論前線。政治衝突、選舉動員與資源分配,被全面包裝進一套形式上符合民主程序的制度架構中。而這套制度,已被證明具有高度的可控性。

◾️「藍血經紀人」:溫和卻危險的代理人

阿努廷的勝利,並非源於個人魅力,而在於其政治功能的高度適配性。作為深層體制的代理人,他具備三項關鍵特質。

首先,他不具威權象徵性。作為非軍人政治人物,他成功避免了過去軍政府所承擔的合法性負擔。

其次,他具備高度地方滲透力。透過大麻合法化與醫療補助等政策,將國家政策轉化為地方派系可實際動員的利益,並結合預算與行政資源,形成穩固的地方政治網絡。

第三,他能靈活操作民族主義敘事,在邊境衝突與國家安全議題上,為深層體制建立情緒上的防火牆。

透過正式制度,阿努廷得以將地方門閥的支持與利益,制度化地轉化為王室與軍方核心可控的政治資源;而深層體制則藉由這位「經紀人」,在議會與內閣中完成權力與利益的嵌入。其結果是:選票的總量得以擴張,但權力的總量並未被稀釋。阿努廷的角色,是將深層體制的利益「民意化」,讓權力的延伸不再顯得突兀。

▲泰國人民黨黨魁納塔蓬召開記者會,宣布接受選舉結果,準備擔任在野黨。(圖/翻攝自Thairath)

◾️紅橘的危機:不是輸給對手,而是被體制分別處置

為泰黨:被吸收的反對派

為泰黨的挫敗,並不戲劇化,也不悲壯。其根本問題,不在於票數,而在於政治角色的消失。

它不再是唯一的反建制代表,不再能壟斷地方政治資源,也不再對核心權力結構提出制度性挑戰。76 席的結果說明了一件事:為泰黨仍然存在,卻已不再不可或缺。

在新的政治秩序中,為泰黨逐漸從「體制的挑戰者」,轉化為「體制的裝潢師」,為建制派主導的內閣增添一層有限的民意正當性。

人民黨:道德勝利的政治困境

相較之下,人民黨的處境更為嚴峻。116 席的成績,在數字上亮眼,卻未能轉化為任何實質的政治影響力。

在泰國政治中,價值上的正確,並不必然等同於制度內的有效性。即便在曼谷等都會區取得壓倒性支持,仍難以擊穿地方派系所構築的政治壁壘;清晰的改革立場,亦難以轉化為組閣談判的籌碼;而拒絕妥協,本身並不足以迫使對手讓步。

從未來前進黨、前進黨到人民黨的演變,顯示出一個結構性困境:改革派可以在道德與世代認同上贏得支持,卻在制度運作中逐步被邊緣化。「人民黨贏得了曼谷,卻輸給了國家的牆與地方的網。」

◾️最致命的不是敗選,而是「雙重封鎖」

這場大選完成的,並非單次政黨勝負,而是對民主陣營的雙重限制。

在選舉制度內,民主派已難再以制度性不公作為主要解釋框架。泰自豪黨即便未依賴過去由參議院主導的總理推選機制,仍取得壓倒性優勢,顯示建制派已能在既有制度中自行複製勝利。

在選舉制度外,修憲公投的通過同樣值得警惕。這並未全面擴張民主空間,而是重新界定了哪些政治力量被視為「可被選擇的競爭者」。這不是民主深化,而是民主的「條件化」。修憲公投的通過,與其說是給民主開了後門,不如說是給體制加了保險:這場公投表面上是民主進程,實質上卻是透過高門檻(如三分之一參議員同意權的變相留存)來「過濾」未來的競爭者,確保未來的任何變革都在可控的軌道上運行。

◾️當穩定成為唯一責任:沒有退路的體制勝算

在拉瑪十世時代,泰國政治已從依賴軍事政變的「硬性威權」,轉向透過選舉可控性與代理人制度維繫的「韌性威權」。2026 年大選,正是此一轉型的具體展現。

泰國深層體制並未否定民主,而是選擇將其吸納、改造並加以利用。透過阿努廷這位「藍血經紀人」,街頭抗爭與政體危機被轉化為一場可預測、可管理的點票過程。

然而,這場近乎完美的勝利,同時隱含著最大的風險。當體制封鎖了所有制度內的改良出口,也就失去了轉移責任與尋找替罪羔羊的空間。當選舉不再是社會不滿的壓力閥,而僅是權力的複印機時,體制所累積的風險,將不再以制度可預期的形式出現。

歷史反覆顯示,最穩固的體制,往往崩塌於它最密不透風的時刻:因為在那之前,所有可被吸收的不滿,都已被吸收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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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佩修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終身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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