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君勱當年已為今日憲政爭議提供了明確解答

當我們討論《憲法訴訟法》的合憲性爭議時，一個222年前的美國判例或許能提供重要啟示。1803年的Marbury v. Madison訴案判決不僅是美國憲法史上最具里程碑意義的案例，也觸及了一個至今仍引發辯論的根本問題：司法機關能否透過自身解釋來確立自己的權力？

案件背景與判決

該案起源於1801年的政權交接。卸任總統約翰·亞當斯在離職前夕任命多名聯邦黨人為法官，包括威廉·馬伯里為華盛頓特區治安法官。這些委任狀雖經簽署蓋章，但未及時送達。新任總統托馬斯·傑佛遜指示國務卿詹姆斯·麥迪遜扣留這些委任狀。馬伯里遂依據1789年《司法法》第13條，直接向聯邦最高法院申請強制令，要求交付委任狀。

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面臨兩難。若發出強制令，新政府可能拒絕執行，將損害聯邦最高法院的威信；若不發令，則顯得聯邦最高法院屈從於行政權。他選擇了第三條路徑：在判決中確認馬伯里依法享有委任權利，麥迪遜的扣留行為確屬違法，但同時宣告《司法法》第13條本身違憲，因其擴大了聯邦最高法院的原始管轄權，超出憲法第3條的規定。結果，聯邦最高法院拒絕發出強制令。

這個巧妙的判決確立了司法審查權，亦即聯邦最高法院有權審查並宣告國會立法違憲。但這也埋下了長期爭議的種子。

對「自我授權」的質疑

Marbury判決的邏輯困境在於：美國憲法第3條定義了聯邦司法權的範圍，但並未明確授予聯邦最高法院宣告國會法律違憲的權力。馬歇爾的論證建立在憲法的「至上性」之上：憲法是最高法律，聯邦最高法院作為解釋法律的機構，自然有責任適用憲法而非違憲法律。

然而，這形成了一個循環：聯邦最高法院宣稱有權審查法律是否違憲，這項權力的依據來自聯邦最高法院對憲法的解釋，但誰來確認這種解釋的正確性？答案仍是聯邦最高法院本身。

批評者指出，這無異於聯邦最高法院在「自我授權」。托馬斯·傑佛遜便批評這是「司法專制」，讓非民選的大法官凌駕於民選的國會之上。更值得注意的是，1787年制憲會議曾明確拒絕設立由行政和司法聯合審查立法的「修訂委員會」（Council of Revision），這似乎暗示制憲者並未意圖授予聯邦最高法院單獨行使司法審查權，而是期待各部門透過相互制衡來維護憲政秩序。

政治脈絡的影響

判決發生在激烈的黨派鬥爭中。亞當斯政府的「午夜任命」意圖在政權易手前鞏固聯邦黨在司法體系的影響力，而馬歇爾本人正是聯邦黨人，且在擔任首席大法官前曾任亞當斯政府的國務卿。這樣的背景讓判決被質疑帶有黨派色彩：聯邦最高法院在避免直接對抗傑佛遜政府的同時，巧妙地為自己擴權，既維護了聯邦黨的憲政理念，也鞏固了司法部門的地位。

現代學者對此評價兩極。支持者認為司法審查是憲法邏輯的必然延伸，根植於英美普通法傳統中司法審查法律效力的慣例。批評者則認為Marbury的地位被過度神化，其理論基礎薄弱，甚至可能根本就是一個錯誤判決。更激進的修正主義者指出，若嚴格遵循憲法原意，聯邦最高法院並不具備這項權力。

儘管存在這些爭議，Marbury確立的原則已深深嵌入美國憲政體制。為了緩解「自我授權」帶來的正當性疑慮，美國發展出多種制衡機制，包括透過憲法修正案（如第14條）調整權力界線、國會可修改法院管轄權範圍、總統任命大法官並經參議院同意等。然而，質疑從未真正消失。每當爭議判決出現時，無論是1950年代的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1970年代的Roe v. Wade，或近年推翻Roe案的Dobbs判決，「司法積極主義」的批評便會再現，重新挑戰Marbury時代的循環邏輯。

中華民國憲法主要起草人張君勱曾留學德國，深諳歐陸憲法理論，也熟悉美國憲政實踐。（維基百科）

對照台灣憲政架構

相較之下，中華民國憲法對司法審查權有更明確的規定。憲法第78條明訂司法院解釋憲法之權，第171條規定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第172條規定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這是直接的憲法授權，而非如Marbury案般由司法機關自行「發現」或「創造」此項權力。司法院的權力不是自我創設的，而是源自憲法的明文授權；其行使也必須嚴格遵循憲法規範，受到憲法文本的約束。

值得注意的是，中華民國憲法主要起草人張君勱曾留學德國，深諳歐陸憲法理論，也熟悉美國憲政實踐。他或許注意到Marbury案所暴露的制度缺陷，因此在1946年政協會議期間，採用了大陸法系的解決方案，刻意在憲法條文中明定司法審查權，既確立了司法機關維護憲法的職責，也為這項權力提供了明確的法源基礎。

在歐陸憲法傳統中，尤其是奧地利法學家凱爾森的理論影響下，憲法法院的設置與違憲審查權力往往直接寫入憲法，以避免權力來源的模糊性。張君勱這種設計體現了憲政至上的核心理念：一切權力，包括司法權在內，都必須源自憲法、服從憲法、受憲法節制。

結語

222年前的Marbury v. Madison訴案判決揭示了一個憲政難題：當司法機關需要確立自身權力時，如何避免「自我授權」的循環論證？美國選擇了由司法自行建構此權力的道路，透過判例的累積與政治實踐的接受，逐漸將這項權力正當化，但也因此長期面臨「誰來守護守護者」的質疑。台灣則從制憲之初就將司法審查權明文寫入憲法，從根本上解決了權力來源的正當性問題。

當我們今日討論《憲法訴訟法》的合憲性時，答案其實早已蘊含在憲法文本之中：只要嚴格遵循憲法第78條、第171條、第172條的規定，司法院的違憲審查權就有堅實的憲法基礎，不存在「自我授權」的疑慮。這不僅是對憲法文本的尊重，更是對憲政至上原則的實踐。張君勱七十多年前的制度設計，為今日的憲政爭議提供了明確的解答。

※作者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