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股屢創新高，賴政府為何接受不到政治紅利？
倪世傑／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近期台股指數持續創新高，AI與半導體產業熱度延燒，市場樂觀情緒明顯升溫。按照一般政治直覺，經濟景氣向上，執政者應該同步取得政治紅利。然而，近期兩份民調呈現的圖像較為複雜。《美麗島電子報》2026年5月國政民調顯示，賴清德總統施政滿意度為45.7%，不滿意度為 44.9%；信任度為45.2%，不信任度為41.2%。這是大罷免後十個月以來，滿意度首次微幅超過不滿意度，但幅度有限，仍屬低度回升。該民調同時顯示，只有40.2%民眾認為國內整體經濟現況算好，55.1% 認為不好。這說明股市行情並未同步轉化為多數人的經濟樂觀感。
《震傳媒》於2026年5月27日公布的執政兩週年民調則顯示，賴清德施政滿意度與不滿意度分別為47.7%與40.0%；信任度與不信任度分別為49.9%與36.8%。表面上看，這組數字比美麗島民調樂觀，但其趨勢說明仍顯示只是近期回升，滿意度較上次增加2.4%，信任度增加 4.7%。不偏任何政黨者中，42.5%不滿意，只有28.4% 滿意；連任支持部分，中間選民更有43.5%不支持，只有25.5%支持。這意味著賴政府在基本盤之外仍未形成穩定擴張。
《鏡報》日前刊出的顧衡先生撰寫的〈四萬點的台股與縮水的便當〉，精準地指出台灣當前的核心矛盾。台灣的半導體與AI供應鏈確實推升了宏觀國力與資本市場表現，但這種成長具有高度資本密集與技術集中性，並不會平均滴漏在每一個人身上。本文想進一步追問的是，台股無論在指數還是交易量的美日創新高，但並未反映在賴總統的支持度上？
金融景氣要變成政治紅利，必須先轉化為多數人的日常獲得感
答案可能在於台灣當前的經濟繁榮，具有高度資產化與產業集中性。這一波行情主要由 AI、半導體、台積電供應鏈與大型權值股推動。最直接受益者包括資產持有者、科技業從業者、高收入專業階層與資本市場參與者。對於沒有持股、沒有房產、沒有進入科技產業鏈的一般家庭而言，股市高點往往停留在新聞標題與財經版面之中。
許多人每天面對的仍是高房價、高租金、外食漲價、育兒成本上升與薪資成長有限。股市創高帶來國家經濟表現亮眼的印象，生活壓力卻沒有同步下降。當家庭可支配所得沒有明顯改善，經濟榮景就很難形成政治支持。
選舉研究中的經濟投票理論指出，選民會根據經濟表現評價執政者。經濟好，執政者較容易獲得支持；經濟表現差，執政者較容易受到懲罰。這個理論看似簡單，實際運作卻需要幾個條件。民眾要先感受到經濟改善，接著要相信改善與現任政府有關，最後還要讓經濟感受壓過其他政治不滿。
台灣目前卡在這條轉換鏈的多個環節。
體感經濟
台股上漲可以支撐執政黨的經濟敘事，例如台灣資通產業長期累積、成功趕上全球AI浪潮、去中供應鏈判斷精準，以及半導體產業在全球重組中取得關鍵位置。這些敘事有助於凸顯國家經濟表現，卻未必能創造多數人的日常獲得感。若家庭每月支出持續增加，房租與房貸壓力持續上升，托育與教育成本也沒有明顯下降，民眾很難把股市行情理解為自己的生活改善。對許多青年而言，資產價格上漲甚至會加深購屋焦慮。股市與房市越熱，無資產者越容易感到自己被排除在繁榮之外。
選舉研究通常區分「個人經濟投票」（pocketbook voting）與「總體經濟投票」（sociotropic voting）。前者指選民根據自身或家庭經濟處境評價執政者，後者指選民根據國家整體經濟狀況評價執政者。傳統研究多認為，選民較常依據國家經濟表現做出政治判斷。然而，蒂力（James Tilley） 等學者的研究提醒，個人與家庭層次的經濟變化顯著影執政黨支持度。這一點有助於理解台灣當前的落差。即便台股與AI、半導體產業等大型權值股表現亮眼，若多數家庭沒有感受到可支配所得改善，金融景氣仍然難以轉化為政治支持。
分配感知
安塞爾教授（Ben Ansell）曾指出，房屋等資產會改變選民對風險、社福與再分配的需求。資產價格上升時，資產持有者會感到更有安全感，對社福與再分配的需求可能下降；無資產者則未必共享這種安全感。即便民眾承認台灣整體經濟表現不差，也未必會認為這波繁榮具有公平性。這一波台股行情受益者多半是資產持有者、科技產業從業者與資本市場參與者。對沒有持股、沒有房產、沒有進入高薪科技產業鏈的一般家庭而言，股市創高可能反而凸顯財富差距。
責任歸因
這波台股行情很容易被歸因於全球AI投資浪潮、TSMC、NVIDIA、台積電、外資買盤與全球半導體需求擴張。民眾可能承認台灣產業有競爭力，卻未必將其視為賴政府的政策成果。相較之下，房價、物價與低薪壓力更容易被歸咎於政府治理。如此一來，執政者可能承擔生活壓力的政治責任，卻未必完整取得股市繁榮的政治功勞。
杜赫與斯蒂文生（Raymond Duch and Randolph Stevenson）兩位教授關於經濟投票的研究指出，經濟績效能否轉化為政治獎懲，關鍵在於選民如何判斷政府對經濟結果的責任。當經濟成長被理解為全球市場條件、國際科技浪潮或特定企業競爭力的結果時，執政者取得政治紅利的空間會受到限制。當物價、房價與薪資停滯被理解為日常治理問題時，政府承受政治責任的機率反而提高。台灣這波股市榮景正好符合這種責任歸因的不對稱。好的經濟消息容易被歸因於產業與全球市場，壞的生活感受則更容易回到政府身上。
政治極化造成的訊息過濾效果
台灣政治高度極化，經濟評價也受到政黨認同影響。支持執政黨者較容易把台股創高看成台灣經濟韌性與產業升級的證據。反對者則可能把同一現象理解為少數產業受惠、貧富差距擴大與政府宣傳。中間選民更可能從生活成本、薪資成長與社會流動角度評價政府。這使得股市上漲難以成為跨陣營共享的積極訊號。
黃紀教授過往針對台灣研究也發現，主觀經濟評價並非完全獨立於政治立場。政黨認同會影響選民如何理解經濟好壞，也會影響選民如何解讀相同的經濟資訊。換言之，經濟感知本身已經被政治身份過濾。這使得股市創高很難自動形成共同的經濟樂觀感，也使賴政府難以透過金融市場表現突破既有政治分歧。
議題競爭
選舉研究長期指出，選民政治評價會受到議題顯著性影響。當安全、身份或制度衝突成為更高顯著性的議題時，經濟表現對執政支持的拉抬效果會受到限制。台灣情境尤其如此。何嘉耀等學者認為國族認同與統獨立場構成台灣選舉政治的核心政治分歧。這意味著，股市繁榮必須與兩岸關係、國家安全與政黨衝突競爭選民注意力。對中間選民而言，若金融景氣無法抵銷民生焦慮與政治厭倦，就很難轉化為對賴政府的穩定支持。
在這樣的議題環境中，賴政府若要把金融景氣轉化為政治支持，就必須讓經濟繁榮重新回到民眾的生活經驗。股市上漲本身很難穿透美中台三邊關係、國家安全與政黨衝突所形成的大政治金鐘罩。對許多青年與無資產者而言，股市與房市同步上漲甚至可能強化相對剝奪感。當少數資產持有者與科技產業快速累積財富，而一般家庭仍承受房價、租金與生活成本壓力時，金融市場繁榮便容易被理解為「別人的景氣」從而增加了「相對剝奪感」。因此，只有當經濟成長被轉化為家庭支出下降、青年負擔減輕與生活安全感提升時，金融景氣才可能重新取得政治說服力。
通過社福政策轉換出政治紅利
賴政府近期強調社福、育兒、教育與家庭支持政策，正是在回應這個轉譯難題。這套策略能否成功，仍取決於三個條件。
第一，政策是否形成真實體感。民眾關心的不是政策名稱，而是每月壓力是否下降。若補助增加的金額被房租、物價與托育費用上漲抵消，政策就難以產生政治效果。政府的挑戰在於讓家庭真的感到生活變得比較可負擔。
第二，民眾是否把改善歸功於政府。政策需要被看見，也需要被理解。若選民認為補助只是稅收回饋，或認為政策來自立法院壓力、地方政府執行、社會輿論推動，執政者能獲得的政治信用就會有限。社福政策的政治效果取決於政策設計，也取決於當局的政治溝通能力。
第三，社福支持能否化解其它的社會不滿。房價、低薪、世代落差與政治極化會持續消耗政府支持。若社福政策只能提供局部補貼，卻無法處理更深層的分配焦慮，政治效果會受到限制。民眾可能感謝某項補助，同時仍對整體治理方向不滿。
台灣當前的挑戰，正是資產型景氣與大眾生活之間的落差。AI與半導體讓台灣站上全球科技浪潮，也讓資本市場創造亮眼成績。可是，衡量資本主義民主政治表現的指標，除了經濟成長以外，更是多數人是否覺得自己被納入成長過程，這與經合組織（OECD）長年倡導的「包容性成長」（inclusive growth）的精神是一致的。只有當政府透過再分配、公共服務與制度分享，把繁榮果實妥善地分配給家庭、青年與中低收入群體，金融景氣就有機會成為更廣泛的社會信心，也有機會通過制度與利潤均沾，重新打造更強而穩定的政治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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