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時遇到一些苦事，我都會想起《哆拉A夢》的故事──專訪數發部長林宜敬
文／犁客
「我是『宜靜』耶，」數位發展部部長林宜敬笑著說，「怎麼能不看《哆拉A夢》？」
在日本漫畫尚未開放來台、大家看的都是盜版、《哆拉A夢》叫《小叮噹》的年代，故事裡最重要的女主角靜香譯名就叫「宜靜」──林宜敬其實不是因為名字的諧音所以讀《哆拉A夢》，倒是提及學生時期曾因為這個名字被開玩笑。
林宜敬當然不是宜靜、不是大雄，他念台大時打棒球、到美國拿了博士學位後到IBM工作，真要比擬的話，或許比較接近出木杉英才──舊譯「王聰明」，《哆拉A夢》裡那個從裡到外什麼都優秀，從功課到體能都完美的角色。不過林宜敬大概沒這麼想過，至少他有很長一段時間沒發現自己的寫作專長。「小學生都很痛恨寫日記，可是因為我媽媽是作家，她堅持說我寫的日記要先打草稿給她看，她改完後我才能正式寫上去，有時她會改到三次以上，我那個時候真很痛恨寫文章。」林宜敬說，「我高中時最好的朋友羅葉，那個時候就一直想要成為作家，成天往我家裡跑，他那麼會寫，所以我也完全沒有想寫作的念頭。一直到羅葉過世之後，《文訊》雜誌找我寫紀念羅葉的文章，我才突然發覺，我好像也能寫。然後臉書出現，我開始在臉書上寫東西，結果看的人愈來愈多，居然累積了四、五萬個追蹤者。」
或許因為遺傳、或許因為年幼時母親的訓練、或許因為母親過世後沒人再管草稿了所打開了隨心所欲的開關，又或許像林宜敬開玩笑地說的「被羅葉附身」，林宜敬從討厭寫作的小學生變成出過書的作家；雖然專業一直在數位資訊相關領域，但他一直維持著閱讀習慣，例如到美國留學時，行李裡帶的就是《史記》和《聊齋誌異》。
「中學的時候因為被逼著要讀文言文、逼著考試，把我們胃口都弄壞了，很多人看到這類文章就覺得很辛苦、想抗拒。」林宜敬說，「我是高三時有一天忽然領悟：我反正都要讀這些書，為什麼我不好好欣賞這些文章？把它們當成很好的文章來讀，我就可以讀得很開心啦。」
一個轉念，帶來巨大效果，本來念得很苦的科目變成念得開心，「主要因為它們都是好看的故事，講故事很重要。」林宜敬說明，「而且那時沒有電子書、行李要注意重量，能用最少的字承載最多情節，就是我選擇的標準。」
三種文化，合而為一
林宜敬認為，好故事的養分可以化為職場上的行銷與管理工具、寓意可以刺激思索與反省；另一方面，在人生的不同階段讀同一個故事，或者不同生活背景的人讀同一個故事，則會讀出不同滋味。「例如中學時看金庸就只是武俠小說而已，但後來才明白那些明朝清朝的角色關係，其實都是現代的人際關係，《鹿鼎記》真的是有社會歷練之後看起來很怵目驚心的一本，而且也有些情節直接反應當時的現實。聽說金庸當《明報》老闆的時候，讀者先是看到頭版的社論，讀到中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利用年輕的紅衛兵鬥倒共產黨其他元老，再翻開看到副刊的《鹿鼎記》，就讀到神龍教主洪安通利用年輕的烏龍少年鬥倒教中資深元老，而且這個洪安通還有個年輕漂亮會干政的老婆──這就江青嘛！我在布朗大學台灣同學會聊到這個，台灣來的同學都說沒想過，但是香港來的僑生學姊卻笑說：你們台灣人怎麼會不知道？我們香港人每個都知道啊。」
林宜敬接著說，「或者像《天龍八部》的星宿老仙，那也是在講毛澤東啊，星宿就是中國的五星旗。然後星宿老仙最愛聽門徒拍馬屁、歌功頌德，同時鼓勵門徒之間互相鬥爭，就是在講毛澤東的共產黨呀。當然，金庸不是完全照著現實，他就是有些地方像有些不像，讓你有那種想像空間，讀起來格外有趣。」
這類現實體驗，在林宜敬到中國從商之後，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悟。
「剛講的這些書，或者像《明朝那些事兒》，都是用過去的朝代解釋中國人現在怎麼看世界，這個很有趣，其實和台灣很不一樣。中國每一個省有一個衛視，大概三十台，其中二十五台播的不是抗日神劇就是國共內戰的連續劇，裡面的英雄有一半以上都是間諜。其他文化裡的間諜是比較負面的東西，但國共戰爭時共產黨派了大量間諜、買通了大量國民黨，所以在他們的故事裡，間諜是很正面的。」林宜敬解釋，「在中國工作那段時間，我發現台灣相對是很單純的，尤其在商業環境裡，比如說你開公司時你會派間諜進競爭對手的公司嗎？你不會想這個事情嘛，但在中國經商這很常見，連我的經銷商都會派間諜進我的公司，或者買通我公司裡的人給他情報。我們讀《史記》，讀的是中華文化最正面的一部分，我們有很多很棒的影響，但中國文化不完全是這樣。」
林宜敬認為，台灣文化其實是三分之一中華文化、三分之一日本文化，以及三分之一美國文化的混合，除了保留中華文化的正面成分之外，也幸好有美國和日本的文化，所以長成了自己的模樣。「不過還是看得到某些影響。台灣早就轉型成民主國家了，但談到政治處理，講的常常還是康熙雍正乾隆的帝王術、《甄嬛傳》，用封建的那套在想，這很奇怪啊。」林宜敬說，「你應該討論小羅斯福、甘迺迪這些人怎麼處理他的政治危機才對，因為我們是民主社會啊。」
有故事，有道理
林宜敬把自己喜歡的書分成兩大類，一種是故事，故事好看，但其實講了很深刻的道理，另一種就是直接講道理，「所以對我來說，最好的書就是像《別鬧了，費曼先生》，又有故事，又有深刻的道理。」林宜敬笑著說，「不過我要告訴年輕人，讀費曼的書要很小心，因為有些高中生讀了費曼的書之後就很嚮往要當物理學家，但後來的人生都很苦，因為像費曼這麼聰明的人，世界上就只有幾個，如果沒那麼聰明就去當物理學家，下場就很可憐。」
讀《史記》時認清其中有許多看法不完全「史實」，而是作者司馬遷的評論或希望甚至想像，讀金庸時讀得出箇中與現實的牽扯，林宜敬的閱讀能夠在沉浸於虛構情節的同事，從中找出現實的連結與意義，讀《哆拉A夢》時，想到的也和大多數讀者不一樣。
「《哆拉A夢》有一個我喜歡的道具叫『苦難味噌』（編注：目前台灣的青文版譯為『辛苦味噌』），就是大雄的爸爸教訓大雄說你們現在的年輕人都不會吃苦，不像從前的武士希望經過苦難而變強；結果哆拉A夢就拿出這個道具，吃一口就會遇到各種困難，大雄的爸爸不但吃了，而且一次吃一大堆，結果就遇到一堆苦難，連想要抽一根菸都歷經了千辛萬苦。我人生中有時候會遇到一些很苦的事，都會想說我是不是不小心吃到苦難味噌，想想自己覺得很好笑，也就釋然了。」
《哆拉A夢》有個故事讓林宜敬想起一樁往事：「另外一件讓我印象很深的事，是我念大學的時候。當時知名畫家李澤藩在國父紀念館舉辦畫展，我爸爸跟家人提起，說李澤藩曾是他的小學老師。當年李老師還對他說過，如果能我爸爸考上中學，就送他一幅畫。但是四十多年過去了，我爸爸始終沒有機會向李老師討這幅畫。那次聽說有畫展，我爸爸一直說，一定要去找李澤藩老師要回這個承諾。結果嘴上講了好幾天，卻始終沒有付諸行動。後來隔了幾天，報紙刊出一則大新聞，說李澤藩的兒子李遠哲得了諾貝爾獎。我爸爸看了以後感嘆說：『哇！現在不好意思去要畫了。如果這時候我才跑去跟李澤藩老師要一幅畫，好像我是在攀關係、趨炎附勢一樣。』」林宜敬邊笑邊說：「聽到這件事，我突然想到《哆啦A夢》裡的一個故事。故事裡，大雄爸爸的小學老師後來成了知名畫家，還上了新聞。於是大雄和哆啦A夢搭著時光機回到過去，打算偷偷拿幾幅畫回來，等未來增值後再賣掉。沒想到陰錯陽差，拿回來的竟然不是名畫家的作品，而是大雄爸爸小時候自己畫的畫。」
聊回《哆拉A夢》，林宜敬對許多情節倒背如流，「所以我的店長選書也選了這套書。」林宜敬說，「我挑的書來自三種文化，而且都是可以一讀再讀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