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曾有這樣的選擇？】815終戰日謀議台灣獨立案

試想一段畫面：當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那面掛在台灣總督府上方的日本國旗降下，但升上的不是中華民國國旗，而是一面嶄新的、屬於台灣人民的旗幟時，那會是什麼景象？台灣歷史的走向是否就能夠從此改變？

或許當時還會出現這樣的報導：

總督府升起台灣旗，台灣歷史掀開新頁

內部意見仍待整合，各國態度須關注

【台北訊】

台灣的歷史即將開始新篇章！昨日台灣總督府降下日本國旗，升起嶄新的台灣旗，象徵著台灣將進入台灣人自主的新時代。台灣總督安藤利吉接受台籍仕紳辜振甫等人建議，決定支持台灣獨立，組成「台灣自治委員會」臨時政府，並擬定「台灣自治方案」，即日起台灣由台灣人自行當家作主。唯目前島內對此決議仍持分岐意見。同時，中國政府表達強烈的反對，至於聯合國與盟軍司令部態度也有待觀察。

自八月十五日天皇「玉音放送」宣告向盟軍投降結束戰爭後，台灣主權歸屬即為島內民眾最為關切之事。據了解，以第十方面軍陸軍少佐中宮悟郎、牧澤義夫等軍方人士，與台籍仕紳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等民間人士，於終戰後就「台灣自治方案」立刻展開磋商。

日前，辜振甫等人於總督府與總督安藤利吉就戰後台灣獨立自治問題進行討論，最終獲得總督府支持，與民間共同成立「台灣自治委員會」，擬定「台灣自治方案」。經過多日研議，決定於昨日宣布台灣獨立，於總督府舉行升旗儀式，吸引大批台、日軍民到場慶賀，並於台北大稻埕舉辦獨立慶祝遊行，永樂町、太平町一帶擠滿遊行人潮，為終戰後首見熱鬧場面。

儘管台灣已宣布獨立，但局勢仍顯得混沌，島內對獨立自治的態度分岐。持保留態度的台籍仕紳林獻堂表示，「聯合國、美國、中國對於台灣獨立的看法仍不明朗，不應貿然宣布獨立。」

由於日本本土戰後內閣總辭，與台灣官方連繫管道也暫時中斷，新內閣尚未對台灣逕行宣布獨立一事發表意見；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則對台灣突然宣布獨立表示震驚，並強調戰後秩序需依照《波茨坦公告》進行，且需履行《開羅宣言》的決議。

中華民國則第一時間即對台灣獨立表達反對，重慶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表示，已準備籌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台灣警備總部」進行對台接收事宜，無法接受台灣民間勾結日本軍方宣布獨立，台灣為中華民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要時會以武力應對。

以上所述，純屬架空虛構。

但其實離這一步似乎也沒有那麼遙不可及。

一個脫離歷史宿命的機會

從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戰敗，到10月25日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向中華民國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投降之間，曾經有那麼一段權力真空的階段。在這段期間，台灣人的身分認同處於極度混亂與矛盾的狀態。

台灣人是戰勝者還是戰敗者？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

沒人說得清。

經過五十年的日本統治時期，台灣對日本的關係極度微妙，既親密卻也因被殖民而敵對；與此同時，一海之隔的中國則是遙遠幻想的「祖國」，儘管沒人清楚地認識它，但大多數人卻因血統與文化而決定熱烈地歡迎，盼望著「重回祖國懷抱」。

不過，這段時間，有一群人曾試想過，台灣是否該結束四百年來總是依附在大國之下的歷史宿命，改由自己當家作主。

8月15日終戰後不久，多名台灣士紳立刻與駐台日軍中的部分軍官聯繫上，商討「台灣自治方案」的可行性。台籍方面參與人士包括台灣皇民奉公會實踐部長辜振甫、貴族院議員許丙、板橋林家成員林熊祥、小說家徐坤泉、總督府評議會員簡朗山等地方名人，而日方則以第十方面軍陸軍少佐中宮悟郎、牧澤義夫等軍官為首。

中宮、牧澤等軍方人士認為，為防止美軍登陸而駐台的日本第十方面軍有近二十萬人，且建制完整，足以作為台灣獨立自治的後盾；並打算成立「台灣自治委員會」，內定由辜振甫為總務部長，許丙為顧問，林熊祥為副委員長。這一切的規劃，似乎與五十年前，甲午戰爭後為了阻止日本接收台灣而成立的「台灣民主國」雷同。

但並非所有台籍仕紳都同意台灣自治獨立的構想，霧峰林家的林獻堂即持反對保留態度。根據當時著名的左派人士蘇新的記述，林獻堂為了證實此事，曾經親自拜訪台灣總督安藤利吉，探詢安藤的意向。

林獻堂詢問安藤：「坊間盛傳有台灣獨立計畫，是否確有此事？」安藤利吉則回覆：「軍中確實有人如此倡議，但這只是軍人的一時衝動，已被我制止。」同時安藤還告訴林獻堂，希望林能向其他台籍仕紳轉達他的態度。

也就是說，在這個階段，最關鍵者台灣總督安藤利吉這一關，就已經將台灣獨立的選項給否決掉。

林獻堂將安藤的態度轉告後，台籍仕紳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簡朗山、徐坤泉等人，於8月22日再次前往總督府，當面正式會晤安藤利吉。

安藤利用這次的會面，正式公開表示，反對眾人倡議的台灣獨立一事，他希望台灣人民不要輕舉妄動，並禁止有圖謀台灣獨立或自治之情事；同時，他也非常慎重地向在台灣的日軍下令，禁止軍人蠢動。

由於安藤利吉兩度就台灣獨立一事表達反對意見，辜振甫等人知道在缺乏總督府的支持下，獨立之事絕不可行，24日眾人在許丙家中開會，決定中止「台灣自治委員會」與「台灣自治方案」的後續討論。於是，所謂的「台灣獨立計劃」還在口頭討論階段就胎死腹中。

政治角力下台灣地位

事實上，當時在思考台灣獨立的軍方、民間兩種勢力，各自期待的獨立目標並不相同。台籍仕紳期待的獨立，應該是希望建立台灣人能獨立自主、與世界和平共存的台灣國；但軍方呢？更多的是不甘日本就這樣輸掉戰爭，期盼還能與盟軍再戰一場的部分好戰軍人，希望挾著台灣第十方面軍尚未受損的完整戰力、逆天而行。

事後來看，以安藤利吉的立場，確實不該蹚這趟渾水。日本身為戰敗國，已無本錢與戰勝國討論殖民地的歸屬動向，而安藤身為日本官方代表的末代台灣總督，最後的工作只剩下戰後的善後接收與遣返，若是在此時妄言台灣獨立，無論是否獲得日本政府的授意，都將影響日本與盟軍的停戰協定，使日本處境更加不利。

除非安藤利吉打定主意與日本分道揚鑣、自立為台灣之主──但此舉勢必會與盟軍發生衝突，等於是以台灣一隅之力，獨力對抗所有同盟國，而且也無法肯定在台日軍會甘心為了台獨而戰。

總之，1945年8月的謀議台灣獨立一事就這樣戛然而止。然而，此事並未因獨立之議早早胎死腹中而收場。1946年3月21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突然逮捕了辜振甫、林熊祥等30餘人，就當初籌畫獨立之事進行訊問；4月27日以違反《波茨坦宣言》，將眾人以戰犯身分解送軍事法庭。

1947年7月9日，台灣高等法院宣判，辜振甫判處二年二個月有期徒刑，許丙、林熊祥二人各判處一年十個月，簡朗山、徐坤泉各判處一年有期徒刑，其餘涉案人等則無罪。

相較於之後白色恐怖時期的諸多判決，此次涉台獨案一干人等的刑期好像並不算長。且在官方資料記述中，此事件台籍仕紳是受到日本軍方人士煽動，而非主動倡議獨立，似乎有意淡化此案。

這可能有幾個原因：

一、宣判時二二八事件剛結束，若刑期過長恐引起台人不滿。

二、此案無具體事證，僅止於口頭討論，缺乏判刑依據。

三、把主要罪責推到日本軍人身上，以對台人示好，避免加深對立。

四、淡化台灣獨立一事，以免一般台人認知還有台獨這一選項。

不過，事後就此事進行研究時，無論是台籍人士還是日本軍方，都否認此事為己方主導。所有當事人都未對此做過任何說明，而不同立場的人士也有不同的解釋。

當事人之一的辜振甫，其後的人生發生變化，反而與國民黨靠攏，關係越來越密切，在李登輝總統任內，曾任海基會董事長、總統府資政。在海基會董事長期間，甚至作為台灣代表參與著名的兩岸「辜汪會談」，與中國大陸就「一個中國」的原則進行歷史性的會面。

辜振甫在晚年時，對1945年8月曾涉入台灣獨立一事提出辯駁。他表示當年此案被判刑根本欠缺證據又無道理，沒有任何人證，也沒有具體物證，很難令人接受，並解釋他當年其實並不贊成台灣獨立，完全是「莫須有」的罪名。

另外，根據另一名當事者許丙之子許伯埏後來的說法，此事件的起因是林熊祥向陳儀追討數十萬元借款，引起陳儀不滿，為了報復，便以謀求台灣獨立為由，拘捕了許丙等人。許伯埏也否認其父許丙與台灣獨立有關。

無論如何，這個發生在1945年8月終戰後的台灣獨立計畫，確實曾經存在當時部分人士的腦海中。最終，因為各式各樣的因素，計畫從未付諸實行，台灣也因此錯過了一個能自己決定命運的機會。

而這樣的機會，還會再到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