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估習近平的權力

（德國之聲中文網）年初以來，有關習近平權力不穩的謠言就沒有斷過，有人甚至言之鑿鑿預測習近平四中全會下台。但是迄今為止，所有關於習的權力弱化的說法都沒有得到驗證。而如何評估習的權力地位問題，對外界正確認識習，判斷他的政權和內外政策及其走向至關重要。

中共政權由它的體制和結構決定。其最高權力是相對集中的，即集中於政治局幾大常委和書記處，他們構成了核心的寡頭集團。在中共幾代領導人裡，毛是集權最大的一個，鄧雖然是第二代領導人的核心，但受陳雲和其他元老的制約，不能做到像毛那樣為所欲為——當然絕對的為所欲為即便是毛也做不到。江、胡兩位領導人，更多的是一種集體領導。習扭轉了這種局面，重新使黨權集中在總書記手上。從目前情形看，他的權力直逼毛而超越鄧，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毛的權力還大。

但如何來證明這一點，是評估習的權力的最難之處，因為沒有一個直觀的可量化的分析工具，外界只能從官方的新聞報道和影像資料，以及某些知情人的說法中去猜測。幸好我們可用“制度”來克服這一分析工具的缺陷，從“制度”中測度習權力的大小及穩固程度。

那什麼是測度權力的“制度”？在討論這點前，先說權力。可以把權力界定為一種迫使他人服從的制度性強制力量，政治人物的權力就是政治上的強制力量，它包括權位和權勢兩方面。權位簡單來說就是職位，一個人佔有某個職位，就擁有該職位賦予的權力；權勢則是不在這個位子上，可是對這個位子所規範的權力還擁有相當的影響力，就此而言，權勢等同權威。政治上的權威也是建立在權力基礎上的，是對權力的一種自願服從和接受。說某個政治人物有權威，一方面是他的權力讓他擁有不言自喻的權威；另一方面，雖然他現在沒有了權位，甚至是一介平民，但他過去擁有的權位及建立起的威望，讓他依然對事情有很大發言權甚至決定權。

習的權力基礎

將政治權力這樣區分後，可以把它分成制度性權力和非制度性權力，前者是由制度規定和規範的權力，後者是由個人政治聲譽構成的權力，類似權威。習的權力首先建築在中共的制度規定之上。

習的官方權位是黨的總書記、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以及黨內幾大關鍵決策小組的一把手。不過，後者是前者的權力延續，前者尤其是總書記和軍委主席，是決定性的權力。有了這兩個職務，在中國就等於掌握了大權。然而僅僅是這兩者，實際上又未必能夠完全掌握大權，胡錦濤就是個例子。所以，在沒有權威或者權威不足的情況下，僅有總書記和軍委主席的職位是不夠的，還不能做到以力服人。這就要在這兩個職位上再添加一些“元素”，才能讓人因害怕而服從其領導。

因為從中共的制度規定看，總書記只是會議召集人，他的投票權和其他政治局委員一樣，打個不太貼切的比方，總書記只是中共政治局這個班集體的班長，班長的地位嚴格來講，不比其他班委更高，大家都是平等的。軍委主席在部隊的權力要比總書記在黨中央的權力大一點，但如果一個人身兼總書記和軍委主席，軍委主席的實際含金量取決總書記的實際含金量。而如前述，中共制度對總書記地位的規定並不高於其他常委，但若給“總書記”和“軍委主席”這兩個職位添加一些“佐料”，就使得它們的“味道”變了，總書記就由“班長”變成了“班主任”，就有指揮、領導班干部和整個班集體的權力。

習在總書記和軍委主席這兩個職位上加了什麼“佐料”？對前者，他不僅加了“核心”，而且加了“兩個維護”、“兩個確立”；還規定，年初和年末，政治局委員和黨政五大領導班子成員要向他述職，在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每個成員要向他匯報學習心得，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他也把這種領導風格延申到外交領域，讓高級官員以“習近平特使”身份出訪。上述規定都寫在黨的文件乃至憲法裡，成為政治規矩，各級官員必須遵守，貫徹落實習的重要指示精神甚至成為人大和政協每年工作的重點之一。

對後者，習加了“軍委主席負責制”，並寫入黨章、憲法和解放軍的條例。別看只是七個字，它是對解放軍制度規範的根本改造，套用官方的話，在黨領導軍隊的一整套制度體系中處於最高層次、居於統領地位。該制度讓解放軍變成了只對習這個軍委主席負責，只效忠於習個人，從而成了名副其實的習家軍。

上述在“總書記”和“軍委主席”的職位上添加的制度規定，可稱為“制度增量”，它是測度習的權力含金量的制度，使習的權力在制度上顯得更穩固，在他還在位時，要拿掉這些制度幾乎不可能，且隨著時間推移，即使黨內開始有些抵觸情緒，也會慢慢接受。習對黨權的牢牢掌控，尤其有解放軍的絕對效忠，黨內就不可能有任何力量敢去挑戰他。從這個角度看，除非有某種非常特殊的意外發生，否則，關於習的各種政變和權力弱化傳言，皆不可信。

有關習的謠言為何此起彼落？

現在的問題是，習一路跌跌撞撞走來，為什麼能做到“黃袍加身”？這又是個謎，至今許多人都在探究，在此不論。總之，從目前的政治狀況及官方宣傳來看，習的制度性權力還在增強。

然而，制度性權力的增強沒有讓他做到使黨內腐敗收斂，在非公開的、私人聚會的場所，據說官員對他的批評和非議也非常大膽，這和毛時代即便在家庭這個極私密的場所要說毛一句壞話都必須小心翼翼，是極不同的，似乎又在另一層面讓許多人感覺習的權力不像想象的那麼穩固和強大。這是當下各類關於習的謠言此起彼落的認知原因。

造成此種認知困擾的，一方面是習雖然在不斷強化其集權，然而，其政權的極權程度不可能真正做到毛時代那麼嚴厲，畢竟中國經過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引入了一些現代政治文明的元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習的非制度性權力，即權威的嚴重不足。權力自身會帶來某種權威，但這一定要以“事功”來支撐。毛、鄧之所以有權威，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有權，更因為他們有“功”，即在長期戰爭中形成的所謂軍功。具體來說，毛的權威來自於他是中共“新中國”的締造者和對革命意識形態的建構，還有他個人的某種魅力。鄧的權威不僅來自於他的革命經歷，更是文革中被作為“二號走資派”打倒又啟用的經歷，為他積累了在毛去世、“四人幫”倒台後，取代華國鋒，成為中國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的資本，以及他開啟改革，被譽為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的角色和地位，這使得鄧晚年即使全退，依然有著對中國政治的巨大影響力。

習上台之初，既沒有毛的建國之功，也沒有鄧的改革光環，要想建立自己的權威很難，他采用了兩手策略：一是通過反腐贏得百姓好感，同時借機清除潛在政治對手；二是重塑黨的意識形態，讓自己成為 黨的“核心”乃至“偉大領袖”。10多年下來，習通過這兩手策略，在塑造個人權威上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初期，反腐確實贏得了大部分民眾支持，也讓官員普遍產生戒懼心理，在政治上不得不緊跟其步伐，從而有效削弱了黨內可能對他構成挑戰的政治力量，為他帶來了威信；另外，將 “習思想”寫入黨章和憲法，成為欽定思想，從小學到大學，再到各級黨組織的學習會議，被系統性地強制灌輸給每個人，也使得表面上的個人崇拜一定程度得以回歸。

然而，權威歸根結底要建基於“事功”。公允地說，習不是不想干事，也確實做了很多事，問題是這些事使社會中的多數人感覺不是“功”，甚至一部分人還認為是災難。無論是調整經濟結構，還是應對疫情，乃至對台和外交政策，都爭議很大，受到的批評很多，即使是反腐，這項本來得人心的工程，時間一久人們也喪失了熱情。還有他在20大親手挑選的執政團隊，至今有兩個國務委員、一個軍委委員出事，還有一個軍委副主席也處在疑似出事中。沒有拿得出手、讓人信服的“事功”，終究使他試圖硬撐起來的權威不能得到黨內和社會大多數人的認同和接受。

一個沒有權威支撐的權力，一方面會讓掌權者更想用制度築牢權力；另一方面在權力的行使中，只能通過懲罰、恐嚇等壓服人去接受他的主張、政策和做法，從而讓人畏而不服，不是自覺自願接受和執行。這當然會增大政治成本，產生很多問題，包括下級的陽奉陰違、形式主義和腐敗。當人們看到習巨大的權力卻不能解決這些顯而易見的社會問題和流弊，甚至官員私下也敢對他不敬，自然對他權力的真實性和穩固度產生懷疑。何況經過了改革開放，即使習的權力再大，都不可能做到毛時代那樣的嚴密控制，讓人本能地心生恐懼。

上述分析告訴我們，習確實大權在握，他的制度性權力一直在持續強化，當下的經濟困境和地緣政治緊張包括美國最新的關稅戰，並未削弱他的權力，他對軍隊的掌控確保了他的政治安全，黨內沒有任何勢力能夠挑戰他。然而，他的非制度性權力在第二任期後，以一種時而快速時而緩慢的方式下跌，導致其權威流失，和權力嚴重不匹配，不能讓人服眾，無論黨內還是社會，多數人只是畏他的權，而不服他的“德”，他只能用權力，通過黨的系統和專政工具壓服官員接受他的主張，推進他的政令。這是習目前面臨的“致命傷”。除非有某種奇跡出現，權和德的這種內在緊張會持續下去。

但也不能由此簡單地推論，這會導致他的權力最後坍陷。是否如此，取決今後在面臨一系列的困難和挑戰特別是在以下三個問題的應對中，他是否會出現大的失誤而造成黨內尤其高層情緒的集體反轉。這三個問題是：中國經濟未來幾年的發展狀況，和美國的關稅戰是否會導致經濟持續惡化；圍繞接班人的黨內鬥爭，是否會把控失衡；對台灣問題的處理，是否會造成台灣顯性的去中化。

可以說，假如習在這三個問題的應對上沒有出現明顯偏差，他的權力很可能會穩定在現在的狀態，至少不會對其權力構成額外挑戰；但如果處置得不好，特別是在黨內和社會引致意料之外的大的突發事件，則勢必對他的權力構成進一步的嚴峻挑戰，使其統治仍然面臨潛在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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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志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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