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世紀血案》與艾普斯坦案背後的虛假重構
湯名暉／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
2026年2月，台灣與國際同時發生有特定效用的認知震盪，而且最終都會對台灣造成影響。名為《世紀血案》的電影，引發台灣跨越政治光譜的譴責，其製作背景與敘事手法被指控為典型的「紅色供應鏈」文化滲透。
與此同時，關於達賴喇嘛與已故美國富商艾普斯坦（Jeffrey Epstein）之間存在不正當關係的傳言，在中國官媒與特定社群帳號的推波助瀾下甚囂塵上。台灣雖然已無蒙藏委員會的編制，卻也有著蒙藏文化中心，以及藏傳佛教的信奉者。
這兩起事件並非偶發事件，而是針對特定地緣政治目標的認知作戰，試圖影響台灣的民主正當性，以及與西藏的文化與道德基礎。中國反向利用民主社會的開放性，運用強制性或欺騙性的手段，作戰的場域也從傳統的媒體和社群，轉向歷史主體與人文精神。
一、《世紀血案》：歷史修正主義的文化滲透
「費思兔文化娛樂」製作，蘇敬軾編劇並擔任出品人的電影《世紀血案》殺青。該片標榜改編自1980年震驚台灣的「林宅血案」，卻在宣傳與後續曝光的劇本，展現極具爭議的歷史視角。
該片透過「歷史虛無主義」（Historical Revisionism）手法重塑台灣白色恐怖記憶，試圖為威權體制洗白並打擊本土民主運動的正當性。此類操作揭示新型態的「紅色文化供應鏈」，其特徵在於資金來源不透明、利用知名藝人背書，以及針對歷史創傷的精準操作。
製作方完全未取得受害者家屬，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及其家人的同意或授權。更甚者，劇組選在林家遇害雙胞胎女兒的生日前夕舉辦殺青活動，意圖對受難者家屬造成二次傷害。
演員寇世勳、李千娜等人隨後承認，在簽約時被製作方誤導，以為已取得家屬授權，這顯示製作方存在蓄意欺瞞的行為。這屬於典型的菁英俘獲（Elite Capture）行動，透過收買或脅迫社會菁英與代表性人物，使其行為符合中國的戰略目標。在台灣的語境下，這不僅限於政治人物，更包括具備話語權的企業家與藝人。
最核心的爭議在於流出的劇本內容，不僅未將矛頭指向當時實施嚴密監控的情治單位，反而透過劇情安排與對白設計，影射台灣的民主先驅史明是幕後主謀。這種敘事完全顛覆既有的歷史事實，將威權暴力的責任轉嫁給民主運動，構成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論」。
然而，根據監察院2023年發布的結案報告，1980年2月28日案發當時，林義雄住宅處於情治單位的嚴密監控之下。報告揭露六項重大違失，包括情治系統介入司法偵查、誤導方向、阻撓偵辦、操弄媒體等，造成林家嚴重的傷害。
案發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成立由國安局、警備總部等單位組成的「307指導會報」。該會報的主要任務並非偵破案件，而是進行輿論導向。當時情治單位透過控制媒體，有系統地釋放假訊息，企圖將兇手指向「黨外內鬥」或「國際陰謀分子」。
再回到《世紀血案》的虛構劇本，不只是與事實相左，甚至是以威權統治的立場進行敘事，明顯扭曲威權時期的歷史罪行，試圖誤導當代未曾經歷的公眾。該片透過歷史虛無主義（Historical Nihilism），否定或扭曲既定的歷史事實，目的是製造社會內部的歷史認知混亂，使公眾對台灣民主的發展與價值產生質疑。
史明文物館館長藍士博也指出，這是在事隔40多年後，再次以電影形式重複當年情治單位的口吻，試圖羅織史明入罪。透過「歷史修正主義」洗白威權統治，並污名化台灣獨立運動。
二、紅色代理人騙誘在地協力者
電影出品人兼編劇蘇敬軾的背景，更是引人關注。他曾在中國官媒《解放日報》表示：「骨子裡我是很典型的中國人。」這種自我認同與其在台灣製作的文化產品呈現高度的一致性。
蘇敬軾曾任百勝餐飲集團（Yum! Brands）全球副主席及中國事業部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被譽為「中國肯德基教父」。他在中國發展超過25年，將肯德基打造成中國最大的餐飲連鎖品牌，與中國官方及商界維持極深厚的關係。
蘇敬軾退休返台後成立「費思兔文化娛樂」，公開資料顯示該公司的資本額僅為新台幣3萬元。這間資本額僅3萬元的公司，卻能連續製作兩部政治題材電影。第一部作品《幻術》票房僅236萬台幣，虧損嚴重，卻仍能投入大量資金製作下一部規模更大的電影，並聘請一線演員。
該公司並不在意是否營利的反常識作風，有可能涉及資金來源不明的問題，只要能利用台灣的言論自由環境進行歷史與價值的扭曲，便算是達成目的。
這並非蘇敬軾首次透過電影進行歷史認知操作，2019年上映的《幻術》以319槍擊案為背景，劇情影射前總統是自導自演的幕後黑手。該片片頭甚至出現「台灣曾隸屬中國數百年」的字幕，赤裸裸地傳遞中國的大一統歷史觀。
這種操作模式呈現出對台灣主體性與歷史的破壞，選擇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重大創傷事件，利用懸案的模糊空間，植入「陰謀論」，再將矛頭指向台灣民主化或本土化運動的關鍵人物，藉此解構台灣主體性的歷史敘事，達成「去正當化」（Delegitimization）的政治目的。
此案亦揭示如何利用他人的善意作為「在地協力者」（Local Collaborators）降低目標群眾的心理防線。參與演出的演員在簽約時並未意識到劇本的政治意圖，甚至被合約的「已獲授權」條款欺騙，利用知名演員的公眾形象為政治宣傳背書，使其成為「無意識的協力者」。
導演徐琨華也被起底為當年警備總部發言人徐梅鄰的後代。雖然導演聲稱自己只是受雇者，沒有決策權，但這種人脈網絡的連結若被放大，可用於挑起台灣內部的歷史傷痛。
三、艾普斯坦案的人格毀滅模式
在《世紀血案》爭議發酵的同時，針對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認知作戰，也在國際展開，中國試圖將達賴喇嘛與艾普斯坦聯繫起來，試圖擊碎其道德高地，影響未來「轉世」與世俗政府的正當性。多家媒體報導指出，達賴喇嘛的名字在美國司法部公布的艾普斯坦檔案出現「169次」。這一數據被刻意放大，暗示兩人關係密切。
經過對美國司法部釋出檔案的詳細檢視，以及第三方查核機構的驗證， 這「169次」並非出現在兩人往來郵件，而是來自於一本被掃描進檔案的書籍索引。該書僅是作為艾普斯坦的藏書被收錄，書中提及達賴喇嘛的部份，通常是關於冥想或放鬆的章節，實際上兩人毫交流。
此外，經過詳盡調查，沒有任何一張照片和或郵件可作為證據，達賴喇嘛曾造訪艾普斯坦的私人島嶼或住所。達賴喇嘛辦公室於2026年2月8日發布聲明，明確表示尊者從未見過艾普斯坦，也未授權任何人代表他進行互動。
檔案中唯一看似有關聯的郵件發送於2012年10月，一名聯繫人向艾普斯坦表示「想去一個達賴喇嘛會出席的活動」。這僅代表第三方的意向，並非達賴喇嘛與艾普斯坦的直接互動，且無證據顯示會面成行。
這則謠言的傳播路徑呈現出典型的「資訊洗白」（Information Laundering）特徵，來自於西方邊緣媒體、俄羅斯官媒與中國宣傳機器的緊密配合。特別是中國官媒，在此次行動中扮演關鍵的放大角色。它們並不直接製造謠言，而是引用俄羅斯等第三國媒體的報導，並加上聳動的標題，再傳播至其他國家。
這種策略被稱為「借船出海」，利用外國媒體的報導來規避「政治宣傳」的標籤，增加訊息的可信度。其目標在於利用西方社會對艾普斯坦案的極度厭惡，將達賴喇嘛與之連結，可能摧毀其在西方自由主義支持者心中的道德形象，為中國政府未來介入達賴喇嘛轉世事務掃除道德障礙。
四、認知作戰升級至歷史與人文層次
《世紀血案》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典型應用。此策略旨在否定、歪曲或抹黑目標國家的歷史，特別是其建構民族認同或民主價值的關鍵事件。透過將林宅血案重構為黨外內鬥，攻擊者試圖切斷台灣民主運動的道德根基，使其失去歷史正當性。
達賴喇嘛案的案例則是展現如何塑造虛假話語，利用基於事實，但並非事件本質的文本，用來造成傷害的資訊。達賴的名字確實出現在檔案，但攻擊者刻意剝離「出現在書本索引」的脈絡（Context），將其扭曲為「頻繁往來」，利用受眾的認知捷徑（Truth Bias）造成誤導。
整合歸納上述案例，可以發現中國認知作戰操作的新模式。首先，利用「返台商菁英」作為白手套，藉此規避直接的中資審查。其次，敘事包裝娛樂化，將統戰敘事（疑美、歷史虛無、民主失能）包裹在電影或娛樂媒體，降低觀眾戒心。第三，打擊歷史與文化：瞄準精神領袖或歷史主體，進行全球性的打擊。
尤其是進一步鎖定建構主體性的歷史與文化層次，不只是社群媒體和短視頻等通俗消遣，中國將以更專業與精緻化的模式挖掘主要人物的歷史。攻擊對象也從現任政治人物延伸至歷史人物與文化領袖，任何政治人物或具備話語的精英，都有可能是中國的目標。
此外，面對日益嚴峻的認知威脅，台灣社會與民主陣營應發想更多的預防方案：
1. 建立全社會認知防衛機制：不僅依賴政府澄清，更需培養公民社會、歷史研究者與文化工作者，具備識讀歷史修正主義與惡意訊息的能力。
2. 強化資金透明度法規：針對涉入政治敏感議題的文化產品製作公司，應修法要求揭露其最終受益人與資金來源，防堵「紅色資本」透過層層轉手滲透文化產業。
3. 歷史真相的積極防衛：對於林宅血案等重大歷史創傷，政府與相關機構應主動掌握詮釋權，透過展覽、教育與紀錄片等形式，對抗虛構作品的誤導。
4. 法律課責與權利維護：政府應研擬相關法律，防範未經授權且惡意扭曲歷史事實的創作，讓認知作戰的執行者付出具體的法律代價。
5. 強化國際合作：與友好國家和國際NGO合作，建立跨國謠言預警系統。一旦發現網絡開始測試特定抹黑敘事，即應在主流平台進行預防性揭露。
面對中國持續生產歷史和人文的虛假話語，台灣需要以民主的透明性揭露真相、釐清脈絡，方能抵禦這場無煙硝的戰爭，守護台灣共同的歷史記憶，與全球共有的人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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