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卿專欄／女兒想要聲音，母親寧願沉默
2020年10月住在普羅旺斯馬贊村的吉賽兒·佩利科特（Gisèle Pelicot）回撥了一個未接來電。對方是一位警官，他詢問吉賽兒是否知道她的丈夫多明尼克幾週前曾被盤查？
吉賽兒知道多明尼克在超市偷拍女性裙底被發現。她跟警方說，她已經知道這件事。她決定原諒他，因為她知道那不是他的為人，她會和丈夫一起面對。
那時她還不知道她日後形容的「高速列車」已經迎面而來。幾週後，她和多明尼克到警局，行前她還為多明尼克精心搭配穿著。
警官告訴她，將近10年，多明尼克多次下藥迷昏她，然後讓他從線上網站找來的男子在她們家中強暴她，至少有200次。多明尼克將強暴過程拍攝下來，存放在電腦，資料夾的標題寫著「虐待」（abuse)。
如果不是超市保全的堅持，多明尼克也許將一直消遙法外。他們看到多明尼克偷拍女性裙底的影片，說服其中3人向警方報案。警察查扣多明尼克的電腦和電子設備，發現他對妻子的罪行。
吉賽兒看到那些照片，第一個反應是，那個臉頰鬆垮嘴唇無力，像破布娃娃一樣的人不是我。過了一段時間她才認出影像中人是她自己。
這個案件受到國際矚目。2024年9月，審判在亞維農沃克呂茲刑事法庭舉行，加上多明尼克，共有51名被告。吉賽兒放棄匿名權利，選擇公開審判，因為「羞恥應該換另一邊」。12月19日正式宣判，多明尼克被判處20年最高刑期，其餘被告被判3至15年不等。
2026年2月，吉賽兒的回憶錄《生命頌歌》（A Hymn to Life: Shame Has to Change Sides），在全球以22種語言同步發行。她在書中說，如果她選擇不公開審理，那將保護她的施暴者，讓她在法庭上獨自面對他們，成為他們目光、謊言、懦弱和蔑視的人質。
「沒有人會知道他們對我做了什麼。不會有任何一個記者在那裡，將他們的名字和他們的罪行並列記錄……最重要的是，不會有任何一個女性能夠走進來，坐在法庭裡，讓我感受到少一點孤獨。」
但是，在這個家庭以藥物遂行性侵害的事件中，只有一個受害者嗎？
在警方查扣的照片中，有兩張她女兒卡洛琳（Caroline Darian）穿著不是她衣物，也非她習慣睡姿，露出內褲的照片。以及其他在浴室偷拍卡洛琳和兒媳的影像。還有，家庭成員回憶起，多明尼克曾抱怨孫子不願意和他玩「醫生遊戲」。
當吉賽兒知道自己被長期下藥強暴後，她打電話通知三個小孩。他們從巴黎趕來陪她第二天到警局了解調查內容。從警局回家後，卡洛琳接到警官的電話，他認出卡洛琳是照片中的一位女性。他請卡洛琳再度到警局，卡洛琳跟她母親一樣，一開始也認為照片中人不是自己，但是警官提醒她，她和影中人右邊臉頰都有一個褐色的痣。卡洛琳在警局強直性痙攣發作，一段時間後她住進精神科醫院。
卡洛琳認為，要換上她沒有的衣服，必須觸碰她的身體，以及她過去曾有過生殖器不明疼痛的問題，因此她認為自己也曾被多明尼克下藥甚至性侵。
但是在這種不確定中尋求答案的努力，卻造成她與母親之間的裂痕，因為吉賽兒可以面對自己的恐怖遭遇，卻迴避面對女兒可能遭到亂倫性暴力的可能。
早在2022年4月卡洛琳便出版第一本書《我不再叫你爸爸》（Et j’ai cessé de t’appeler Papa，英譯版於2025年1月出版）。她在書中提到，當她告訴媽媽關於她照片的事情時，吉賽兒目光空洞，反問她：「你確定照片上是你嗎？」，也許這是一種無意識的防禦，但卡洛琳被母親懷疑的反應傷害，「我那時明白，媽媽選擇了否認。」
對此，吉賽兒在自己書中寫道，雖然我理解她的懷疑，但我不能讓那些懷疑變成確定的事實。
過幾個月後，卡洛琳再次向母親提起這件事，儘管有照片這一證據，但吉賽兒仍然回答：「別再傷害自己了，你父親不可能對你做這樣的事。我無法接受，否則這將徹底摧毀我。」
調查法官朱爾諾（Gwenola Journot），指控多明尼克向其他男人散播卡洛琳的照片，侵犯她的隱私，但沒有足夠證據起訴他對女兒下藥或性侵。吉賽兒希望女兒放心，沒有證據是好事。但她在回憶錄中也寫道：「現在讓她放心，意味著背叛她。」
吉賽兒的態度造成家庭的分裂，長子大衛支持妹妹卡洛琳，小兒子弗洛里安則與母親比較親近。這也是《紐約客》今年2月一篇文章〈吉賽兒‧佩利科特強暴案審判：團結了法國，卻撕裂了她的家庭〉（The Trial of Gisèle Pelicot’s Rapists United France and Fractured Her Family）的主題。
這篇文章寫道，卡洛琳在法庭上表示，她確信自己也像母親一樣被下藥。一位心理學家在作證時說，他在評估卡洛琳時，曾建議她不要陷入一場「無止盡的求知追尋」，因為「永遠都會存在疑問與陰影」。
但是卡洛琳覺得她可以從審判中獲得答案。她認為多明尼克不會讓她一直痛苦下去。她認為母親有能力說服父親坦白。但是當一位被告律師問吉賽兒如何看待卡洛琳的指控時，她說：「看到卡洛琳熟睡的照片之後，我不排除任何可能。你不能排除任何可能。」當另一位律師再次詢問這個問題時，吉賽兒說：「我寧願不回答這個問題。」
卡洛琳在2025年出版的第二本書《為了讓人記住》（Pour que l’on se souvienne）中說，我從未感受過像那幾分鐘那樣強烈的痛苦。「那幾分鐘彷彿被懸置在空中，而我就站在那裡，面對大多數辯護律師得意而輕蔑的目光。」
「我是她唯一的女兒。她不應該放開我的手。」
大衛也曾在法庭陳述時，看著多明尼克的眼睛，敦促他告訴法庭「關於你對我妹妹做了什麼，她每天都在受苦，並將在她的餘生中受苦，因為我認為你永遠不會說出真相。」
但是多明尼克堅持，他什麼都沒做。他在回應卡洛琳的先生皮耶時說：「我只請求你相信一件事。我從來沒有碰過我的女兒或我的孫子。」「其他事情我都承擔責任。」
比利時心理治療師Emmanuèle Sandron，2025年發表文章〈被亂倫女兒的母親：巨大的視而不見〉（Mères de filles incestées : le grand aveuglement）。她在結論中說，為什麼母親沒有看見？原因可能各有不同。制約、控制與支配、強制性操控、因為害怕崩潰而產生的否認、不願放棄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或是難以承受的競爭感…。
她也指出，在亂倫中，受害者被鎖在她們痴迷的記憶裡，而施虐者和家人則相反，被困在他們的否認中。在「永遠在場」和「永不在場」之間，對話似乎不可能。亂倫將女兒從家庭中驅逐出去，剝奪了她一切歸屬感，要麼服從於一種秩序，要麼從中掙脫以求自救。
吉賽兒既非受到強制掌控，也無關不願放棄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也不是母女之中有著類似情敵關係的競爭感。使她無法面對的更是，如果承認可能會崩潰。
這一點卡洛琳也很清楚。她在參加英國海伊文學節說：「在法國，亂倫是一個禁忌。很多受害者都處在相同的情況。承認自己的女兒或兒子是受害者，那是非常困難的事。我認為我的母親無法承認這件事，因為如果她承認，我想她會死去。」
之前吉賽兒跟朱爾諾訪談時，她說，作為一個母親，我個人的信念是，我的女兒並沒有被下藥，也沒有被侵犯。
這是她們母女對何謂「傷害」產生的重大分歧。母親寧願相信女兒從來沒有遭受到亂倫的性暴力。但是女兒要母親以及其他人，正視她也是受害者，不要假裝一切沒有發生過，或是沒有證據就是好消息，這些只會加深她身處在懷疑中卻被否認的痛苦。在整個審判中，卡洛琳認為自己如隱形般，不被看見。
後來，吉賽兒在回憶錄中說，卡洛琳那些照片，顯露出一種「難以承受的亂倫凝視」，這打開一個理解的縫隙。她對因為缺乏證據，卡洛琳不得不在懷疑中生活感到悲傷。她想幫助她，卻不知道該怎麼做。「我選擇沉默，而她要求的是聲音。」
《紐約客》文章中，引用法國人類學家杜西（Dorothée Dussy）在《支配的搖籃》（The Cradle of Dominations）書中提出：「亂倫不是一個只涉及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封閉場景，而是一種在家庭中世代延續的實踐。」
杜西也旁聽了這次審判。她認為在法庭上和關於審判的報導，仍存在一種「對亂倫保持沉默的命令」。多明尼克可以承認這麼多事情，但唯一不能承認的就是他對孩子和孫子的「性化」。
在案件發生前幾年，多明尼克曾寫過一篇自述，形容他父親是「專制的人」、「一頭狼」、「潛伏在陰影中的掠食者」，而他母親則是過於順從無法離開。
也提到家裡曾收養一位女孩妮可，在他母親去世後，他父親和二十出頭的妮可開始共用一個臥室。多明尼克寫道：「我理解一個男人可能會有需求，但不該是以這種方式。」
多明尼克一直希望證明自己跟他父親不同，但後來他也承認歷史會重演。他沒有參加父親的葬禮，他也知道，未來他的小孩也不會參加他的葬禮。
卡洛琳在被送到精神科醫院後，開始寫日記，她認為寫作讓她保持距離，避免讓她溺水。她也給自己設定一個使命，「不會讓父親的變態，成為這個家庭的詛咒。」她在日記裡對多明尼克說：「罪惡不會感染我們，也不會一代一代傳下去。我們沒有一個人會變成你，不是我的兒子，也不是我的兄弟。我們都比你強大。你從來都沒有試圖讓自己脫離你父親沉淪的泥沼。」
卡洛琳堅持要發出自己的聲音，也許打破法國對亂倫仍視為禁忌的「沉默的禁令」，也讓吉賽兒在「完美受害人」形象中塗抹上不協調的色彩，也是法庭審判中只需要一個故事中的雜音。
但是這個案件本身就具有多重層次。不論是母親在勇敢中存留不敢承認女兒受害的怯懦；女兒在懷疑中堅持要知道真相的痛苦；以及打破亂倫的陰影遺留給家庭的魔咒。生命頌歌並非完美之歌，而是各自面對不同現實的勇氣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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