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中國的前新疆警察：「他失去了祖國，卻找回了靈魂」

（德國之聲中文網）2020年的一天，中國新疆阿克蘇沙雅監獄，大約60多名來自和田縣的囚犯刑滿獲釋。

他們都是維吾爾人，大多度過了五到十年的牢獄生涯。入獄的原因，可能因為做了一次祈禱，唱了一首歌，戴了一次頭巾，看了一次視頻，甚至只是打了一次籃球——鍛煉身體也有潛在的“暴恐分子”嫌疑——就被重點監控，然後經歷審訊和酷刑，屈打成招，獲刑入獄。

一輛大巴前來接他們出獄回鄉。車上並不是他們的親人和朋友，而是當地的民警，其中包括和田縣基層民警張亞博。

在河南出生長大的張亞博，已經在新疆生活了十多年。從2014年11月到2023年9月，他先後擔任和田地區於田縣看守所民警、和田縣玉如什開村村警、和田地區康復醫院民警、阿克蘇沙雅縣季節性勞務輸出民警、和田縣罕艾日克鎮吾其坤麥丹村警務室民警、和田縣看守所民警、和田地區看守所民警等職務。在此期間，他曾往返於新疆各地近50座監獄押送囚犯或者接回刑滿釋放人員。

他還先後前往廣東、貴州、安徽等地執行勸返/遣返任務，將在這些地方打工或者經商的維吾爾人押送回新疆接受審訊。

那一天，張亞博和其他警察一起，把載著刑滿釋放人員的大巴開到和田縣國保大隊門口。國保警察滿臉興奮，立即對這些“重獲自由”的維吾爾人重新審訊，稱之為“深挖線索”。

“這時候的審訊，本質上是一場帶有誘導性質的‘填空題’”，張亞博對德國之聲記者說，“只要能審出點什麼‘新問題’，哪怕是陳芝麻爛谷子的舊事，就能進行‘二次判刑’。”

這是2026年4月，張亞博已逃離中國，在德國生活了八個月時間。他回憶說，那些國保警察見到維吾爾刑滿釋放人員，“簡直比見到親人還要親”。因為新疆的每一個警察都患有“KPI（關鍵業績指標）焦慮症”。他們的KPI，不是破獲了多少案件，而是將多少維吾爾和其他少數族裔人送進監獄，或者重新送進監獄。

裝瘋住進精神病院的維吾爾村民

2014年，在中國掌權不久的習近平對新疆官員們發表了一系列內部講話。隨後，新疆啟動了“嚴打暴恐”專項行動及“反恐人民戰爭”，並出現強制關押維吾爾人的“職業技能培訓中心”，又被國際媒體稱作“再教育營”或“新疆集中營”。

2016年底，陳全國被任命為新疆黨委書記之後，再教育營規模急劇擴大。相關調查顯示，到2018年，至少有181座，估計上百萬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族裔人，未經審判就被長期關押，在惡劣的環境中遭受鐐銬、毆打、禁閉等酷刑，並被驅趕從事摘棉花等強迫勞動。

從2017年11月到2018年8月，張亞博在和田地區康復醫院擔任管教民警。這座精神病醫院實質上被改造成了“集中營”，醫生、警察和“患者”人數都遠超尋常。

據張亞博介紹，新疆“集中營”按照監管的嚴厲程度分為高中低三等。他所在的精神病院屬於最低等級。由於押送“患者”和“學員”的需要，他往返於不同等級的關押場所，看見各種形式的酷刑。

記者就媒體報道中關於“學員”經歷的吊打、禁閉和強奸等遭遇向他求證，張亞博說，酷刑和虐待“在集中營裡是家常便飯”。他經常聽見“學員”受刑時發出撕心裂肺的喊叫。這些喊叫聲也給他造成了嚴重的精神創傷，成為他至今難以擺脫的噩夢。

但是，張亞博認為，這種精神創傷是他作為正常人對這種荒誕環境的自然反應。他還要把真相告訴自己尚未成年的兒子。記者問：“你不擔心這樣會對孩子造成傷害嗎？”他大聲說：“有傷害才是對的！”

張亞博說，他沒有親眼見到“學員”被當場打死的場景，但是知道若干受刑之後幾天死亡的案例。他說，“集中營”裡幾乎每周都有人死亡。

因此，一方面，大量維吾爾和其他少數族裔人被隨意鑑定為精神病患者，遭到強制關押和“治療”。另一方面，很多人為了逃避更嚴厲的酷刑，“裝瘋賣傻”，或者買通醫生，扮演精神病患者，自願被關押進張亞博任職的“康復醫院”。

他的維吾爾民警同事告訴他哪些人偽裝精神病，他對此也睜只眼閉只眼，只要他們不鬧事就行。他知道，偽裝的代價是每天都要服用治療藥物，“沒病也能吃出病來”。

冒充普通村民的維吾爾干部

據中國政府的公開招標文件顯示，從2017年開始，新疆當地政府采購了大量鎮暴武器和酷刑器具。新疆和田地區公安部門曾為當地的再教育營采購“2768根警棍、550支電擊棒、1367副手銬”，還有2792罐胡椒噴霧。

與此同時，中國當局也在新疆啟用了嚴密的大規模監控系統，建立了結合監控攝像頭、檢查站、人臉識別、手機監控軟件與人工智能等多種技術的“天網”系統。

這些針對維吾爾人的大規模監控技術和制度，隨後被實施於全國各地，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間，成為所有普通公民的電子鐐銬。2022年11月，中國各地爆發了反抗封控的白紙運動。

在疫情期間，身為警察的張亞博，也因為“清零政策”而短暫失去出行自由。這讓他對維吾爾和其他少數族裔人的遭遇更加感同身受，難以繼續從事這份工作，第一次明確地產生了辭職、逃離新疆並說出真相的念頭。

他在新疆生活了18年。他說，這個念頭讓他感到害怕，害怕遭到當局報復。但是，“正因為我對新疆有深厚的感情，我才不能選擇沉默。”

新疆設置的現代“集中營”震驚了國際社會。身處海外的維吾爾人在世界各地及網絡舉行抗議活動，總部位於德國慕尼黑的非政府組織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簡稱世維會）也發出呼籲，要求各國懲罰中共的暴行。

世維會柏林辦公室主任海玉兒·庫爾班（Haiyuer Kuerban）在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表示，該組織多次為逃離集中營來到海外的維吾爾人提供幫助。

世維會被中共當局定義為從事國家分裂活動的恐怖組織。有一次，張亞博在接受拘押一位維吾爾村民的任務時，被告知其罪名包括“和世維會聯系”。他記住了這個“海外反動組織”，開始想象也許有一天可以找它說出自己所處荒誕世界的真相。

庫爾班說，在此之前，他們從未接待過來自新疆集中營內部的警察。

獨家專訪關恆：在中國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作為基層民警，張亞博多次見證，大凡有外國記者和國際機構來訪，當地立即進行緊急部署，將接待村莊的村民或者受訪家庭成員全部置換為維吾爾地方干部，讓他們否認集中營的酷刑和虐待，展示維吾爾民族“幸福快樂的生活”。

鎮壓維吾爾人的策略調整

紙終究包不住火。2018年8月，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公布了其結論性觀察報告，報告批評"在中國法律中對恐怖主義的廣泛定義，對極端主義的模糊引用和對分離主義的不明確定義"，呼籲北京終止在沒有合法指控、審判和定罪的情況下進行拘留，立即釋放再教育營被關押者。

2019年12月，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與此同時，歐洲議會通過決議強烈譴責中國大規模關押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族裔，呼籲中國政府立即停止這種任意拘押的做法，無條件釋放包括薩哈羅夫思想自由獎得主伊力哈木在內的被拘禁者。

同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雪克來提·扎克爾在中國國務院記者會上宣布，新疆教培中心的學員已全部結業。中國時任外交部長王毅隨後也聲明，教培中心的學員“都在政府幫助下找到了穩定的工作，過上了安寧生活”。

國際社會觀察者普遍認為，中共對維吾爾人的鎮壓並沒有因此結束，在某些方面還變本加厲。

德國新疆問題專家鄭國恩（Adrian Zenz）與張亞博進行了深入的接觸，查閱了他帶出來的多種內部材料，並進行了相關研究。他在最近發表在美國《外交政策》的文章中指出，在揭露“再教育營”大規模關押活動的新聞報道和人權調查之後，國際社會了解新疆真相變得愈加困難。

鄭國恩認為，北京對鎮壓維吾爾人的策略進行了調整，從大規模關押運動演變為滲透到日常生活的全面管控。尤其是2021年12月馬興瑞接陳全國出任新疆黨委書記以後，強化了日常監控和短期拘押，經過法庭審判刑入獄的案例也大量增加。

張亞博粗略估計，其所在村約40%的成年人口曾被關押於再教育營。再教育營大規模關押結束之後，被釋放回村的人中，又有將近一半的人被以各種理由投入監獄。刑滿釋放人員中，所有人都會被短期拘留，將近十分之一的人被二次判刑。他所經歷的每個村莊，都有維吾爾人從監獄到看守所再到監獄。

2021年，美國國務院、加拿大議會與荷蘭國會先後通過動議，明確指控中國對待維吾爾少數民族的手段是“種族滅絕”。同年，美國、歐盟、英國、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政府發表聲明，就新疆維吾爾人權問題對中國進行制裁或譴責。

2022年，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發布新疆人權報告，指出中國當局針對維吾爾族和“其他主要以穆斯林為主的社區”存在“嚴重侵犯人權行為”，涉嫌“危害人類罪”。

從中國媒體的憤怒駁斥中，張亞博得知了聯合國人權高專指控中國當局的這一罪名。他對此並不感到意外。

長平觀察：從“新疆超話”到“北京超話”

每周提交“涉嫌恐怖活動”線索

張亞博對德國之聲介紹說，新疆的基層民警有任務每周向上級部門提供線索，這些線索要足以導致更多維吾爾人被拘押或者判刑才算有效。

他和當地村民都很熟悉。他從來不認為那些溫和的維吾爾人是暴力恐怖分子。“我從來沒有害怕過這些‘恐怖分子’，我的恐懼來自上級的檢查。”他說，完不成任務就會受到領導劈頭蓋臉的辱罵，扣罰獎金，失去晉升機會，而且不能休假。他和在同一地區工作的妻子，往往一個月才能見上一面。

基層警察的“KPI”壓力都很大，但並不是所有警察都如此業績不佳。那些對刑滿釋放人員“深挖線索的”國保民警，大都開著豪車，用著最新款手機，住著縣城裡最豪華的房子。

他們奢華生活的背後，是一些剛剛走出監獄大門的刑滿釋放人員，立即進入這樣的時空循環：再次經歷審訊和酷刑，屈打成招，獲刑入獄。

等到他們第二次刑滿釋放，是否還會再次進入這樣的循環？張亞博說，他沒有見到第三次獲刑入獄的人，因為他離開新疆的時候，他們還在第二次服刑之中，或者已經死在獄中。

那些沒有被立即重新送回監獄的刑滿釋放人員，日子並沒有好過多少。張亞博介紹說，經過國保大隊審訊之後，他們被送回轄區，出席回鄉“見面會”，然後排隊接受短期拘留。

拘留後，他們在轄區接受管控，離開轄區必須請假。管控具體措施被總結為：日見面，周談話，月評估，季考核，年總結。

這些管控措施，不但適用於刑滿釋放人員，也適用於轄區其他重點管控人員。

這些都是基層民警的日常工作。每個重點監控人員都有一份檔案，列為涉密檔案，存放於警務室的保密室內。檔案內所記錄的，是這些戰戰兢兢活著的村民的日常起居，以及部分民警或“線人”為了完成任務編造的“涉嫌恐怖活動”線索，比如“打了一次籃球”。

“困在20點”的愛情和生活

張亞博對他參加的刑滿釋放人員“見面會”難以釋懷，稱之為“人類最可怕的洗腦成果展示”。

固定流程：刑滿釋放人員必須用漢語自我介紹，報告未來接受監管的日程，反反復復感謝黨和政府，表示用余生報答黨的隆恩，並高唱一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然後去排隊接受短期拘留。

他談到一位年近七旬的刑滿釋放老人，像機器人一樣條件反射地鞠躬，見到村干部和村警，立即臉色煞白，渾身發抖，“她儼然遭受過某種不為人知的酷刑”。

在參加了四次這樣的“見面會”之後，張亞博開始以各種理由躲避這樣的場景。

但是他無法躲避自己的份內工作：對“情報員”的看管。

有一位村民，機動車修理工，受人誘惑觀看了一次“暴恐視頻”，被拘押幾個月之後，願意為國保大隊充當“情報員”，以此換取免於被判刑入獄。

作為“情報員”，他必須每天到警務室報道，和看管他的民警張亞博見面。

這位機修工隱瞞了自己的處境，在和田市談了一個女朋友。他必須在每天晚上八點之前回到村裡，每次都編造各種理由在七點之前離開戀人，驅車一個小時返回。

走在德國城市的街頭，這位“情報員”困在20點”的愛情和生活仍然在張亞博的腦子裡揮之不去。他對記者說：“他這樣的生活從2020年持續至今，仍然不知道何處是盡頭。”

他說，在每個村莊，都有幾個類似這樣的“情報員”。這是基層管控最堅固的基石。

2025年7月，陳小江取代馬興瑞成為新疆黨委書記。2026年4月，新華社公布，馬興瑞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調查。但是，新疆的“情報員”監控基石沒有改變。

“他失去了祖國，卻找回了靈魂”

2023年9月，張亞博以照顧病重的家人為由遞交了辭職信，簽署了“涉密人員離職離崗保密承諾書”。他的妻子，仍然留在新疆體制內工作。

2025年8月，他帶著中學生兒子赴歐洲旅游。臨行前，他提醒兒子“跟媽媽合個影”。他的父母、妻子和兒子都不知道，他心裡有另外的計劃。

天氣酷熱，父子倆跟著來自廣州的旅游團，從法國到意大利再到德國。在游客眾多的新天鵝堡，張亞博躲過了導游和團員的視線，拉著兒子朝著一條小路飛奔。

出行之前，所有團員的中國護照都被導游收走，集中保管。但是他知道，他再也不需要它了。

在發給德國之聲記者的個人筆記中，張亞博寫道：“他失去了祖國，卻找回了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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