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上官婉兒之後：女禍史觀如何洗白唐玄宗的黑歷史（下）
死亡只是另一個開始
景龍四年（710 年）唐中宗暴崩，韋后立李重茂為太子、即帝位，自己則臨朝稱制。政敵相王（後來的唐睿宗）、太平公主及相王之子李隆基（後來的唐玄宗）隨後發動政變。上官婉兒手持對相王有利的遺詔、率宮人迎李隆基入宮，最終仍被下令斬殺。然而，上官婉兒的影響力並沒有隨著她的死而結束，看似單純的「編纂上官婉兒文集」，暗藏太平公主與李隆基的政治角力。正史中的重重疑點，吸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鄭雅如副研究員，走入上官婉兒與唐代前期女性預政的研究。
是誰下令編上官婉兒文集？
李隆基為何在政變中堅持斬殺上官婉兒？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鄭雅如副研究員認為，關鍵原因應是李隆基服膺於「正統」性別觀，意圖根絕女性預政。
在傳統「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的框架中，女性在公領域缺乏合法角色，女性參政經常被貼上「干政」、「女禍」的標籤。李隆基殺同黨的上官婉兒、廢公主府惹怒太平公主，都顯示他想對付的不只是韋后，更想排除所有女性參與政治。
但是殺了上官婉兒的李隆基，在正史中卻有一處矛盾的記載：《舊唐書》、《新唐書》與《唐會要》均提到，李隆基即帝位後，下令編纂上官婉兒文集，這似乎反映他雖然在政治上與婉兒對立，仍不吝肯定其文學成就。
婉兒的文集早已失傳，僅有同時代的文學大家張說寫的〈上官昭容集序〉流傳後世，當中卻有一段與正史不同的敘述：
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遊東壁，同宴北渚，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憫雕琯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敘蘭臺之新集。
序文明確指出，皇帝下令收編上官婉兒文集，是肇因於太平公主的奏請。然而《新唐書》與《唐會要》將編纂文集的時間定於唐玄宗「開元初（713 年以後）」，但太平公主早在先天二年（713 年）就被冠上謀反罪名賜死，顯然「開元初」之說不能成立。鄭雅如指出，序文以「帝妹」稱呼太平公主，反映公主上表的對象應該是她的兄長睿宗，而非姪子玄宗。
交叉比對資料後，屬於第一手文獻的〈上官昭容集序〉可信度較高，主導文集編纂的應該是太平公主，而真正下令的是唐睿宗。但由於新、舊《唐書》的正史地位，導致唐玄宗下令為上官婉兒編文集的說法一直流傳至今。
新出〈上官婉兒墓誌〉也反映，太平公主對婉兒的葬禮出力甚多；《資治通鑑》又記載，唐睿宗景雲二年（711 年），應太平公主奏請，追復婉兒的二品官地位，還贈予諡號「惠文」。在在顯示，上官婉兒的身後事，不論是葬禮或編纂文集、恢復名譽與政治地位等，都是太平公主努力推動。
女性參政，是功績還是罪過？
為何太平公主如此盡心盡力為上官婉兒恢復名譽與政治地位呢？相關的文獻紀錄有很多矛盾，透過層層抽絲剝繭，鄭雅如發現：
圍繞上官婉兒身後事的種種，也是太平公主與李隆基政治角力的一環。
唐睿宗即位後馬上恢復公主開府，太平公主與皇太子李隆基很快就變成相互競爭權力的政敵。上官婉兒原是具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卻慘死於李隆基之手；太平公主為婉兒伸冤，可以凸顯李隆基的「失德」。
史料顯示，與上官婉兒同時代的官員，並不否定上官婉兒的政治功績，尤其是她在推進文治方面的成就。唐代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員才能獲得諡號，而且給予什麼諡號是群臣討論的結果，皇帝無法決定。婉兒獲得「惠文」這個諡號，代表朝廷承認她的官員身分，而且官員們對婉兒一生功過的蓋棺定論，是正面的興揚文學、推進文治有功。
張說執筆的〈昭容上官氏碑銘〉，對上官婉兒的死也流露惋惜之情，其中一句「如彼三良，秦焉悼之」出自《左傳》秦穆公殺三良的典故。相傳秦穆公死後，以秦國三位賢臣殉葬，百姓們為此感到哀傷。此處儼然認為上官婉兒乃是賢臣，在政變中不幸犧牲。
張說在政壇上與李隆基極為親近，反映當時官員不分黨派普遍認為，婉兒之死令人同情。
贏家的歷史：落入女禍的史觀
上官婉兒的死，在唐睿宗時期曾經是李隆基的政治污點。學者們觀察到，李隆基即帝位後，對於先前高宗、武周、中宗、睿宗時代的歷史紀錄有所修改，《舊唐書》基本上照抄這些文獻，所以有許多迴護李隆基的地方，例如不寫出誰殺了上官婉兒，也遮掩睿宗朝對婉兒的平反作為，更將編纂婉兒文集嫁接為玄宗下令。
奇妙的是，到了北宋司馬光寫《資治通鑑》時，反而能直白寫出「隆基不許，斬於旗下」，指名上官婉兒就是李隆基堅持斬殺。
宋人的直白是因為少了顧忌？還是忘了傷疤？鄭雅如認為「都是」。宋朝更傾向女性不干政的「正統」性別觀，因此並不認為李隆基殺上官婉兒是件壞事。她更分享了一段有趣的記載：
司馬光寫《資治通鑑》時會寫〈考異〉來保留其他史料的說法，以及他不採用的理由。在記載安樂公主自請為皇太女、被唐中宗拒絕的段落下，〈考異〉指出有文獻記載，中宗是徵詢臣子魏元忠的意見，才拒絕立安樂公主為皇太女。司馬光認為不可信，理由是：
按中宗雖愚，豈不知立皇太女為不可，何必待元忠之言！
鄭雅如分析，這個思維背後有十分根深柢固的「女性不能成為君主」的偏見。司馬光相信，就算中宗很笨，也應該知道立皇太女是絕對不可以的，不需要臣子來勸誡。其實以唐代前期的風氣，武則天可以成為貨真價實的女皇，中宗沒什麼大病、韋后也照樣在朝堂上一起聽政，要立安樂公主為皇太女並非絕無可能，只是宋代的司馬光難以想像罷了。
中唐以後，對女性參政的批評愈來愈強，當「女禍」史觀成為主流，李隆基殺上官婉兒的過失就愈被忽視，反而可能將他視作殺伐果斷的英雄；玄宗下令編文集的敘事，掩蓋住太平公主為婉兒平反，卻凸顯玄宗重視文學與文治──李隆基看起來像是做了兩件好事。
光環全給了李隆基，上官婉兒死於反韋政變的冤屈在歷史中隱晦不明。鄭雅如對此有感而發，如果上官婉兒是男子，他就是一位草詔相王輔政、理應受賞的功臣，但因為女兒身遭忌，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酬報，更橫死於同黨之手；就算死後曾經昭雪冤屈，紀錄也被勝利者抹去或竄改。直到研究者跳脫女禍視角，重建唐代前期的政治氛圍，才得以還原這段歷史。
立子殺母也無法禁絕的女力
鄭雅如長期研究中國中古女性史，她指出，其實從北朝到唐代前期，女性擁有的參政機會比我們想像的多。
以鮮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權為例，鮮卑人有「部落領袖的母親共同參與決策」的傳統。直到道武帝建立北魏後，他開始顧忌這股來自母系的力量，因此參考漢武帝殺太子之母趙婕妤的前例，訂下「立子殺母」的規矩，殺太子之母以防將來母親掌權，這使得北魏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太后。
儘管如此，鮮卑文化的尊母傳統並沒有消失，反而由保母（養母）代替親生母親的位置，出現與皇帝沒有血緣、與先皇也沒有夫妻關係的太后，而這樣的保母太后，依舊理所當然地過問軍國大事。
著名的北魏文明太后，名義上是孝文帝的祖母，實際上因為從小養育孝文帝，彼此關係有如母子，所以一直到她去世前，文明太后都與孝文帝一同統治國家，這和東漢時期太后只是暫時扶助幼帝聽政不同。
北魏群臣常將皇帝與太后並稱「二聖」，群臣接受母子共治，即使皇帝成年也不會提出要太后歸政。一般認為，北魏女性的參政文化一直延續到唐代，像是唐高宗與武則天也曾並稱「二聖」。
武則天突破女性預政限制的過程中，曾有一些舉措被認為有助提升女性地位，例如將禮法為母親服喪延長為三年，與父親等同。此外，武則天在稱帝前，就開始辟召女性入宮協助政務，這也釋放了女性參政的訊息。她與唐高宗塑造的「帝后二聖共治」形象，可能對下一代影響很大，其子唐中宗在位時，也與韋后一同上朝會見文武百官。
鄭雅如對唐代前期女性預政的研究，深刻結合性別關懷，她希望讀者可以從中察覺：
正史經常採取的女禍史觀，如何侷限我們觀看預政女性的視角？
她曾在另一篇談武則天死後政局的文章中鑑古觀今，提到梅克爾（Angela Dorothea Merkel）擔任德國總理 13 年，導致她主政期間成長的德國年輕人，習慣性地以為女性較適合當總理，可知一名指標性人物具有改變社會對女性參政觀感的影響力。
武則天就是她那個時代的指標性人物，在她長達半世紀的參政期間，至少深刻影響了兩代人，但這時間可能還不夠長，不足以翻轉深層文化中的男女角色認知。假使唐中宗更加長壽，或是反韋政變後沒有李隆基的打壓，女性可能繼續參政，並產生更多突破既有觀念的主張與實踐，或許女性參政的歷史將重新改寫。
以史為鏡，鄭雅如也提醒大家思考：阻止古代女性參政的背後，預設了什麼樣的性別觀？這些觀念塑造的體制，如何限制個人的自由發展？而這些價值觀都消失了嗎？還是在不經意中仍舊無聲無息地影響著我們？
所謂的女權，其實就是人人平等，不因性別、種族、階級等因素而受到壓迫的權利，唯有意識到女權就是人權，性別平權的觀念才能深植人心。（完）
本文轉載自《研之有物》。原文請<點此>
留言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