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國家安全，誰會在乎某個政治人物在不在位置上：《邱吉爾：與命運同行》選摘（2）

邱吉爾遭受最嚴重的批評，依然是他欠缺判斷力這個普遍的指責。「我隨時可以談談溫斯頓這個人。」鮑德溫在五月二十二日告訴他的機要祕書湯姆・瓊斯，「我已經準備好了。我打算說，溫斯頓出生時，有許多仙子帶著禮物俯衝到他的搖籃——想像力、口才、勤奮、能力——然後來了一個仙子，說：『沒人有權利擁有這麼多的禮物』，於是把他抱起來搖晃，所以那些禮物中短少了判斷和智慧。那就是為什麼，雖然我們在議院聽他說話聽得很高興，但不會採納他的建議。」

鮑德溫從未公開說出那些話，但那也是多黨政府主要的攻擊方向。每次講到的事件都是那些——悉尼街、湯尼潘帝、安特衛普、加里波利、金本位、印度自治，而且不久後，邱吉爾又會在遜位危機中，極其嚴重傷害自己。這些加總成為驚人的訴狀。當然訴狀忽略湯尼潘帝與安特衛普的事實、他出現在悉尼街並無負面影響、他對印度誠心的立場，以及金本位的決定其實受到鮑德溫、張伯倫與當時政府黨鞭全力支持。

四天後，邱吉爾對鮑德溫的看法也一樣直白。「他永遠不會主動退休！」他告訴麥斯基。當時為了在德國周圍建立封鎖線，他和麥斯基經常見面，尋求蘇聯協助。「他不僅想要做到加冕，可以的話之後還想留下來。一定要把鮑德溫踢出去——那是擺脫他的唯一方法。」他將首相比作「抓住熱氣球吊籃的男人。如果氣球只是距離地面五、六公尺，此時放手，他會落地，但不會傷到骨頭。抓得愈久，當他愈不可避免落地時，愈將必死無疑。」那是想像的比喻，卻是不好的預言。麥斯基想起之前問邱吉爾，為何鮑德溫拖那麼久才任命因斯基普，邱吉爾回答：「為何？鮑德溫在尋找比自己渺小的人當國防大臣，這種人並不好找。」

當時另一個針對邱吉爾的批評是，他不停責備前任政府的錯誤。五月二十九日國防辯論時，因斯基普刻意問他沉溺過去有什麼用，邱吉爾回答：「我來告訴下議院反省過去有什麼用——為了現在執行有效的行動。」空中防禦科學研究次委員會（Sub-Committee for the Scientific Survey of Air Defence，空中國防研究次委員會的後繼）研究如何阻止轟炸機，卻遲遲不見進展，這點讓他非常挫敗。雷達的領域有驚人突破，但是六月二十二日，邱吉爾告訴空軍大臣斯維頓勛爵（Lord Swinton），這些突破不夠，而這個情況又因蒂澤德對林德曼的冤仇惡化（完全是你來我往）。

「令我驚訝又難過的是你的態度，而且你竟然滿足於這項工作的進展。坐在委員會的這幾個月，我很震驚所有研究進度如此緩慢。」他抱怨，「這些實驗不大也不貴，但必定多如牛毛，要靠不斷嘗試錯誤才能推進。」委員會一個月只開會一次，而他告訴斯維頓，他「很確定歐洲和我們的國家遭遇最大危險之前不會有結果」，斯維頓無疑認為這是邱吉爾一貫的誇大。九月三日，斯維頓收到三封辭職信後，解散委員會，包括蒂澤德的。兩個月後，委員會又重組，而且再度以蒂澤德為主席，成員完全一樣，除了被排除的林德曼。

六月，在薩伏伊飯店為反納粹的前德國外交官埃布雷希特・馮・伯恩斯托夫（Albrecht von Bernstorff）舉辦的午餐上，邱吉爾與達夫・庫柏、羅伯特・布思比、哈洛德・尼科爾森都出席了。邱吉爾問伯恩斯托夫如何防止二次與德戰爭。「壓倒性的團團包圍。」他回答。邱吉爾同意。七月在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演講，他主張英國必須保衛帝國和萊茵河前線。這是「巨大的任務」，但如果任憑希特勒在東邊為所欲為，德國「只消一年，就會控制從漢堡（Hamburg）到黑海，而我們就會面對自拿破崙以來從未見過的聯盟」。他在國會還是無人搭理，雖然那個月，英格蘭大學聯合選區（Combined English Universities）的獨立議員愛蓮娜・拉斯伯恩（Eleanor Rathbone）對左翼的政治暑期學校說：「小心盯著那個男人。你可能不相信，我也不相信。我還不確定，但我請你去除偏見，衡慮事實。三年來，邱吉爾已經指出德國廣泛的重整軍備，後來的事實驗證他的估計。」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西班牙陸軍某個派系在馬德里暴動，對抗人民陣線政府，於是爆發大規模內戰。邱吉爾不喜歡西班牙共和軍，部分理由是他個人喜歡他們在一九三一年推翻的國王阿方索十三世（Alfonso XIII）。他在一九一四年認識阿方索十三世，喜歡這個人，而且在《傑出的同代人》中同情對方，把他下臺部分歸咎於「莫斯科的政治宣傳」。八月十日，在《旗幟晚報》名為〈西班牙悲劇〉（The Spanish Tragedy）的文章中，邱吉爾寫到他害怕「共產主義的西班牙，伸出像蛇的觸手，進入葡萄牙與法國」。由於他長期反對共產主義，喜愛君主政權，以致戰爭初期，起義像是來自貴族、天主教徒、君主主義者、保守主義者、軍人時，邱吉爾同情國民軍。一九三七年，一旦顯明是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支持的長槍黨法西斯運動，包括軍事方面，邱吉爾就開始疏遠。邱吉爾支持張伯倫政府，採取不英雄但務實的非干預政策，政策的基本方針就是不讓直布羅陀和所有皇家海軍出入地中海的重要海峽陷入危險。

整個夏天，他愈加公開批評國防設備，尤其是批評因斯基普。「他讓自己成為職責的受害者，那麼無辜，真是奇怪，真是不和諧，格格不入，」他在七月二十日告訴議員，「他擁有的權力受到重重限制，以致無人，甚至拿破崙本人也無法滿意地發揮。」因斯基普（與從此之後許多歷史學家）主張的論證是，如果英國趁早重整軍備，皇家空軍建造的飛機會比後來低劣。而邱吉爾在辯論中拆穿這個論證：

如果我們的飛機工廠三年前就開始運作，雖然是舊式機器，但並不妨礙新式機器取代使用中的舊式機器……如果工廠早就開始動工，如果學徒早就加入，如果工廠和人員早就擴大發展，他們現在就更能接受新的形式，就能順利轉銜更好的設備，交貨就能更多量、更提前。

此外，舊的飛機能用來訓練新的飛行員。邱吉爾估計德國在一九三五年花了八億英鎊準備戰爭，一九三六年可能達九億英鎊。「我會耐心等候，如果證明我是錯的，我願接受狂喜的吼叫，」他告訴下議院這些數據，「因為那會解除我和許多議員內心的負擔。誰被揭醜誰又失敗，有什麼要緊？如果國家安全，誰會在乎某個政治人物在不在位置上？」關於連槍都沒開一聲就拿下萊茵蘭，他說：「納粹政權獲得巨大勝利。」

八月五日，邱吉爾邀請孤立主義者威廉・S・格里芬（William S. Griffin）到摩佩斯華廈（Morpeth Mansions）。格里芬是報紙《紐約追究者》（New York Enquirer）的編輯，老闆是威廉・倫道夫・赫斯特。根據格里芬，邱吉爾說：「美國當初應該只管自己的事，不要介入一戰。」一九三九年，邱吉爾得知格里芬曾這麼說，而且這句話在美國國會與德國電臺放送，他表示那是「惡毒的謊言」。為此，格里芬告上法院，向他求償一百萬美元，並要求美國法院扣押邱吉爾在美國的著作收入。這個案件直到一九四二年十月才聽審。駁回時，不僅因為邱吉爾那時已經是首相暨美國的盟友，格里芬也因為內亂罪居家監禁。

邱吉爾想要警告英國人民，希特勒會帶來巨大威脅，但是這個任務由於許多重要的英國人士公開奉承德國領袖而變得更艱難。九月，勞合喬治寫信給德國駐倫敦大使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甚至還沒與希特勒見面就說「過去我極為讚賞你們的元首」，但是從此之後「崇拜變得更深、更強。繼俾斯麥後，他是你們國家最幸運的事，而且我個人會說，是繼腓特烈大帝後。」對於公開、私下都讚美希特勒的倫敦德里勛爵，邱吉爾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寫信給他，表示英國不能「同意（德國人）在中南歐自由行動。這表示他們會先吞食奧地利與捷克斯洛伐克，接著建立巨大的中歐集團。密謀這種侵犯政策當然不符合我們的利益。」他已經發現希特勒接下來的兩個目標，但是沒有人聽。（推薦閱讀：味蕾是有記憶的：《被誤解的老台菜》選摘）

＊作者安德魯．羅伯茨Andrew Roberts，英國歷史學家、記者、歷史題材暢銷作家、上議院議員。英國皇家文學學會會員，也被選為拿破崙研究所研究員、國際邱吉爾協會榮譽會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邱吉爾：與命運同行》（聯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