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事法保護誰／「可教化」是真的嗎？直擊高牆內少年受刑人的一天
記者張雅筑／專題報導
高雄燕巢有一間學校，高牆聳立，鐵門重鎖。這裡是全台唯一專門收容少年受刑人的明陽中學。
白天，穿著制服的少年在教室裡上課、學習烘焙與餐飲；到了傍晚，鐵門「喀噠」一聲鎖上，這群少年的身分瞬間切換回「受刑人」，必須回到舍房接受戒護管理。
新北國中割頸案的「乾哥」郭姓少年與「乾妹」林姓少女，分別被判刑12年與11年定讞後，他們同樣被送進了這裡。
【為什麼會走上歹路？】
「我以前就是想要有錢，身上有錢會覺得比較有安全感。」21歲的小孟（化名）談起當詐騙收水手的原因。高一讀完後，他看見朋友靠詐騙輕鬆賺錢，心想只要有錢，就不用每次買東西都得斤斤計較，也能過想要的生活。
從小在單親家庭長大的小孟，父親長年忙於工作，在他青春期後已經「管不太動」。離開校園後，小孟跟著詐騙集團生活近一年，直到警察找上門。
「那時候很緊張，心裡第一個念頭就是，完了，出事了。」父親趕到警局時沒有責罵，只是默默陪著他完成筆錄。多年後，小孟仍忘不了父親當時的神情。「我知道他心裡一定很失望，只是不知道怎麼表達。我覺得，他對教育我這件事很挫折。」
剛進來時，他對未來沒有任何想像，直到接觸閱讀，也在老師的陪伴與技職課程中找到成就感，才重新思考人生。現在的他，希望考取餐飲、烘焙證照，離開明陽後能靠自己的能力工作，不再重蹈覆轍。
另一名少年小原（化名）坦言，自己過去貪玩、愛衝動，也因交友不慎，一步步走向犯罪。當時的他從未想過，那些以為沒什麼的選擇，最後竟讓自己失去自由，也傷害了家人。
進入明陽中學後，小原重新檢視自己的人生。他開始學習一技之長，最大的願望，是離開這裡後找一份穩定工作，重新獲得家人的信任，做一個平凡人，好好生活，不再讓阿公、阿嬤操心。
【白天是學生、晚上是受刑人 刑事少年矯正學校－明陽中學】
台灣共有四所少年矯正學校，分別為新竹縣誠正中學、桃園市敦品中學、彰化縣勵志中學，以及高雄市燕巢區的明陽中學。
其中，誠正、敦品及勵志中學收容的是經少年法院裁定接受感化教育的少年，屬於《少年事件處理法》下的保護處分。感化教育以保護、輔導與教育為核心，目的在於協助少年矯正偏差行為、順利復歸社會，執行期間依個案情形決定，但最長不得超過3年。
明陽中學則是全台唯一收容少年受刑人的矯正學校，學生均已經法院刑事判決確定，依法執行有期徒刑或拘役，因此除接受教育外，也必須依法服刑。
明陽中學肩負刑罰執行、教育、心理矯治及復歸社會四項任務。校長涂志宏表示：「雖然叫學校，白天像學校一樣運作；到了晚上，他們的身分又變成受刑人，必須回到舍房服刑。」學生除了完成普通高中或技職教育課程外，也必須遵守矯正機關的生活管理與戒護規範。
【犯罪不是突然發生 是一個孩子被一層層推離原本的世界】
涂志宏原本8年前就能申請退休，卻選擇來到明陽中學。他說，這裡可能是國家留給犯錯孩子的「最後一道溫柔」，能挽救多少就救多少，盡量做。
他將少年走向犯罪的過程，比喻成颱風形成。「它有形成的條件，是慢慢醞釀、慢慢形成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失去了改變他的機會，等到發現時，已經叫不回來了。」
他觀察，不少進入明陽中學的孩子，從小經歷家庭功能不佳、校園排斥或社區負面標籤。他們逐漸不再相信主流社會的規則，最後以另一套價值與生存方式對抗外界。
「我們國家的制度、家庭跟學校，應該也要負一部分責任。」不過，理解一個孩子為何犯罪，並不等於替犯罪辯解。矯正教育必須同時完成：讓少年正視自己造成的傷害，也要找出不再傷害別人的方法。只強調犯錯者的成長背景，可能讓被害人感受到不公平；但若只以懲罰回應，少年服刑結束後仍回到社會，風險並不會自動消失。
【他們最大的共同點不是刺青 而是「很孤單」】
明陽中學諮商心理師張倪綸與輔導教師何宜靜，初次走進明陽中學時，曾經帶著外界對「犯罪少年」的想像，有人有刺青，外表看起來凶狠，但真正接觸後發現，學生大多比想像中有禮貌。
「他們背後的故事，更需要被理解跟看見。」張倪綸說。她觀察，許多少年的偏差行為，是長期累積家庭失衡、人際衝突、失學、缺曠課及社區資源斷裂，卻沒有被任何系統及時接住。
何宜靜則說，這些學生最明顯的共同點，是「孤單」。無論家庭功能是否健全，在不同環境裡，都感到孤單，好像沒有被聽見，也沒有被理解。有些少年曾經歷親人死亡、家庭暴力、霸凌或重大失落，卻不知道如何消化情緒，身邊也沒有可以說話的人。有人用攻擊保護自己，有人靠幫派、同儕或非法金錢獲得歸屬感，偏差行為成為他們對痛苦的出口。
她們也強調，單親、貧窮或家庭失能都不必然造成犯罪。真正的危險，是少年長期處於多重風險中，卻沒有任何穩定的大人、學校或社會資源與他連結。
【「教化」不是把道理講給他聽 而是先讓他願意相信人】
重大少年刑案判決中，法院常提到「仍具教化可能性」，是被害人家屬及社會最難接受的理由之一。
「我們都會覺得要教化他、教會他什麼東西，但在教化之前，要先讓他的防衛不要起來。」
因此，心理師與教師的工作不是替少年淡化責任，而是陪他整理犯罪前的情緒、選擇及錯誤認知，讓他明白自己的行為對被害人造成什麼影響，並練習下一次如何以不同方式處理衝突。
何宜靜說，矯正工作不能只停在「你不可以再犯」，還必須讓孩子知道，除了攻擊、逃避或犯罪，仍有其他選擇。他們直言，這個過程可能長達數年，也不保證每個人都會成功。
社會常問，矯正教育到底有沒有效？涂志宏坦言，不是每個孩子都能被拉回來，但依多年第一線觀察，仍有超過一半的少年，有機會透過教育、陪伴與環境改變，重新走回正軌。
【再犯率到底是多少？官方數據空白，也是制度的盲點】
如果說「教化可能性」是少年少關幾年、提早假釋的核心理由，那麼社會的追問就是：接受了感化教育與刑事矯正的少年，離校後的再犯率到底是多少？
然而，官方卻拿不出四所少年矯正學校精確的「追蹤再犯率」。
法務部矯正署解釋，因少年案件資料受到《少年事件處理法》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的高度保護，司法、警政與矯正系統資訊未連線，導致矯正學校無法完整查詢學生離校後，是否再次進入少年法院、普通法院或成人監獄。
此外，一名學生出校後仍在服刑，可能是入校前另案的後續判決、接續執行，或因年齡屆滿轉入成人監獄，無法直接認定是出校後再次犯罪。
法務部曾追蹤2021年度四所少年矯正學校共486名出校學生，一年後有45%就業、24%失聯、11%服刑中、7%未就學未就業；另追蹤2022年度497名出校學生，一年後有49%就業、20%服刑中、14%失聯。官方特別提醒，「服刑中」不等於出校後再犯。
數據顯示，約半數學生離校一年後處於就業狀態，但失聯、未就學未就業及仍在司法體系中的比例依舊不低。更重要的是，資料只呈現「一年後在哪裡」，無法回答他是否重新建立穩定生活、是否再次犯罪，以及校內教育究竟產生多少效果。
結果是，當社會問「感化教育有沒有用」時，官方只能提供就業、就學、失聯或服刑狀態，卻無法針對四所學校、不同犯罪類型、處遇模式及離校年限，提出具體的成效數據。
若國家以教化可能性作為少年量刑與處遇的重要依據，就有責任建立合法、去識別化且長期的成效評估，讓社會知道投入的資源，究竟有沒有接住少年，也是否真正保護了下一個可能受害的人。
【在高牆裡變好不夠 真正考驗是門打開之後】
矯正教育有沒有用？不是一道是非題。它可以讓一個孩子首次感到被陪伴、完成學業、學會控制情緒，甚至取得證照、找到工作；但幾年的教育，不可能一次修補十多年累積的創傷。
對被害人來說，任何教化都不能抵銷傷害；對社會安全而言，把少年關到刑期結束，也不代表問題已經解決。
小孟和小原在明陽中學重拾書本、學習餐飲與烘焙，已經開始想像離開高牆後的人生。但真正的考驗，從來不是在學校裡，而是鐵門打開之後。在校內，有老師提醒、有心理師陪伴，暫時遠離原本的犯罪朋友圈；一旦離校，他們可能又回到失能的家庭、貼滿標籤的社區，以及用「快錢」誘惑他們的朋友身邊。
涂志宏說，矯正學校是國家留給這群孩子的最後機會，但學校救不了所有人。家庭能不能接住、社會願不願意給工作、社區能否放下偏見，以及離校後有沒有持續支持，都決定重新開始的模樣。
真正成功的矯正，不是看少年在高牆內表現得多好，而是當鐵門打開後，走出來的，是懂得生命重量、願意為自己行為負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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