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苓云
2024年底，「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送進行政院等待後續審議，預示著臺灣社會朝「婚育脫鉤」的里程碑又邁進了一步。修法通過後，台灣女性不需要與男性建立性關係及婚姻關係，也可以透過人工生殖技術，運用自身卵子，孕育自己的孩子。
在這樣的時刻，《志願單親》這本書的出版別具意義。作者Cindy成長於台灣傳統家庭、成年後進入矽谷科技產業工作；2020年，她在沒有伴侶的情況下，用捐贈的精子及人工受孕的方式生下女兒；2023年，透過美國代理孕母生下兒子，組成一家三口的小家庭。
從個人選擇到社會倡議
不同於「偽單親」一詞所透露的辛酸，在「志願單親」這條路上，Cindy感受到的，是自己愛自己的滿足。「當我發現靠自己就能實現生養孩子的生命願望時，我終於可以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愛自己』上面，不再需要花時間打扮、化妝來取悅他人，或努力想辦法讓另一個人來喜歡我。」
因此，當2024年台灣社會針對「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是否開放單身女性、女同志配偶以及代理孕母這三項爭點展開激烈討論，Cindy接受出版社邀約，透過書寫分享自身經驗，希望能提供美國的把關機制，作為台灣修法過程中珍貴的參考資源。
隨著《志願單親》完稿出版，「人工生殖法」修法的方向也大致底定－－適用開放對象放寬女同志、單身女性可使用人工生殖技術，未納入代理孕母。對此，Cindy認為透明的制度設計才是防止剝削的關鍵。
透明制度是防止剝削的關鍵
「在美國，代理孕母的制度有嚴格的資格審查和評估機制，其中最關鍵的是讓易受剝削的弱勢族群『資格不符』，同時因為沒有像台灣法律中「違反公序良俗」的枷鎖，雙方在網路社群中得以毫無包袱地分享秘辛、互通有無，也因此，代孕剝削的故事雖然在開發中國家時有所聞，在美國卻幾乎沒聽過。」Cindy分享她在美國的親身經歷，強調完善的制度設計才是防止剝削的關鍵。
不同於台灣社會普遍擔憂的弱勢剝削問題，她指出一個出人意料的現象：「根據加拿大的研究，美國的代理孕母多半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白人女性。這不只顛覆了一般人對孕母『必然悲情』的刻板印象，更展現嚴謹的法律才能決定孕母族群的樣貌，也才能保護最想保護的那群人。這也是『聯合國人權會』的CEDAW公約鼓勵所有國家立法管制，而非禁止代孕的主因。」
跨國代孕的潛在風險
談到目前台灣尚未開放代理孕母，可能導致民眾轉向跨國代孕時，Cindy提出警示：「一旦跨過國界，原先國內法律所及的保障範圍就會失效。例如烏克蘭孤兒院裡收容了許多因健康因素被外國委託父母放棄的代孕寶寶，泰國蓋米寶寶案中罹患唐氏症的代孕嬰兒也遭委託者遺棄，這些都是國內既有法律『遺棄罪』的管制範圍，卻因為跨國的情境而不能伸張。」
「我的代理孕母就像是家人的延伸，」Cindy分享道，「我們彼此充分溝通、互相理解。這種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關係，是任何金錢都換不來的。」代理孕母的權利從尚未懷孕的配對初期就有專屬律師為她審核契約，加重保障。但她同時強調，「不會因為開放了代孕，就會有一窩蜂的準家長選這條路，畢竟準家長也有其風險，無論胎兒在孕母體內經歷過什麼，準家長最終都必須全部承擔。」
教育與資訊的重要性
對於台灣社會對代理孕母議題的討論，Cindy觀察到一個關鍵問題：「很多爭議源自資訊的不對等。政治人物的立場往往受到特定意識形態影響，而大眾受限於國際觀以及語言能力的不足，只能被餵養特定管道所篩選過的資訊。」
她期待能透過更多元的管道，讓社會大眾接觸到完整的資訊：「台灣人不只是台灣人，更是國際人。CEDAW公約認為『禁止』代孕會讓孕母承受剝削的最大風險，將代孕立法才能保障人權及保護女性，這些觀點顯然與多數台灣人的認知相反，我們卻連討論『為什麼』的那一步都還沒有走到。」
「難道限制女性的子宮只能給夫家免費使用，」Cindy說，「就不是剝削嗎？用不給選擇的方式來「保護」人，又真的是最好的方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