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現場／新新聞直擊六四》「北京兵變」將是「武漢兵變」的翻版？

這次北京大屠殺會不會引發全面性內戰的危機，已經是全球關注的焦點，與二十二年前的「武漢兵變」相比較，軍方對兩次學運的態度是迥然不同的，而鄧小平在兩次事件中均佔有關鍵地位。

自中共二十七軍強行開進北京城，血洗天安門後，北京軍區戰雲密布，各方大軍集結在北京城外，同情學運的三十八軍已與二十七軍發生武裝衝突，全面内戰已瀕於爆發的邊缘，幾乎可說是一觸即發。

北京屠殺內戰危機

事實上，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以來，這次北京大屠殺已是第二次全面内戰的危機，上一次是在二十二年以前，那時候正是「文革」最混亂的時期，結果爆發了「武漢兵變」，當時全中國大陸出現全面内戰的局面，那麼目前北京軍區是否可能重蹈當年武漢軍區的覆轍呢？

一九六六年「文革」戰火爆發後，毛澤東挑起的紅衛兵運動，即以一發不可收拾之勢席捲全中國大陸，毛根本無法控制整個運動的演變與發展，結果導致軍隊捲入「文革」的紛爭中。

當初，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之際，地方黨政機構不論是當權派或者是造反派，均利用紅衛兵作為打擊政敵的工具，而當地駐軍不論是支持哪一派，勢必激起另一派的不滿，而造成紅衛兵衝擊軍隊的事件。所以，毛澤東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間下令林彪通令全軍介入「文革」，「支持左派」，這就是共軍執行「三支兩軍」任務的背景。

支左之前鬥爭激化

在毛澤東下令軍隊「支左」前，軍内的派系鬥爭也已開始激化。早在一月間的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上，幾位老帥即針對林彪在軍中搞「大民主」的手法，而與林彪發生針鋒相對的衝突。接著在二月十三日及十六日這兩天，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政治局碰頭會上，整個衝突趨於白熱化。

當時在周恩來主持的會議上，譚震林聯合了四位老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再加上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等人，大罵「文革」，而與「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康生、謝富治、張春橋等人發生了尖銳的鬥爭。其中爭執的問題之一就是軍隊問題，在會上，葉劍英質問張春橋：「能不要軍隊嗎？」而徐向前更是怒責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呢？……我們搞了一輩子軍隊，人民的軍隊難道就叫你們幾個毁掉嗎？」

可是，毛澤東獲悉這批老帥大鬧懷仁堂後勃然大怒，在二月十九日晚，嚴厲批判了這批老幹部。當時，毛澤東揚言說：「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反對誰。你們可以叫王明來，叫張國燾來，我和林彪帶著葉群到南方去，把江青給你們留下，把中央文革的同志給你們留下，江青你們可以殺頭，康生你們可以充軍，都可以。」這就是所謂的「二月逆流」事件。

軍區立場左右為難

事後，這批老幹部曾遭「中央文革小組」多次的批鬥，結果譚震林遭到整肅，被打成「黑幹將」，其餘的老幹部則在周恩來力保下渡過政治難關。此後，政治局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不只取代了政治局，而且也取代了中央書記處。

問題是，從「支左」命令下達以來，地方軍區的立場也左右為難，到底哪一派是「左派」呢？用什麼標準來衡量「革命造反派」呢？尤其是當時中共高層派系鬥爭正日趨激烈化，地方軍區若貿然支持哪一派或鎮壓哪一派均可能肇致嚴重的後遺症，輕者丢官失職，重者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舉例來說，當時青海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武裝鎮壓當地所謂的「革命群眾」而遭整肅，被打成「一個混進黨内軍内的反革命分子」。「趙永夫事件」對地方將領而言，無疑是一個活生生的經驗與教訓。

雖然在「支左」命令中曾授權軍方在「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組織」動武時，「軍隊應當堅決反擊」。但是，「趙永夫事件」令地方軍區不敢再輕易動用武力，來鎮壓紅衛兵的盲動，來穩定混亂的局勢，以恢復社會秩序。有鑑於此，地方軍區改弦更張採取權宜之計，組織由本身操縱的紅衛兵，來對抗其他紅衛兵組織。這就形成「武漢兵變」的近因。

武漢兵變終於爆發

因為，地方軍區所支持的紅衛兵組織，往往與「中共文革小組」在各地區所支持的造反派，處在相互敵對的立場，這也就成為問題的癥結，到底哪一派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呢？這種現象實不難了解，站在地方軍區軍政首長的立場，為了保權保位，並避免本身成為造反派揪鬥的對象，惟有採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方式來自保。結果，各地派系鬥爭反而加劇，並升高為流血式的大規模武鬥，兩派均動用輕重武器，企圖徹底鎮壓敵對派系，局勢乃更加惡化，最後終於爆發了「武漢兵變」。

此一期間，江青趁機搧風點火，公然號召紅衛兵說：「成都、武漢是問題比較嚴重的地方，可以衝一衝。」結果，在武漢軍區内，由「中共文革小組」支持的造反派紅衛兵即喊出要揪鬥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的口號，並公然綁架武漢軍區政委鍾漢華。當時，陳再道怒不可遏，下令武漢軍區政治部發通知，「誰要喊打倒陳、鍾就抓起來」。此外，陳再道並扶植由幹部子弟組成的「百萬雄師」，壓制造反派紅衛兵，如「三鋼」、「三新」、「三聯」，陳並且下令發槍給「百萬雄師」，結果，武漢地區的武鬥乃告白熱化。六月十日左右，中共中央指示武漢軍區制止武鬥，並批評「百萬雄師」，下令「百萬雄師」撤兵。

周恩來親自調解武鬥

七月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紅旗》雜誌副總編輯）、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謝富治及空軍政委余立金等人，以中央代表團的名義前往武漢視察，當時周恩來已親自到武漢調解武鬥。而王力、謝富治等人一到武漢後，即「毫無保留地支持革命派」。十五日，王力、謝富治並且參加了造反派舉行的武裝遊行，而與「百萬雄師」產生流血衝突。

與此同時，周恩來在武漢軍區召開了師級以上的幹部會議，支持陳再道的軍事幹部在會上，向周恩來反應的意見，主要就是肯定「百萬雄師」是「革命造反派」，是「好的」。換句話說，武漢軍區在執行「支左」任務方面並沒有犯錯誤的，是正確的。

十八日晚上，周恩來為了避免升高衝突，對武漢軍區做了重要指示，並「囑咐大家不要馬上出大字報」。必須指出的是，站在周恩來的立場，不可能支持由「中央文革小組」所支持的造反派，顯然周對武漢軍區的重要指示，主要是維護陳再道及鍾漢華。然而陳再道、鍾漢華、牛懷龍（「八二〇一」獨立師師長）及蔡炳臣（「八二〇一」獨立師政委）等人，為了反擊王力、謝富治干涉軍區事務，立即在當天把周恩來的指示，用大字報在大街上公布出來，導致軍區形勢更加緊張。

接著在十九日，王力，謝富治以欽差大臣的身分，召開了武漢軍區部長級和師長級以上的幹部會議，在會上王力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宣布了四項指示，結果變成武漢兵變的導火線。

四項指示引燃兵變

這四項指示如下：

一、武漢部隊「支左」犯了方向路線錯誤。

二、武漢「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

三、「三鋼」、「三新」、「三聯」是堅定的「革命左派」。

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的案一定要翻。（按：陳再道下令強制解散，並逮捕其頭子，見陳再道的「自我撿査」。）

王力在會上宣布這四項指示後，當場「會議的氣氛緊張起來了」，蔡炳臣立刻中途退出會場，馬上迅速回到「八二〇一」部隊，連夜召開軍人大會，「煽動廣大戰力對謝副總理、王力同志的不滿。於是，八二〇一騒動了……」接著，「百萬雄師」的紅衛兵也成群結隊趕到「八二〇一」部隊助陣，「八二〇一」部隊則高叫著「百萬雄師戰友們，還等什麼！造反去啊！」一刹那之間，兩股勢力匯合在一起，「扛機槍的扛機槍」，「上刺刀的上刺刀」，全副武裝坐上了軍用大卡車，並且出動了裝甲車及戰車，殺氣騰騰地向王力、謝富治的住所衝去。沿路，「打倒王力！」「打倒謝富治！」「王力從中央文革滾出來！」「王力的表態不能代表中央文革！」之類的口號不絕於車，「武漢兵變」正式拉開序幕。

群眾大會公審王力

第二天，也就是七月二十日凌晨二點鐘，八二〇一部隊與「百萬雄師」在王力、謝富治的住所，殺傷了守衛人員，绑架了王力，軟禁了謝富治。接著在清晨，陳再道下令「八二〇一」部隊的指戰員，「刺刀上槍，子彈上膛，手提皮帶，全副武裝上街」。據估計，當時一共出動了四百多輛卡車，三十多輛消防車，數十輛摩托車和裝甲車，舉行全市武裝大遊行。

在遊行中，「八二〇一」部隊都掛出了「毛澤東思想百萬雄師八二〇一部隊」，並且都配戴「百萬雄師」的袖章。在路上，不斷高喊：「絞死王力，打倒謝富治」的口號。當天下午，並且在新華路體育場召開群眾大會，公審王力。整個武漢地區，也掀起了激烈的戰火，兩派勢力展開了熱戰。

「武漢兵變」爆發後，中共中央下令「八一九九」部隊、東海艦隊及空軍的獨立空降師分兵包圍了武漢，而陳再道則下令修築工事，準備頑抗到底。這就是當時轟動海内外的「武漢兵變」。最令人感到觸目驚心的是，在此一事件之後，湖北省受到兵變波及而被打死、打傷、打殘的人數高達十八萬餘人，這也是「文革」期間最慘烈的一場戰役。

在這個緊要關頭，周恩來親自出馬飛往武漢，消弭了兵變擴大的危機，王力、謝富治才獲得釋放飛返北京。值得注意的是，「武漢兵變」爆發的當天，《人民日報》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揪軍内一小撮走資派」的口號，後來直到王力、謝富治獲釋後，八月一日出版的《紅旗》雜誌，在社論中重新提出了「揪軍内一小撮走資派」的口號。接著，「中央文革小組」又在全中國大陸各地設置「揪軍内一小撮聯絡站」。與此同時，江青又提出了「文攻武衛」的口號，鼓動各地造反派紅衛兵衝擊地方軍區。此後，全中國大陸各地的武鬥，均告急劇升級，而形成全面内戰的局面。

藉口兵變排除異己

據羅賓遜（Thomas Robinson）的研究，「對於毛澤東而言，『武漢兵變』事件顯示，地方軍區不僅支持了錯誤的政治成分，並且對於中共中央構成了徹底的軍事挑戰，毛絕不允許這類事件再度發生，因為『武漢兵變』式的事件如果再度重演的話，對『文革』而言，將是一種嚴重的挫敗。更重要的是，將使全國陷於軍閥全面割據的危險中，並導致危解。為了避免這種結果，軍隊本身應清除那些反抗中央或者是可能反抗中央的人。因此，自七月下旬以來，也就出現了『揪軍内一小撮』的號召。此外，『武漢兵變』也给予『中央文革小組』一個最好的藉口，剛好可以趁機剷除軍中的異己。」

問題是，自「文革」爆發以來，各地造反派紅衛兵衝擊軍事機關時，林彪集團的人馬亦遭波及，例如林彪的死黨──「四大金剛」，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後升任總參謀長）、空軍司令員吳法憲、總後勤部長邱會作及海軍第一政委李作鵬，均曾遭批鬥。正如萊斯（Edward E.Rice）所說：「『揪軍内一小撮』運動不僅威脅到軍隊的全面統一性，而且也使效忠林彪的核心軍人處於危險中。」

因此站在林彪的立場，羅賓遜認為，林彪顯然並不支持「中央文革小組」的作法，因為「中央文革小組」準備利用「武漢兵變」事件，將對武漢軍區司令部的整肅面擴大到全軍。八月九日，林彪在北京召開的軍中高級幹部會議上所發表的講話中，隻字不提「掀軍一小撮」的口號，並指示地方軍區為了避免犯錯誤，「無論大事小事都要請示報告」。問題是，地方軍區事先必須請示中央，其自主權無形之中遭到削減，加上又在「絕不能以是否衝軍區劃分左派右派」的掣肘下，當造反派衝擊軍隊時，地方軍區根本束手無策。更何況，「揪軍内一小撮」的口號，已在大陸各地掀起造反派衝擊軍事機關、搶奪軍用武器的浪潮，整個局勢顯得格外混亂。在這種情況下，激起實力將領的不滿也是必然的。

利用事件整肅全軍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期間，毛澤東離開了北京神秘出避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前後達兩個多月，毛這次南巡時，北京發生了紅衛兵掀鬥周恩來的事件。當時毛澤東、林彪均不在北京，對周恩來而言，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危險的時刻」。那時候，周在人民大會堂的辦公室内，有兩天兩夜的時間，遭到五十萬名極左派紅衛兵的圍困。

筆者認為，毛澤東南逃期間，紅衛兵在北京揪鬥周恩來未果，而促成了毛、周間的暫時妥協，並於九月五日通令全軍，授權共軍可以「進行自衛反擊」，這就是著名的「九五命令」。

的確，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似乎別無選擇。毛澤東南逃期間，地方軍區軍政首長的報告及毛本人親自視察的印象，毛亦知局勢的嚴重性，若再縱容「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造反派紅衛兵衝擊各地軍隊，難保「武漢兵變」式的事件不會再重演。此外，極左派紅衛兵圍擾周恩來，也促使由中央到地方的實力軍人產生敵愾同仇的心理，而倒向周恩來，並且支持周恩來。毛澤東在權衡利害後，決定與周恩來暫時妥協，也就是向軍方讓步。

毛澤東結束南巡之行後返回北京不久，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學習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的通知」，在這份通知中毛指示說：「紅衛兵能掛帥嗎？今天上台，明天就會被打倒，正因為是他們政治上不成熟。……紅衛兵不行，沒有經過鍛練，這樣大的事情信不過他們。」毛的這一講話等於將這批「革走資派的命有功」的「革命小將」一下子打入冷宮，而淪為兔死狗烹的下場。

此外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否定了……「揪軍内一小撮」的口號，毛說：「不要把我們軍隊搞亂了，解放軍内部有問題可以一個省一個省的來談判。不要把黨内一小撮走資派和軍内一小撮走資派並提，只提黨内一小撮，把解放軍搞好。」由「九、五命令」到取消「揪軍内一小撮」的行動，毛澤東不僅暫時穩住了槍桿子，安撫了實力軍人的不滿情緒，而且也緩和了全面内戰的危機。

軍方勢力全面膨脹

「九、五命令」頒布後，地方軍區等於獲得授權，可以武力鎮壓造反派紅衛兵的盲動，軍方乃趁機鎮壓敵對派系，強制解散紅衛兵組織，大批大批紅衛兵均遭到下放農村的命運，當紅衛兵運動煙煙消雲散之際，軍方也成為由地方到中央最具實力的當權派。自軍方執行「三支兩軍」任務以來，全中國大陸此後也進入到軍事管制時期。

無可置疑地，「武漢兵變」可以說是「文革」的轉捩點，導致了軍方勢力在大陸的抬頭，結果軍方的角色全面擴張膨脹，而形成一權獨大的強勢地位，最後終於演成「林彪事件」。雖然中共軍内一向山頭林立、派系複雜，但是自「文革」以來，軍方無疑已形成一種特殊的壓力團體，而具有左右大局的影響力。不論是當權者或者是奪權者，均必須拉攏軍方，以便掌握槍桿子，而立於不敗之地。

同樣的，目前在北京這場世紀大屠殺中，軍方仍然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當初鄧小平飛往武漢調兵遣將，也就是打算利用軍隊介入社會危機。問題是，「文革」期間的學運與目前北京的學運在性質上已大相迥異，更重要的是，這次由北京蔓延到全中國大陸的學運，基本上是激起了社會的共鳴，獲得了社會的支持。反之，「文革」期間的學運，不僅未激起社會的共鳴，反而引起了社會的反感。所以在這兩次學運中，軍方的反應也迥然不同。

關鍵小平行蹤成謎

比較「武漢兵變」與「北京兵變」的話，可以發現「武漢兵變」後的全面内戰，主要是派系策動下的一團混戰。最離譜的是不論是哪一派都打著擁護毛澤東的旗幟，可以說是一場莫名其妙的内戰，到最後是軍方漁翁得利。

那麼，「北京兵變」是否擴大為全面内戰呢？這個問題的關鍵在鄧小平，因為鄧小平是目前中共的頭號強人，也唯有鄧小平才壓得住軍隊。以鄧小平的政治經驗來看，當年他是「四、五天安門事件」的當事人，他因此一事件而倒，亦因此一事件而告東山再起，鄧小平豈會不了解民心向背的重要性。

而且直到目前為止，鄧小平是否曾下令軍隊開進北京城，血洗天安門，仍是一個解不開的謎。尤其是鄧小平一直行蹤詭異，生死不明。

換句話說，鄧小平如果仍然能夠視事的話，鄧小平是否能像當年毛澤東一樣，了解到問題的嚴重性，毅然宣布引退，並嚴懲血腥鎮壓的劊子手，或許尚有一絲平息天怒人怨的機會，而緩和全面内戰的危機。反之如果鄧小平奄奄一息，甚至已經病歿的話，那麼全面内戰的可能性則甚高。如果是在這種情況下的話，那麼楊尚昆等人甚可能以挾天子令諸候的方式，號令三軍，才會產生這場人神共憤的大屠殺事件。

毫無疑問地，楊尚昆是這次北京大屠殺的關鍵人物。楊目前官拜國家主席，並擔任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與鄧小平的關係非比尋常，兩個人不僅是四川同鄉，同時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也有同窗之誼。不過，楊本身並非是學軍事出身，不過在「兩萬五千里長征」時，楊曾擔任紅三軍團政委，這是楊最重要的軍事資歷。鄧小平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上中央軍委主席後不久，找來楊尚昆擔任中央軍委秘書長，後來在「十二屆一中全會」上，楊升任常務副主席又兼秘書長原職。由於楊負責軍委實務長達八年，因此在中央軍委内擁有不可輕視的勢力，楊的弟弟楊白冰現任共軍總政治部主任，楊的女婿遲浩田則任總參謀長，至於楊的兒子楊少軍則是二十七軍的軍長。

失卻民心楚歌四起

非常明顯的是，以楊尚昆為首的這批「楊家將」已是軍委的主流勢力，可是與當年的林彪比起來的話，聲勢恐怕仍差一大截。當年林彪權傾一朝時，完全控制了軍委辦事組，不僅架空了軍委常委，而且取代了軍委常委，在軍委辦事組中的成員，包括林手下的四大金剛及他的老婆葉群，由總參謀長黃永勝及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分任正、副組長，成員包括了總後勤部長邱會作、海軍第一政委李作鵬，及林彪的老婆葉群，至於林彪則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以林彪這種陣容，到最後仍然落於死於非命的下場，更何況是與軍方淵源並不是十分深厚的楊尚昆呢？

雖然，楊尚昆在這次中共高層的派系鬥爭中已暫時赢得上風，不過就楊尚昆的處境而言，卻是四面楚歌。一批以徐向前、聶榮臻為首的老帥、老將，由於不齒楊尚昆的作為，而痛斥楊為「軍賊」。更嚴重的是，全中國大陸的老百姓對於屠殺手無寸鐵民眾、學生的二十七軍，早已恨之入骨，在心理上以倒向北京軍區的三十八軍、三十九軍及二十八軍，顯然在北京軍區内，楊尚昆已是勢單力孤，在短期内，即使楊尚昆暫時獲得了權力鬥爭的勝利，也可能在未來爆發的全面内戰中，而遭到敗亡的命運。就長期而言，楊尚昆則已失掉了民心，被歷史否定也是必然的。（推薦閱讀：歷史現場／新新聞直擊六四》歷史浩劫目擊證言之一：北京大屠殺）

（＊本文原刊於《新新聞》118期，作者：齊茂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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