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傳真】從「鎮反」到「掃黑」：除惡運動的路徑依賴
引出黑社會話題的「昆山反殺案」落幕半月有餘，「掃黑除惡」也借坡下驢，相關標語鋪天蓋地，街道、社區、商戶隨處可見。作為當下政策內容的外化，形形色色的掃黑標語也讓人聯想起幾十年來改頭換面的除惡運動。
山西太原如家酒店門前的掃黑標語。（圖片由作者提供）
歷史不會循環，但它會押韻，回溯近七十年的中共政制史，除惡運動反復出現，前有毛時代的「鎮反」，後有「改開」年代全國範圍內的數次「嚴打」，薄、王二人主政重慶期問，「打黑除惡」成為當地最重要的施政標誌，新時代開局之年，一字之差的「掃黑除惡」冠以「專項鬥爭」之名在全國範圍內徐徐鋪開。回溯歷史樣本，每隔七、八年來一次的除惡運動成為每任主政者的標配，其中折射出的是生長於政治制度的路徑依賴。
鎮反：以黨代法的運動藍本
建政之初，中共針對「不拿槍的敵人」發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簡稱「鎮反」。「鎮反」是中共建政的奠基性政治事件，它以革命運動之名行整肅社會之實，為下一步專政開路。
鎮反運動中毫無法制可言，毛澤東親自規定鎮壓數字與比例，並要求限期完成，他在1951年1月給上海市委的電報中說，「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內恐怕需要處決一兩千人」。地方則對落實鎮壓的指示，不少地方處死人數超過規定數字。
鎮反運動宣傳畫。（作者提供）
實操操作中，恪守程式的法制觀念被汙名化為「國民黨法院遺留的形式主義和應循拖延的作風」加以批判，寧枉勿縱成為新的準則。為完成鎮反，新政權確立了類推制度和溯及以往的原則，並進行有罪推定與一事複判，「反革命分子」的辯護權和上訴權也以革命的名義予以否認。
狂風驟雨的政治運動中，法制付之闕如，取而代之的是借運動不斷滲透和擴張的黨權。
1950年10月，毛澤東對羅瑞卿提出殺一批，關一批，管一批表示贊成，並下發關於糾正這些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
鎮反運動中，黨內文件代替刑事立法，大部分裁決繞過法院，捕殺「反革命分子」由黨委審批，層層落實。在鎮反運動中被處決的「反革命」分子超過70萬人，被捕數超過300萬，死於獄中自殺的被捕者也數以萬計。
從流程上來看，鎮反運動中各級黨委統一部署，公安，司法，檢察三機關聯合辦公，採用「快捷方式」鎮壓所認為的「反革命分子」。
鎮反是以黨代法的運動範本，新生政權由此鞏固，黨國體制也因此落地，其理念、操作、策略、方法在之後的運動中被反復借用。
嚴打：從重從快的司法風暴
「文革」結束後，上山下鄉政策終止，知識青年陸續返城，農民也能夠進城務工，城市中待業人口不斷集聚，被「文革」毀壞的司法系統尚待修補，種種因素疊加，導致改革開放初期治安形勢惡化，刑事犯罪層出不窮。針對一些影響重大的惡性案件，彭真在1980年的城市治安座談會中率先提出從重從快的嚴打方針，並將嚴打直接對標建政初期的鎮反。
最終，鄧小平拍板嚴打，「可抓可不抓，堅決抓；可判可不判的，堅決判；可殺可不殺的，堅決殺」。幾個月後，中共中央發佈《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要求「全黨動員、首長動手，層層負責……將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勞教一大批，註銷城市戶口一大批，並且殺掉一批有嚴重罪行、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犯罪分子。」
此後還追加了若干配套措施，包括授權基層法院可以判處死刑，對判決已生效的案件重審改判死刑，對服刑期滿者強制不予釋放。
僅嚴打首年的『第一戰役』，公安機關逮捕超過百萬人，勞教16萬，判處死刑超過2萬。
嚴打運動宣傳畫。（作者提供）
在從重從快的刑事風暴之下，社會治安狀況有所好轉，但好景不長，嚴打結束後，犯罪狀況又有回彈，這種彈簧趨勢在此後1996年、2001年與2010年的三次嚴打中同樣出現。
實踐證明，運動式嚴打或可收一時之效，但並未親犯罪生長的土壤，嚴打目光聚焦於犯罪行徑的終點的而非社會矛盾的起點，對遏制犯罪的效力本就相當有限，另外，從重違反了罪刑法定的原則，從快則壓制了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在命案必破、限時破案的指令壓力下，諸如真兇現身、亡者歸來的冤假錯案層出不窮，表面上大快人心的「嚴打」實際上得不償失。
打黑：管控社會的地方試點
打黑肇始於嚴打，並逐漸從嚴打中獨立，成為單項運動：1986年，公安部將黑手社會性質犯罪團夥列為打擊目標；2000年，全國打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政法系統合署辦公，成立「打黑辦」統一部署；2007年則更加細化與深化，實行掛牌督辦制度，聯合掛牌督辦重大案件並公佈涉黑案件名單；2009年王立軍操刀的重慶打黑更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覆蓋強化治安管理、整頓體制內部、擠壓民營經濟、打壓公共空間等多重目的。
從「8·12」緝槍治暴開始，打黑成了王立軍在重慶的主要「功業」，而後的「3·19案」與「6·3案」更使打黑日臻系統，王立軍採用包括竊聽在內的一切手段，強力整合司法資源對所認定的「涉黑集團」進行「黑打」。
與此前的鎮反、嚴打有所不同，打黑除惡的運動對象除了黑惡勢力之外還有其保護傘，這種模糊的表述客觀上賦予了打黑相當程度的自由裁量權，忠誠與馴服與否便成為黑惡勢力及其保護傘是否被「黑打」的判定標準。
此外，打擊黑社會性質組織，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種鬥爭手段，動輒數億元的罰沒資金、查封企業，將當事人判處重刑的打擊手段打黑利益可觀，成為政治鬥爭、辦案經費、地方財政的實現路徑。
依靠警權的擴張完成打黑，王立軍不僅藉此實現了仕途的上昇，也鞏固了個人的威權，打黑辦案及情報系統的組合應用，成為整頓體制、震懾民間、管控社會的組合手段。
複盤歷史不難發現，從鎮反到打黑，形形色色的除惡運動，無論其名目如何翻新，一以貫之的是仍是體制對特定民間力量的專項清除，而權操於上的人事制度、警權過大的司法體制、重結果正義輕程式正義的思想觀念則成為運動得以推進的現實條件。
當年媒體在事後評價重慶「唱紅打黑」時，將倒施逆行的原因之一歸咎于「文革遺毒」。五年之後，繼任者孫政才重蹈覆轍，媒體又將原因之一歸咎於「薄王遺毒」；改革開放初年平反冤假錯案，主政者痛定思痛，從反面認識到到法制的重要性，卻在數年之後開展嚴打，十八屆四中全會之後，一些在嚴打中積攢的冤案得以平反，法制的重要性再次被提及，四年之後，主政者承襲故智，重啟掃黑。
在沒有政治體制根本性變革的情況下，除惡運動受制於固有制度格局，只可能延續舊制、有所損益，聶樹斌、佘林祥的悲劇也不會終止，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作者為中國大學生／現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