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和圖像其實很政治 — 談電影《波斯語課》和《偷畫男孩》
【特約撰述/郎亞玲】
將這兩部片子擺在一起推薦，一方面是因為片子的時代背景都和德國納粹統治有關，同為戰時歷史記憶與國家暴力的描述。一方面則是片名的異曲同工：《波斯語課》(Persian Lessons2020) 改編自德國作家沃夫岡‧柯爾海斯所著的短篇小說《語言的發明》。而《偷畫男孩》（The German Lesson2021），改編自德國當代小說家齊格飛．藍茨（德語：Siegfried Lenz；1926－2014）同名經典小說《德語課》，本書名列世界50大小說之一，也是德國中學生的指定讀物，在德國文學史上熠熠生輝。
很多描述德國納粹時期統治的電影，多半描述納粹對猶太人迫害的慘無人道，或控訴人權被侵害剝奪的慘況。刻劃人性承受壓迫的堅忍和韌性之餘，也環繞在主要角色面臨各種人性的掙扎。換言之，角色與人性是核心，描述人的喜怒哀樂及生離死別，以及人面對各種嚴苛處境時所做的抉擇。由於每個情節的推進都如此扣人心弦，因此讓觀眾無時不刻感受到恐懼和死亡的壓迫。
然而，這兩部電影的主角卻似乎不是「人」，而是語言符號和視覺圖像。而這些語言圖像都被賦予巨大的生存象徵。在人命關天、命繫一線的危急存亡之秋，語言的真偽、藝術的存亡，鋪陳著生存法則，進而左右了人的命運。所以說，語言和圖像其實很政治，語言不只是語言，藝術也不只是藝術。
《波斯語課》的男主角其實是猶太人，他在臨行前不意聽見行刑主管想學波斯語，於是謊稱自己是波斯人，而逃過一劫。這個謊言幾次差點被戳破，但主角冷靜沉穩，加上人緣不錯，終究不露破綻，直到遠離集中營，觀眾不由得為他捏把冷汗。最令人動容的是他編造的語詞，全來自集中營囚犯的名字，戰後卻成為這些亡靈唯一的輓歌。
《偷畫男孩》的男主角，從兒童到青少年，親眼目睹身為納粹警察的父親，如何以執行當局「禁畫令」為由，要求兒子監督畫家埃米爾諾爾德（Emil Nolde，1867－1956 德國表現主義畫家）。然而他自己跟隨畫家學畫，更培養出收藏作品的癖好。在親情與友情逐漸高升的衝突下，壓抑與解放的多重矛盾中，男主角逐漸發展出一種扭曲的人格。一方面被父權剝奪了生活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則形成以「偷畫」為樂的情緒出口，藉以平衡身心，直至進入感化院接受管束。
也許，前面所說「這兩部電影的主角卻不是人，而是語言符號和視覺圖像。」也不盡確切，畢竟，語言符號和視覺圖像，也不過是權力遊戲的中介。冷血操作這一切的，始終是集權的體制和泯滅人性的權力中心。因此，掌握話語權的人或掌握自由創作圖像的人，在亂世，可能藉以保命，也可能惹禍上身。《波斯語課》中的男主角，以機智和創意讓語言符號不只成為保命符，更賦予了生命無價的神聖價值。《偷畫男孩》的男主角則在混亂、錯置、顛倒的政治環境下與價值觀中，始終無法讓藝術圖像成為真正的救贖與療癒。
《波斯語課》由烏克蘭裔美國導演瓦迪姆·佩爾曼執導，曾獲選為白俄羅斯代表參加第93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國際影片獎評選。但後因資格問題被撤銷。
《偷畫男孩》導演克里斯蒂安·施瓦科（Christian Schwochow）是當紅影集《王冠》導演。本片連獲德國奧斯卡、巴伐利亞等電影獎肯定，更跨國勇奪荷蘭海邊電影節最佳影片大獎。他的母親希爾德（Hilde Schwochow）擔任編劇，也是本片的推手。
（本文作者郎亞玲，頑石劇團藝術總監與編導，逢甲大學、大葉大學講授表演與劇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