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名暉：台灣半導體可協作美中「相互再保證」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如何在大國之間建立長久穩定的和平，一直是國際關係理論與政策實踐的重要課題。近期的外交事務、經濟學人與CSIS同時對美台海問題提出關注，其本質仍是探討大國之間如何維持戰略穩定。

在冷戰期間，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透過核武「恐怖平衡」實現了一種消極的戰略穩定，即相互確保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的態勢。冷戰結束後，國際社會試圖超越單純以威懾為核心的安全架構，轉向更積極的「相互再保證」（mutual reassurance）機制，以減輕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所造成的猜疑與緊張。

「相互再保證」的源流

在理解「相互再保證」的概念之前，或許可追溯至安全困境與信任建立的討論，旅美學者翁履中教授曾於近期有過詳盡的闡述。傳統上的安全困境指的是國家出於自身安全考量所採取的防衛性措施，往往被他國視為具侵略性的威脅，從而引發軍備競賽與緊張局勢。

美國學者賈維斯（Robert Jervis）在其經典論文〈安全困境下的合作〉指出，即使各方皆無惡意，結構性的無政府狀態與不確定感也會導致誤判與不信任，而打破此惡性循環需要某種形式的保證與溝通。後續學者們進一步延伸「再保證」（reassurance）的概念，主張國家可以透過「真誠且具約束力的善意行動」來表明自身無意威脅他人，以此降低對方的安全焦慮。

學者基德（Andrew Kydd）指出，國際關係中的不信任困境可透過「昂貴的訊號」來克服，也就是付出實質代價以示善意的行為，才能有效建立信任。布斯（Ken Booth）與惠勒（Nicholas Wheeler）也提出，國家領導人需要培養「安全困境的敏感度」，透過體認他方的安全關切並採取克制行動，來避免陷入猜忌與對抗的惡性循環。

綜論以上所述，「相互再保證」能成立的前提，一方面需要是昂貴的代價，可以是軍事、經貿甚至可能是科技的手段，另一方面則是需要代價才能獲得的善意，典型的例子是相互裁減核武，或是減少彈道飛彈的設置數量。特別是在涉及戰略穩定性和軍備控制的領域，再保證被視為補充傳統威懾手段的重要機制。透過雙邊或多邊機制，國家可以交換資訊、建立對話渠道、簽署透明度措施或軍控條約，來減少彼此的威脅感知。例如：2010年美國《核態勢評估報告》首次提及與中國展開戰略穩定對話，其目的之一正是為了間接向中國保證，美方的核武計畫無意削弱中國的核威懾力。

同樣地，美俄在冷戰結束初期達成一系列軍備控制協議與信任建立措施，例如：上述討論的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或是建立熱線等，這些都可視為「相互再保證」的嘗試。因此，建立「相互保證基礎」上的戰略基礎，有一部分的前提是需要基於核威懾的安全困境，才能出現避免直接進入熱戰的選項。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概念基於冷戰時期的經驗，早已成為建置派對大國關係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早在2005年，美國政府就曾倡議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希冀中國以建設性方式融入現行國際體系。2009年，歐巴馬政府更進一步提出「戰略再保證」的構想，試圖為美中關係奠定合作而非對抗的基調。這些努力主張透過對話協調解決分歧，避免走上「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之路，但在實務面卻面臨諸多挑戰。

回到現實面來看，「相互再保證」在實務操作上並非靈丹妙藥，其成效取決於雙方是否真心願意化解彼此疑慮，並且超越意識形態的對立，採取行動證明此一意願。如果一方缺乏誠意或策略上陽奉陰違，再多的保證措辭也可能流於表面，由於在意識形態的濾鏡作用之下，善意甚至會被另一方方解讀為麻痺戰略的障眼法，例如：「和平演變」被中共視為一種不友善的手段。

「相互再保證」在實務操作上並非靈丹妙藥，其成效取決於雙方是否真心願意化解彼此疑慮，並且超越意識形態的對立。（杜魯門簽署北大西洋公約／維基百科）

關於美中「相互再保證」的討論

「相互再保證」在近年屢次被提起，近期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在一週內刊出的兩篇重量級評論並不是偶發事件，近兩年在諸多智庫與刊物上對於「相互再保證的」討論並不少見，大多是偏向建制派的學者力陳的主張。

馬歇爾基金會學者葛來儀，與白潔曦和柯慶生合著的《台灣與嚇阻的真正來源》（Taiwan and the True Sources of Deterrence）一文中強調，嚇阻策略必須與明確的保證相結合，才能有效防止衝突升級。她亦指出，美中台三方應建立制度化的溝通機制，以避免誤判和意外衝突，這與「相互再保證」的理念高度一致。

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曾出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的高級顧問，她亦在《外交事務》發表的〈如何避免台海戰爭〉（How to Avoid a War Over Taiwan）一文單獨討論美中之間如何避免台灣問題發生誤判。她主張美國應在強化軍事嚇阻的同時，提供明確的保證，以降低中國對美國意圖的誤判。另篇發表的〈中國陷阱〉（The China Trap）一文中，警告過度對抗的政策可能導致危機升級，主張透過戰略克制與對話建立穩定的雙邊關係。

前亞太事務副助理國務卿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曾發表〈相互保證的破壞：全球化、安全與脫鉤的危險〉（Mutually Assured Disruption: Globalization, Security, and the Dangers of Decoupling）一文，他指出美中經濟脫鉤可能增加軍事衝突的風險，主張透過經濟互賴來促進戰略穩定。

史文（Michael Swaine）作為Quincy Institute的資深研究員，他曾在RAND和卡內基基金會長期關注美中戰略穩定與危機管理。他在2022年的報告中指出，美中雙方在台灣問題上缺乏可信的再保證政策，導致敵意與不信任加劇，可能引發重大外交危機或軍事衝突。他建議雙方應採取具體措施建立互信，以避免危機升級。

同樣是重量級學者的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謝淑麗（Susan Shirk）教授也指出，中國在習近平領導下的政治經濟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不兼容，導致美中關係緊張。她呼籲雙方建立制度化的溝通機制，以避免誤判和衝突升級。

學者背景之外，具備外交和軍事背景的專家，也不乏提出類似的觀點。美國前駐印度大使布萊克威爾（Robert D. Blackwill）在2024年出版的《失落的十年：美國重返亞洲與中國力量的崛起》（Lost Decade: The U.S. Pivot to Asia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Power" with co-author Richard Fontaine），分析美國的亞洲政策與中國崛起之間的互動。他建議美國應採取更為克制的策略，避免與中國發生直接衝突，並強調建立互信的重要性。

退役中校出身的韓磊（Paul Haenle），他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中國問題專家，在多篇文章中強調美中應重啟高層對話，建立危機管理機制，以避免誤判和衝突。他建議雙方在台灣問題上採取更為克制的立場，並加強溝通與合作。

美中「相互再保證」的願景

美國諸多不同背景的學者與專家相繼提出「相互再保證策」，在理想上略有望帶來多重正面效應。首先，它可緩解雙方對彼此戰略意圖的疑慮，為長遠合作奠定基礎。正如前美國副國務卿的史坦伯格所提出的構想，美中之間可以達成一項核心且默契的「雙向保證」，美國明確表態歡迎中國的崛起與繁榮，無意對其進行戰略遏制；另一方面，中國需向美國及國際社會保證，它的發展壯大不會以損害他國安全與利益為代價。

其次，「相互再保證」有助於強化美中之間的戰略穩定性，降低軍備競賽與衝突誤判的風險。目前，美中雙方在飛彈防禦、核武現代化、太空與網絡戰等軍事領域都存在顯著的不確定感與互疑；北京擔心華盛頓尋求削弱中國的核威懾能力，華盛頓則不安於北京未來核實力的成長動機，並憂慮中國不斷增加的國防預算和戰略武器庫存。

如果這些疑慮無法消除，就會出現軍備競賽，進一步惡化安全困境，使雙邊關係更難維持長期穩定。像是2010年代一度啟動的戰略穩定對話，美中定期就核武、導彈防禦等問題交換資訊，增進透明度並降低誤判風險，如今卻無法恢復此一機能，甚至連象徵意義的香格里拉會談，北京也不一定能有人員出席。

如果推動得宜，「相互再保證」正是針對此類安全困境提供解方，透過加強溝通、提高軍事透明度以及建立危機溝通管道，雙方可以降低彼此最壞打算的猜忌。例如：佩科維奇（George Perkovich）借鑒東南亞和南亞的局勢，提出「相互戰略克制」（mutual strategic restraint）的構想，主張美中承認彼此在核武等領域的脆弱相互性，即兩國都易受對方核武器的威脅，並以此為前提來限制軍事部署與攻擊性能力的擴張。如此一來，任何一方都無法透過單方面追求絕對安全而獲得實利，雙方也會發現維持適度的防禦性軍力並採取克制，更符合自身安全利益。

這種對相互脆弱的認知與接受，本身就是一種再保證，保證彼此都不會貿然掀起破壞戰略平衡的軍備冒險。近幾年中國在遠程高超音速武器的突破（Long-Range Hypersonic Weapon），已經逐漸讓美國逐漸正視並承認其威脅，或許將成為未來雙邊戰略穩定對話的基礎。

針對具高度敏感性的安全議題，相互再保證能提供避免誤判的保險機制。在台海問題這類潛在熱點問題上，雙方若能就彼此核心關切做出一定程度的保證，例如：美國藉由貿易戰或是半導體科技管制的調整，換取以和平方式討論兩岸分歧且避免對台動武，甚至台灣也能以此作為某種形式的參與，以科技能力創造美中之間的支點。

2009年，歐巴馬政府進一步提出「戰略再保證」的構想，試圖為美中關係奠定合作而非對抗的基調。（維基百科）

相互再保證的潛在問題

「相互再保證」看似有減少衝突的可能性，但是在現實操作中卻充滿潛在風險和挑戰。首先，一大風險在於「錯誤安心」（false reassurance），如果一方心懷擴張野心，另一方片面地以讓步與安撫來尋求和平，結果可能適得其反。

歷史上最典型的案例，莫過於1930年代歐洲的「繳械政策」或稱綏靖（appeasement）。英法兩國對納粹德國讓步，希望以此換取希特勒的安心與節制，但這種單方面的再保證最終被德國視為軟弱可欺的信號，加速了其侵略步伐，並未能阻止戰爭爆發。如果對方本質上無意維持現狀，那麼再多的保證與讓步也可能徒勞無功，反而可能助長對方的野心。

其次，大國競爭的結構性矛盾可能使「相互再保證」失靈，由於美中雙方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和地緣影響力上的分歧，使得彼此很難相信對方會永久滿足於現狀而不尋求更大利益。這種猜忌心理不僅源於權力轉移的現實考量，也與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對立有關。美國朝野長期質疑中國的政治體制，擔心北京試圖動搖以自由民主價值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相對地，中國領導層則懷疑美國以民主、人權之名行干涉別國內政。

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的鴻溝，使得雙方更難相信對方的善意舉措純粹出於和平目的，而非別有所圖。即便美中領導人試圖透過再保證來避免陷入對抗，其努力仍可能被更大的結構潮流所淹沒。例如：一方視維持自身霸權為核心利益，而另一方將視打破對霸權作為崛起目標，那麼「相互再保證」所能發揮的作用將十分有限。在這種氛圍下，北京時常批評華盛頓抱持「冷戰思維」看待中國，認為美國難以容忍中國的崛起並處處加以遏制，美國輿論也指責中國試圖以實力改變現狀，挑戰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第三，盟友與第三方因素也可能干擾相互再保證的效果。對美國而言，向中國作出的任何的安全保證都可能引發其印太盟友的不安與反彈。例如：若華府為安撫北京而削減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存在或限制對台軍售，日本與韓國等盟國可能視之為美國戰略退縮，擔心自身被犧牲，從而動搖對美安全承諾的信心。同樣地，中國若對美國示弱或讓步，國內強硬派與軍方可能視之為屈從於外部壓力，這不僅在國內難以交代，還可能誘使某些第三方，例如：南海周邊國家，趁機測試中國的底線。

此外，一些突發事件也可能干擾再保證的努力。例如，北韓的「核勒索」迫使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北京則視此舉嚴重威脅自身戰略安全，導致雙方關係受挫。針對南海主權爭端，美國的自由航行巡航與中國的島礁軍事部署互為刺激，持續弱化彼此的信任，菲律賓的政局震盪更影響其對南海地區的態度。因此，美中在互相保證彼此的同時，還必須設法同步安撫各自的盟友與國內輿論，以避免善意舉措被解讀為軟弱而產生反效果。

第四，實施「相互再保證」面臨一個根本問題就是美中之間的互信先天性不足，任何的承諾或保證若缺乏可驗證的機制，將難以衡量其真實意圖。例如，美國可以宣稱無意遏制中國，但中國或許仍會懷疑美國私下是否在強化盟友關係、部署導彈防禦等方式來限制中國。反之亦然，中國承諾不挑戰現有國際秩序，但美國可能質疑北京是否暗中支持改變現狀的行為，或是透過灰色地帶手段擴張影響力。

單純依賴軍事嚇阻不足以維持美中關係的穩定，必須結合明確的保證與制度化的溝通機制，以降低誤判和衝突風險。一旦任何一方發現對方的行動與其承諾不符，再保證的機制將立即失去效力，甚至加深彼此的不信任。每當美國對台軍售的消息曝光，北京必定採取強烈的反彈手段，對於中國所謂的「核心利益更」而言，台灣是不可侵犯的底線，這將使得美國即使願意提出安全保證，卻始終面臨中國主觀的拒否。

一旦涉及民族與意識形態問題，任何的安全保證便面臨看不見的高牆，二十一世紀初期美俄互信迅速崩解，新一輪的對抗隨著普丁的歐亞主義再次升溫，俄烏戰爭便是最嚴酷的案例。然而，台灣仍有半導體的科技手段，如何與美國協作「相互再保證」，或許有著避免重蹈歷史軌跡的可能。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