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萊卡跳到黃河 反華辱華罪名都洗不清了
巴西廣告公司F/Nazca Saatchi & Saatchi最近釋出一段廣告片，名為《Leica - The Hunt》，自然是為德國光學名牌萊卡做的宣傳。但由於當中一段重演了1989年的北京六四事件，中國人馬上跳起來，萊卡亦馬上割席，捲入羅生門，彷彿宣傳片的方向就是廣告公司自把自為。
在Youtube平台上的所有複制片段，都被版權投訴而下架，不過在Facebook上就有很多完整片段可以看到。在F/Nazca Saatchi & Saatchi的官方instagram上亦可看到廣告的素材，包括火焰之下的剪影，以及那個經典的萊卡小紅點。萊卡跳落黃河，反華辱華的罪名看來都是洗不脫的了。
萊卡和紀實攝影的關係
片子拍得很好，片段最後讀白：「獻給那些令我們看見真相的人」，是歌頌記者的。萊卡歷史久遠，攝影變成尋常休閒活動，是很晚近的事情，以前是「業內人士」的事。萊卡除了相機工藝厲害、光學和玻璃強大，它在工業上還是一個重訂標準的例子。
在更早的時候，菲林底片是更大的「中片幅」或「大片幅」，由於感光面大，機身和鏡頭非常笨重，而且曝光需要的靜止時間更長。自然也很難在外面使用。
「135菲林」(面積為24×36 mm)在20世紀初開始出現，而萊卡的工業設計師Oskar Barnack設計了「Leica prototype」，之後逐漸演進成Leica M系列的連動測距相機。
大片幅底片，拍一張就要換片，是毫無機動性的，基本上就是放在影樓用來擺拍，要正襟危座的；中片幅菲林，拍十張上下，就要換底片。而「135菲林」，可以拍36張。在數碼年代看來很巧功夫，不能亂拍，但在菲林年代，已經是科技突進。萊卡令「135菲林」格式普及，現在人人趨之若鶩的數碼全片幅，就是24x36mm。
這個格式改變了攝影師，特別是紀實攝影師和新聞記者的工作生態。更小的底片片幅，可以令相機鏡頭設計得更小巧，方便需要機動性的記者，例如片中的戰地/突發記者；而一卷底片可以拍36張，容量更大，自然亦是方便。從那時起，萊卡就成為記者神器。
雖然萊卡也因為極致工藝也變成精品，甚至現在的炒賣品，但它為人忽視的一面，是工具，是數碼時代之前的標準。
廣告在推銷甚麼？
在宣傳片中，我們看到中國公安在突擊記者住處，將他們拍了的底片拉出來曝光毀滅。但那個西人記者之後偷偷折返，在混亂的廁所之內，檢起撞到地板的相機，照樣拍攝，這個細節非常聰明，也就是表達出萊卡「堅固耐用」的品質。
7、80年代前後，萊卡已經深受日本相機的競爭之苦，而被迫跟隨潮流，推出全世界大行其道幾十年的單鏡反光相機 (SLR)。在影片中記者使用的是R系列相機。這段片其實也不是直接「聲討暴政」，而是很平實地表達了不畏強權的記者很偉大，而萊卡是他們可信賴的、不怕摔的工作伙伴。真相固然透過記者的眼睛傳達出來，但記者可不能沒有萊卡相機。這就是廣告的主調。
但令人疑惑的是，中國人究竟是基於甚麼原理而高呼「辱華」或者指控「不愛國」呢？六四事件是真實存在的，最多爭拗死傷數字，但中共官方也沒有否認事情發生過。他們說，那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萊卡廣告只是借用這個背景去說明記者的工作。
反華辱華之處何在？
當然片段中突襲記者住處的公安，滿口京腔，威脅而粗魯，看來就是一個奸角。但問題是那些中國人是站在中共立場，那公安掃蕩外國勢力，不就是正義行動？又為甚麼不能在戲劇中重演？難道他們心裡都覺得公安毀滅新聞材料說不過去？如果六四事件是醜事，是傷疤，那為甚麼作為中國人必定要認為政權之恥是自己之恥，要一起向萊卡或者華為施壓？中國自由派一直天真無邪地跟我們和西方說，中國人和中共是不一樣的、人民和黨是兩件事，但愛國教育和仇恨教育，不是沒有效果的，看有很多人一起高呼萊卡辱華，敲碗拍檯，那就可以看到有多少人與黨國同步率100%。
不過其實要說萊卡辱華，看得深，也是看得出高級黑的。因為宣傳片是三段故事平衡剪接，一段是1989年的北京，另外兩段就沒有時地：一段是包頭巾的女人在逃難，另一段是黑人軍閥拿槍指嚇記者。在創作者的眼中，北京是和非洲跟中東一樣的「蠻荒」之地，是不講公理，只有強權的世界。也就是這樣的地獄，才需要戰地記者去關顧。
今天中國舉國自浸在大國崛起、挑戰美國，重建天朝體統的氣氛之中，若知道在外國人眼中，自己原來只是等同非洲軍閥和中東教派戰爭，國民像動物一樣逃難，懂得看，也是會覺得侮辱的。
修正六四事件的愛國史觀
而這片作品比較有啟發性的是，作者跳出了「中國人」以為自己中心的六四史觀，他們將六四事件放在全世界的普世視野下，視為人類歷史長河所有暴政和悲劇的一幕，因為局外，所以慈悲，更貼近事情的本質。
我們在香港聽到的六四史觀，基本上是定調北京民運是「愛國民主運動」，而香港泛民則委身於「支援愛國民主運動」的道德高地，但同時將問題鎖在「愛國青年公車上書但朝廷狠下殺手」的悲情之中，由「愛國民主派」主導的紀念活動年復年的紀念活動，反而強化了天尊地卑、平民挑戰政權自招惡果的歷史宿命論。雖然年年聲討，但任何事情還是希望鎖在一個國家的自家事內，永續向高層爭取。
將香港問題國際化，向台灣向歐美展示「一國兩制」的實驗成果，是近年才有的，2014年雨傘佔領的時候，主流意見還是向北京爭取，不要隨便與外國搭手，否則會給「藉口」北京指控香港人勾結外國勢力，「不給民主」。但當然大家都後知後覺，知道了北京無論如何都認為香港是九反之地，香港人就是習慣勾結外人。將香港問題國際化，置於一個跟台灣互相學習的反帝國脈絡之中，從來是國共兩黨所不樂見的。所以他們會在明在暗打壓，因為中共不怕你反共、不怕你每年提他殺人，只要你的前途和自身格局留在一國之中，外國沒有搭手的空間，他就安心。
其實我們何必再糾纏於學生是否愛國呢？香港泛民今日還在喊「平反」，平反只是說平反「426社論」視學生聚集示威為「反革命動亂」，爭取政權的承認和嘉許，是一點現實意義都沒有的，那只是一種過期的中華士大夫情結。把事情當成東非軍閥、伊斯蘭世界動亂之類的事情，反而更好，沒有失去人道主義，也不會陷入苦情愛國迷陣。
※作者為香港青年評論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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