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位音樂工作者的自白：跨足中國，我能說服自己、把握底線、不傷粉絲嗎？

中國音樂市場是個不透明的隱形牢籠，政策、法規之外，還有更多人治的判斷。為了理解音樂人前往中國演出的風險和抉擇幕後，《報導者》採訪樂團成員、創作歌手、經紀人、硬體工程師，試圖描繪出他們的求生之道。創作者如何面對文化審查？在極權管理下，他們用什麼方式自保？如何最低限度的維護底線──盡力不傷害自己，以及粉絲的心？
以下是4位受訪者的第一人稱自述。

Ⅰ．進入中國市場十年後，我竟成了共產黨希望我長成的樣子

早在十年前，某樂團主唱洪靖（化名）就去過中國表演，當時他興奮發現「牆內」原來有那麼多歌迷，洪靖渴望用自己的聲音和創作感動觀眾，和他們一起在Live現場追求共鳴、互相療癒。
那曾經是洪靖最愛的事，現在卻成了痛苦來源。當中國政府對言論自由、創作自由的控制力道日漸緊縮，愈來愈多同樣來自台灣的樂壇前輩被迫表態，洪靖既無法逃離中國市場、無法拋下那些期待他唱出一點自由的中國樂迷，也難以向台灣觀眾澄清「我沒有變」。
面對各種矛盾夾攻，洪靖刪掉自己十年前在Facebook上聲援社會運動的貼文，不再公開發表任何言論。接受《報導者》採訪當天，他沮喪地說：「我成了共產黨希望我們長成的樣子。」

歌手洪靖（化名）：我親眼看到第一排有人拿彩虹旗出來，他們後來就是不能拿大旗，只能拿手幅這樣。保全就衝過去搶，鬧成一團。但我覺得最討厭的事情是，我以前叫我拿掉我會超抵抗，但現在你不用講我自己拿掉。他們把我變成這樣子，這個是我受不了的地方。（LGBTQ？）不能碰啊！（所以現在的各種譬如說社運活動或政治活動你就會、你們會避免接？）不會接，完全不接。像我們就閃得滿好的啊，就是我們都不講話啊。都不要講話。在台灣也不要講話，在中國也不要講話。他的彈藥會分很多種，讓我們閉嘴，這個也是一種攻擊啊。我在台灣都不能講話，他們也沒逼我那麼做，我自己就是這麼做了，我就變成他們對台侵略的武器。我對中共的不人道的事情，我盡量不發聲，這很容易就會影響到其他人。我甚至不用做什麼，我什麼事都不做都變成他們的棋子。我很不喜歡去啊，我恨透沒有自由這件事情，超級不合理，我覺得我們在告訴別人要怎麼樣生活、怎麼樣做自己，結果我們自己做不到。

安溥和阿信都被迫向中國示好之後，我覺得大家（音樂人）變得很小心，整個業界的氣氛是大家都明白不能亂來，而且也不只歌手，彈樂器的樂手或幕後工作人員都擔心自己也可能影響到工作夥伴，大家更謹慎了。

這不就是共產黨的目的嗎？但我也沒有其他辦法，我們在中國任何舞台上講的每一句話，都會有當地公安，或者一種俗稱「文化老師」的審查官員*緊盯著你，我們只能努力保持低調。像我自己就閃得滿好的，在台上都不講話，頂多講一句謝謝上海、謝謝重慶，社群媒體也交給公司去管。

俗稱「文化老師」的審查官員*：根據訪談，在中國演出登台前，會有一名俗稱「文化老師」的官員向音樂團隊核對演出細節，要求他們簽下「不得煽動群眾、不得發表政治言論」的同意書。這位文化老師在演出過程中也會全程緊盯舞台、監視工作人員，樂手和歌手必須按表操課，否則文化老師可能隨時介入，中止演出。

但後來我慢慢發現，我竟然連回台灣表演時都不太說話了。我竟然被影響到這個程度。

除了說話，我們的外表和穿搭也受限制，這幾年中國政府端出很多禁令，像是表演時台下不能揮彩虹旗，音樂人在音樂祭或電視上不能露出刺青，有些場合連耳環都不能帶。

雖然只有上台前會被監督，下了台就沒人管我，其實在當下妥協就好；但我覺得最討厭的是，以前中國那方的製作團隊、審查單位要求我配合這些禁令，我會超抵抗的，一直不想配合，現在的我卻是「你們不用說，我自己就會拿掉」。

這是讓我最恨他們的地方，他們竟然把我變成這樣子，成了共產黨希望我們長成的樣子，很痛苦。

COVID-19疫情之前還有機會認識一些當地的朋友，他們也一樣喜歡搖滾樂，和我們喜歡一樣的電影、小說，他們甚至比我們更討厭共產黨──以前大家敢聊這些事，現在已經不可能了。疫情封控再加上習近平取消自己的任期限制後，他們變得什麼都不敢說，大家都有默契不再談政治。

這些中國朋友通常以「潤」（Run）出去為目標，大家都在想辦法存錢，存到錢就快跑，但沒幾個人跑成功。因為你在存錢的過程中會被馴化，要賺錢就得配合共產黨那一套，到後來有了公司、朋友、家人，擔心他們受害，就被綁死了。

像我們樂團剛開始會去中國時，審查其實沒那麼嚴格，很多小型Live House都還滿叛逆、滿酷的；尤其是音樂節，當地樂迷比台灣人瘋狂太多，觀眾會揮舞數十面不同城市的大旗，來自各省的北漂族們就在大旗下聚集，和陌生的同鄉人相聚狂歡，瘋狂放煙火。

但現在音樂節台下會被欄杆圍成很多圈，每個小區域之間不能互通，我們從台上往下看就像是豬籠一樣；不只是壓抑，某些城市甚至有禁酒令，剝奪你最後一點隨性的因子。

所以我西進中國的過程，等於是沒有意識地繼續往下走，中國演出的場次就漸漸變多、認識新朋友、也會和一些當地的工作人員固定合作，結果我還沒來得及察覺風險，就陷入「養套殺」的陷阱裡。

我很想逃跑，不再去中國表演，但至少要先把手上的合約走完，也希望能幫那些常配合的工作人員找到其他出路，可能引薦給其他還想留在那發展的台灣團吧。我自己的樂團已經到其他國家探路，尋找新的市場機會。

而且我最近有一個體悟。去年台灣體育表現很好，奧運有金牌，棒球還拿世界冠軍，我超開心，超爽的，可是我不能在社群媒體上公開發文慶祝，而且看到球員在場上一直試圖想展現自己來自台灣，媒體採訪都說自己是台灣人，我好羨慕。

但我們哪可以講呢？我們半個屁都不敢放，超悲哀的。

Ⅱ．音樂乘載著情感，所以身為一名音樂人，我不能背叛樂迷

歌手黃昱瑋（化名）寫下的歌詞從不避諱對自由、理想的渴望，並擅長用隱喻傳達思想，也因為其作品總帶著「模稜兩可」的特色吸引人解讀，黃昱瑋在中國擁有大批鐵粉，他們把期許寄託在黃昱瑋看似安全的字裡行間，砌成窺探牆外的一扇窗。
「會去中國不等於低頭，畢竟那裡真的有我的歌迷」──這是黃昱瑋對《報導者》反覆強調的立場。他從未在檯面上對政治表態，還會親自檢查每一則社群貼文，隨時做好風險管理，不想留下任何可能被中國政府要求低頭的把柄，為了「不背棄任何歌迷的期待」。

我們這行基本上就是賺快錢，趁著剛出道、在市場上還有新鮮感，趁著年輕還有力氣跑巡迴的時候先賺一筆再說，很少有人能長遠規劃未來。所以在談論「去中國」這件事情時，大家首先想到的通常不是政治風險，而是檔期。

為什麼經常有演出者遇到身心狀況？因為這產業真的不允許你喘息，你的確會焦慮，尤其你不知道下星期、下個月有沒有工作？沒有的話該怎麼辦？只好有機會就賺，趁自己還「被需要時」趕快賺。

台灣的音樂環境以前被大唱片公司主導，現在因為政府補助變多，一些年輕的音樂人比較能活下來，也有大批新樂迷開始聽獨立音樂，所以作品總數是變多的。我覺得台灣音樂以整個亞洲來講是最多元的，外國人會覺得我們好棒，台灣有很多類型的樂團，政府很支持這些藝文發展。

但是我說真的，其實群眾基礎沒有變大，而且分眾變得很細瑣，各類型的音樂都很難累積夠多的消費者。在這同時，大概2017、2018年開始，中國那邊的主辦單位發現台灣獨立樂團、非主流音樂人在中國的文青界非常有票房，所以新的市場就起來了，當代的台灣音樂人都因此想要去中國試試看。

大家一去就是演非常多場，在各地的Live House或音樂節巡迴，就算一場的收入可能沒有台灣多，但去一趟可以連演很多場啊，而且可以去各個城市接觸不同的群眾。其實這些樂團、歌手很需要靠著大量巡演的經驗，培養自己的技藝和職業心態，這在台灣沒有機會，可能台北高雄各一場就辦完了，有時連票都賣不光。

至於為什麼那麼多人要去參加音樂實境秀、選秀節目？你知道那有多誘人嗎？因為人口基數真的差太多，只要上節目後粉絲量有衝一下，網路聲量起來了，代言和演出機會就跟著來了。中國那麼大，你就算哪天不紅了，從一線掉到二線，你還是可以一路唱到三四線城市。

在這些因素交雜下，很多人就把思考的責任交給主辦單位、交給公司去決定，反正我人到場，上台表演就好了，不用煩惱那麼多。

現在的演出者之間，只要你還打算去、還沒被中國封殺，幾乎不會有人想聊「去中國」這件事的心情，以及它對我們身為一名台灣人的意義又是什麼？

大家就各自去、各自發展，或者完全遵守合約安排。所有音樂人最常見的心態是「我不想要討論政治的東西」，你知道誰很常討論政治，大家盡量不要跟他出去玩，因為大家都怕惹麻煩。

至於某些已經在中國，卻對於政治毫無警覺的音樂人，他應該要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無知，但就像我一開始講的，因為這個產業發展太快了，他可能也沒時間自我養成。

對我而言，去中國還有另一個誘因是，你會很明確看到中國樂迷的模樣。我在那邊辦簽名活動的時候，很多人要求我幫他寫上「自由」──那瞬間你會感動的啊，你知道那裡有群人了解你的作品，和你有一樣的盼望，但他們平常說不出口。

為了保護這些人，還有和我一起工作的夥伴，我會非常小心檢查自己的用字遣詞，不說出傷害任何人的話。你要思考到身為一個音樂人，你的工作任務是什麼？沒有別的，就是乘載這批粉絲的情感。

雖然我一直都不那麼紅，粉絲也沒有那麼多，但我知道有群人支持我很久，不管在台灣或中國，我的確影響了某些族群，讓歌迷開始願意了解某些議題，我不可以背叛他們。

Ⅲ．總在感動之後煩惱：反正就像踩地雷，還沒爆之前就去吧

樂團經紀人林佳臻（化名）2023到2024年的生活像是旅遊部落客，手機裡塞滿中國大江南北風光，但身為經紀人，那些照片和短影音裡沒有她自己的身影，都是旗下藝人要po在微博上的素材。
長年隨著一批台灣樂團西進中國，如今林佳臻能背出的中國城市名已比台灣23縣市還多，她卻從未在同一座城市停留超過一週，每個地方只待上2到3天，表演完就走，這個月帶完A樂團巡迴、下個月又換B樂團要登上音樂祭。她經常被中國樂迷的熱情和理解感動，卻仍舊思考著，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別再去。

經紀人林佳臻（化名）：畢竟台灣受到的教育環境，還是比中國自由很多，所以台灣的東西對他們來說代表著一種嚮往，或是一種自由。那邊的人跟背景，對我來說是有趣的。雖然跟我們講了一樣的話，但是截然不同的背景。我覺得很多矛盾是，看到他們很渴望去了解更多事情，但我們只能給到這裡的那種感覺，其實我們也有遇過，可能在現場演出，大家是真的覺得很壓抑，但他們也很想反抗，但是你可能喊了一兩句口號之後，大家就會覺得，這件事只能到這裡了，再下去公安就要來了⋯⋯的那種感覺。我也覺得充滿了矛盾，究竟我們帶給他的東西，是觸發了他們另外一種狀態，那對他來說生活在這裡會是好的嗎？因為那些人並不是所謂的小粉紅，他也不會在網路上發聲，畢竟中國管控網路這麼嚴格，他並不會讓這些人的聲音傳到你耳裡，所以你永遠在網路上看到的都是跟你對立的小粉紅，那是中國要讓你看到的東西，不代表整個中國。你可以感覺到他跟你想的一樣，但是我們都不說，我覺得那是一種在我們幕後跟台上的人，還有台下的人都有的默契。

中國樂迷的瘋狂程度是：我們今天在四川成都辦表演，後天在南京，下週末在天津，常常看到同一批人每場都來，會私訊我們說「我每天努力上班就是為了存錢，飛到各個城市陪你們巡迴」，他們會把這些樂團的歌當成精神糧食，甚至是暫時忘卻生活壓力的一種慰藉。

台灣的文化對他們而言代表一種嚮往、一種自由，那些認真的樂迷們也知道有「報批審查」*這步驟，所以某些意想不到的歌竟然唱了，他們會特別珍惜那些時刻，可能私訊留言，或者手寫卡片寄到我們公司。

「報批審查」*：以申請演唱會為例，第一步會先由當地民間主辦單位邀約，再來和台灣團隊確認場地，接著是俗稱「報批」的文書審查。台灣團隊必須向主辦方繳交「音樂、影像素材、登台人員清單和背景資料」，主辦方再向該省（或直轄市）負責審查演唱會的「文化和旅遊廳（局）」申請許可，只有「過、不過」兩種結果。

藝術家們很渴望得到這種共鳴，我持續待在這個產業也是為了這瞬間。我和我的藝人私底下聊過，滿多時候他們都會因此矛盾，因為和樂迷互動開心，又因為「有些話我不能講」而痛苦，我沒辦法給你們（中國樂迷）全部的我。

音樂背後畢竟有意識形態和文化，很多中國人聽台灣樂團，其實都知道我的藝人們說過什麼，是什麼政治立場。但你從台灣去看中國的社群媒體，幾乎看不到這些聽眾，因為他們無法公開留言，寫了也會被中國政府封號或刪除，所以我們能看到的是一批又一批偏激的小粉紅；我深入中國巡迴之後才知道，我過去誤以為中國人總是潛在的小粉紅，其實這是很單薄的認知。

我也遇過在現場演出時，某個團唱到某首歌，台下就趁機喊了些政治口號，但喊個兩三句後大家就安靜了，因為再下去公安就要來了。

大家有話不戳破，我覺得這是一種很特別的默契。在中國的很多時候我會感到一股糾結，因為你發現──不管是普通樂迷，或者我們熟一點的當地工作人員，他們真的很想聊一些話題，你也真的很想講，但我們都知道，不能。

究竟我們帶給中國樂迷的東西是⋯⋯觸發他們的另一種認知嗎？當因為喜歡音樂，開始翻牆、了解更多牆外資訊後，他們仍然生活在他們的祖國，這種矛盾是好的嗎？還是乾脆⋯⋯這輩子都不要知道外面的世界和政治怎麼了，說不定會過得更快樂？我想我沒有資格做定論，但我常常想起這些事。

不過煩惱歸煩惱、渴望歸渴望，我們每次前往中國時還是會擔心：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下，如果某天不小心說錯話了，這些粉絲會不會突然變成民族主義者來進攻？會不會其實早就有人埋伏在微信的歌迷群組裡，每天在截圖搜集大家的發言，等著哪天要發動檢舉？我甚至無法確認，這種恐懼是我的臆測？還是真實存在？畢竟共產黨現在做的事情，就是逼最大咖的藝人表態，它們只要先開了第一槍，其他中小型樂團會不自覺開始害怕、自我審查。

它們不用進一步做任何事，我們回到台灣就變安靜了，根本不必限制我們能否入境，我們出發前就自己先縮手了，台灣樂迷還會吵成一團。

以前台灣音樂人為了在中國上台表演，最常見的行為是主動改掉敏感歌詞。現在某些省的機構竟然會翻牆找出「繁體中文版的原詞」，看音樂人改掉什麼，如果原詞有問題，還是會ban（刪）掉。

我帶過的某組藝人還試過另一作法，他們常趁進場、散場的時候播「沒有通過審查的曲子」，不過播的是無人聲、純伴奏的版本。這種「小踩線」對審查機構而言無傷大雅，樂團也能測試目前是否被中國官方盯上。但我個人覺得這很病態，只是我們想要在共產黨的框架底下，交出一個可以過關、說服自己的成績單，大家多半是苦中作樂。

所以現在的台灣團，只要稍微有點台派背景，曾經支持學運、社運，大家就是在等哪一天會爆，爆了就跟中國市場說bye-bye。大家都像在踩地雷，反正不知道哪一次會是最後一次，所以還能去賺錢的時候，就快去吧。

Ⅳ．我選擇更用力地看見「人」，別讓自己被矛盾吞噬

與舞台上被聚光燈籠罩的歌手相比，沒有樂迷會多看隱身在黑色布簾後的音響工程師肯尼（化名）一眼，但再厲害的音樂人都需要工作人員提供技術，音符才能被記錄、播放、傳唱。
肯尼的生計仰賴公司接案，他甚至被要求過錄製統戰節目，內心糾結不已。而在歌手登台前後，這群來自台灣的工作人員和中國技師的接觸時間更長，肯尼總是提防著自己說錯話傷了團隊，卻也在這過程中，結交了不少中國知音。
如此矛盾求生多年後，他終於找到和憤怒共存的方法。

某次出差，我有個朋友在中國某機場轉機時遇到地勤刁難，對方的態度和效率都很差，害他差點趕不上飛機去測試下一場演唱會的硬體設備；我朋友忍不住在「Facebook」發文抱怨，這篇動態卻被不明人士截圖轉貼到「微博」，當天晚上他馬上被中國網友肉搜，超可怕。

後來，這位朋友被迫退出那場巡迴的幕後團隊。他還在有接其他音樂人的案子，但就是暫時保持低調，得先關掉Facebook一陣子，也幸好事情被壓下來了。

另一個相反案例是，我曾經在某個設備很簡陋的場館裡，負責處理某藝人的演唱會，因為場地的先天限制，那天很多聲音和燈光細節都沒呈現到位，結束後有樂迷在小紅書上抱怨主辦單位很沒誠意。結果才過了一個晚上，當地和我們合作的中國廠商就回報說：「沒關係，我們已經在管控言論了，不會讓這個評論擴散出去。」

超瞎，真的很可怕，為什麼我朋友的個人動態會從牆外的Facebook傳到牆內的微博，另一起爭議就能輕易「靠關係」壓下來？從這兩次經驗後我就知道，中國真正是個人治社會，有關係就是沒關係。

2022年我去了中國出差20幾次，2023和2024年大概各40次，我自認為是個堅定的台灣本土派支持者，所以我經常身陷矛盾中。我畢竟得接案，沒有對業主分配任務說不的權利，可能前一天我在做政府補助的活動，隔天就要飛到中國；最妙的是2023年底我接了不少台灣政黨的造勢晚會，同時又一邊在錄製統戰節目。

長年跑中國工作，自我認同和現實生活必然會分裂。我曾經不想再思考政治，放下我個人的一些喜好、國族立場，乖乖上班，當個聽公司命令養家糊口的社畜就好。

但欺騙自己久了，有時候搭機飛回台灣的路上我還是會問自己，怎麼有辦法如此生活？即使說服自己該習慣了，內心的衝突還是會不斷發生、更新，它無法在短期內整合，我都是出差結束後，才有空回想一下最近發生了什麼？我看到哪些難以認同的事情？試著讓自己平衡一點。

像安溥那件事，我無法接受「音樂歸音樂，政治歸政治」這種話，樂迷生氣去留言很合理，但我也可以理解她的選擇。畢竟安溥以前被封殺，重返中國市場需要更多努力，她現在的團隊得不斷地試探，我猜最後一定是在辦專場演唱會之前，遇到政治壓力上一個過不去的檻，只好被迫表態。

我現在的答案就是，我要去看待每個人的獨特性，盡力不用刻板印象、用單一視角看待我眼前的人事物。尤其當你和一群非常有熱情，想要幫助音樂人的同事一起工作，其實不用特別區分是台灣人或中國人。

不過我想分享一件很好笑的事。剛開始勤跑中國的時候，我曾經遇到一個移居上海的台灣人，他也是某廠牌的員工，那次演唱會我們被分在飯店同一房，晚上他就劈哩啪啦和我分享中國多好，「你要來大陸住啊，大陸最缺乏你們這種有經驗的工程人員，你不要那麼笨，被台灣政府洗腦了。」

那瞬間我真的嚇到，哇靠，我第一次在中國和人討論政治，因為沒有中國人敢聊這件事情，結果是一個台灣人向我宣揚祖國光輝。

如今過了好多年，和一些同業中國人真的變成朋友後，我知道他們和我一樣喜歡音樂，支持相同的價值觀，我從來沒遇過任何一個中國朋友跟我說：你看，共產黨多好、多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