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談論國民法官 助台灣深化證據法則
〔記者吳政峰／台北報導〕司法院10日邀請日本一橋大學教授緑大輔(Midori Daisuke)主講「國民參與審判與法院證據裁定重要課題」，由東吳大學助理教授黃鼎軒口譯。緑教授於演講中介紹日本學術、實務界「類似事實證據」與「性格證據」在刑事審判程序中如何運用的發展，有助於深化我國證據法的討論。
司法院刑事廳廳長李釱任表示，國今年元旦施行的國民法官制度，借鏡日本刑事訴訟與裁判員制度的經驗，兩國的立法意旨亦皆是希望促進國民與司法的交流，本次邀請緑大輔教授進行專題演講，希望透過日本裁判員制度的經驗，提供我國實務運作參考。
李釱任說明，國民法官新制引進「起訴狀一本主義」與「證據裁定」制度，原則上必須於準備程序階段，即決定特定證據有無證據能力與有無調查必要性，在此前提下「與被起訴犯罪事實類似之事實可否用以證明本案犯罪事實」、「被告過去犯罪行為可否推論被告存在不良性格」，成為重要課題。
緑大輔表示，以被告具有根深蒂固的行為傾向，證明其被訴犯行與前科事實具有類似性，進而認定被告為本案犯人的推論方法，恐有錯誤認定事實及爭點擴散的弊害。除非前科事實具有顯著特徵，且與被訴事實有相當程度的類似性，才可例外用以推論被告為犯罪行為人。
合併審理數個類似事實時，被告若承認部分犯行、否認其他犯行，但各犯行間犯罪時間、場所密接，數犯行偶然由他人所為的可能性降低，緑教授認為不會對被告造成突襲或發生爭點擴散的危險時，亦可作為證據使用，但證明力受限。
緑教授以詐欺罪為例，說明如客觀犯罪事實已有其他證據認定，此時以被告的同種詐欺前科，推論其具有詐欺的主觀上認識，而非推論被告具有詐欺性格的人格評價，此時事實誤認的風險較低，可被允許。
緑教授認為，以類似事實推論性犯罪的主觀目的，有過度評價被告犯罪傾向的風險，但在不爭執被告是否為犯人，僅爭執被告主觀意圖時，仍有使用類似事實證據認定犯罪事實的空間。
刑事廳說明，與會人員踴躍提問，拋出更多法律議題，探討證據裁定實務的課題，未來將持續辦理此類國際交流，強化法院專業職能，讓國民法官制度除了反映人民正當法律感情，也能兼顧正確評價證據、認定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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