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鐵鍊女』事件，揭開了中國大陸數十年來被拐賣婦女命運冰山之一角。很少有人意識到，在八九十年代，男女性別數量並沒有嚴重失衡，城鄉差距與邊遠地區的貧困，是造成女性被大量拐賣的原因，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共市場經濟帶來的惡果，因為黨控制下的市場經濟是沒有法治、不保障人權的經濟，不僅公權力被用於交易，女性兒童也被大量非法交易。
中共從成立的那天起就講男女平權、婚姻自主，但直到七八十年代，女性的婚姻主要還是由父母決定，經濟因素也是決定婚姻的重要基礎。
相比於九十年代之後，數以十萬百萬計的婦女被拐賣，七八十年代的村莊女孩子的婚姻相對幸運，因為她們多嫁在本地，與娘家保持著親情關係，她們因此擁有傳統社會相對穩定的家庭生活。
我妹妹差點被城裡人領養
1970年代初，我弟弟出生後，祖母還健在，家中七口人，只有父母是勞動力，生活變得非常艱難。有一天父親突然有些高興，告訴我說，他在城裡工作的老大哥要把我小妹妹介紹到一戶沒有孩子的城裡人家，那對夫婦特別希望領養一個孩子，父親說，這樣小妹妹就可以過上城裡人的生活了。
我當時既有一絲高興，也有一種不安：小妹妹就成了別人家的人了，儘管離城裡不過百里遠，但再也難見到妹妹了。
最後要做決定時，媽媽坐在門檻上哭了起來，她說，哪怕還有一口飯吃，妹妹也不要送人，一家人要在一起。後來妹妹說起這件事，特別感激媽媽，一家人在一起熬過了艱難的日子，內心的幸福感才最值得珍惜。
當年我們村莊裡，只有一位與我同年齡的女孩子被人領養，其它女孩多與我妹妹一樣，小學念幾年書就在家打雜：弄柴火、打豬草之類，我去中學住讀時，家人許多時間都吃雜糧補充大米不足，妹妹後來對我說「媽媽在屋前屋後種的北瓜（也叫南瓜）又大又粉甜，吃了一個夏天都吃不完」。
其實我們村莊水稻類糧食完全可以自給，每年夏天交公糧之後，還要被迫「賣餘糧」，每百斤曬乾的糧食賣給國家，我記得是九元六角錢（50台幣）。這些公糧與餘糧都要由農民肩挑到十里左右的鎮上，通過驗收後才算完成。
對於當時的父母親，忍辱負重養活孩子就是人生最大的成功。
七八十年代鄉下女孩多早婚早育
六七十年代養活自家娃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拐賣兒童的事並不多見，女孩子多是十六七歲或二十多一點就要嫁人，我還記得當時的童謠：
「小細妹，發狠長，長大跟個男人進工廠，要錢就去得，回頭搭汽車。」
當時的工人每月有三十元左右的工資，收入穩定，所以在城裡或工廠工作，都會高人一等，女孩子嫁給工人就成為兒歌中羡慕的對象。
妹妹沒有被城裡人領養，那家人卻領養了低我一年級的小學同學。我大二時放假回家，居然在鎮上偶遇到了這位女同學，她當時已在市裡紡織廠工作，儘管不如上大學光榮，但對農村女孩子來說，已是很幸運了。
從我上初中、高中，不斷有小學女同學嫁人，我上初中時，第一位嫁人的小學女同學只有十四五歲的年齡。年齡很小就嫁人的原因，多是家庭貧困，嫁出去一個就省一份口糧，而男方或是年齡偏大，或是經濟條件尚好。
我們村莊與我年齡相近的女孩子，也多在二十歲之前婚嫁，她們很少有念到中學的。嫁人或與親戚關係有關，所謂親上加親，有一個家庭就是三代互通姻親。鄰居有一家則是『換親』，就是妹妹嫁給嫂子的弟兄，哥哥娶對方的姐妹，儘管不是自由戀愛，日子過的也算是融洽和平。記得我考取大學的消息通過當時的公社廣播，鄰居收聽到了，回娘家時還特地告訴我家人，怕我家人沒有收到廣播，這則記憶說明她是十八歲之前就嫁人了。
記得一個叫苗苗的女孩
低我二年級的鄰村女生叫苗苗，在小學幾年可能互相沒有說過話，這種男女有別、互不交流一直持續到中學甚至大學時代。苗苗的美麗，與一首著名歌曲《村裡有個姑娘叫小芳》中的小芳一樣清純美好。我考上大學後一次路過她的村莊，她正在洗衣，抬起紅撲撲的臉問我，聽說你考取了大學，我說是，她說真好。因為我是我們生產大隊近二十個村莊第一個考取大學的，這比當時當兵或進工廠更光榮，所以人們都為我高興。
我上大學後，苗苗的媽媽兩次來我家，對我母親訴苦，說是家境困難，得到遠親的借款，對方希望將女兒嫁給自已兒子，男方年紀偏大，苗苗當然不願意。我母親愛莫能助，既不能幫他解決錢款，也不能將她女兒娶到我家做兒媳婦，儘管對方用意非常明顯。
八十年代初，市場經濟已經開啟，許多農村女孩子命運仍然掌控在父母手中，她們要為家庭承擔義務與責任，嫁人有的是為了父母一輩與另一家的親戚關係，或是為了獲得經濟援助，自由戀愛的婚姻是奢侈品，可望而不可及。
作者》吳祚來 專欄作家，獨立學者，八九六四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原中國藝術研究院雜誌社社長，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被免職，現居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