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軍台灣將滿4周年的前夕，Netflix本周將推出第一部華語原創影集《罪夢者》。
所謂的原創，代表Netflix從劇本、選角、拍攝到後製階段，全程一路緊跟。
過去3個月，Netflix西班牙原創的《紙房子》（Money Heist），單月累積4400萬戶收看；Netflix日本的《AV帝王》（The Naked Director），寫下開台後收視新紀錄；印度、韓國和巴西，也都有新的原創內容上架。
而接下來，目光焦點將轉向台灣。台灣將成為全球前20個有原創影集的國家。
《罪夢者》集結張孝全、賈靜雯、范曉萱和王柏傑等一票大咖演員，熠熠星光是台劇罕見的規模。早在一年多前，Netflix辦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開鏡記者會，卻始終對劇情內容保密到家，吊足觀眾胃口。
台灣的江湖，華人的世界觀
根據Netflix簡介，《罪夢者》講述死刑犯阿全（張孝全飾演）在萬念俱灰的牢獄長日裡，聽聞兒子遭到綁架，策劃逃出囚籠救人，卻發現自己身陷一場更危險的計謀之中。
《罪夢者》導演陳映蓉形容，這是一部「現代江湖片」，關於愛恨交織的人情與救贖。一肩扛起Netflix在華語市場的試金石，她說，「我確實想把這個很亞洲的、華人的世界觀放進來，像雕花一樣，每一個人都環環相扣。」
Netflix國際原創內容總監諾斯（Erika North）是催生華語原創影集的幕後重要推手。（劉國泰攝）
Netflix國際原創內容總監諾斯（Erika North）曾在HBO Asia待了8年，歷任節目製作部門最高主管，HBO Asia和公視合作大獲成功的《通靈少女》，即在她任內拍攝。（延伸閱讀：《通靈少女》如何推台劇「南進」？）
招式1：用大數據決定題材，打造台式黑幫片
來到Netflix，諾斯的談話總是這樣起頭，「我們是一間科技公司⋯⋯」多了廣為人知的大數據選材當武器，她說，「Netflix一直在尋找市場上沒有的內容，努力填補這缺口。」
另一位藏鏡人，是來自新加坡稜聚傳播（IFA，InFocus Asia）的《罪夢者》監製陳薇如。她曾與公視合作紀錄片《司馬庫斯》、《戰浪》和《通靈少女》，對台灣並不陌生。
拍攝《通靈少女》時，陳薇如在台灣長住了一年半，發現兄弟片很受歡迎，她從《艋舺》、《角頭》等電影中，逐漸抓到屬於台灣味的基底，「我很喜歡台灣的人情，跟台灣故事裡面飽含的情感、人隨之做的選擇這些東西。」
當兩人再次攜手，決心打造一部前所未見的台式黑幫片。
她們從過往經驗和Netflix數據庫中，先訂出了「兄弟情、死刑、逃獄、復仇」等關鍵字，再以此為大方向，找上了台灣導演陳映蓉。（延伸閱讀：你以為紙牌屋是創意？不，它是大數據和資料分析）
（Netflix提供）
招式2：從「人設」到「人」，讓在地創作者賦予作品生命
2004年，23歲的陳映蓉以浪漫愛情喜劇《十七歲的天空》初試啼聲，跳脫同志電影的悲情宿命，摘下該年國片票房冠軍。
但隨後，她轉向短片、歌手MV發展，是林俊傑、張惠妹等天王天后指名合作的導演，已近7年沒有長片作品。
Netflix為什麼會找上她呢？「很多人推薦DJ（陳映蓉綽號），理由倒不是她得了多少大獎，而是她拍的東西能引起觀眾共鳴；還有，她是一位會調演員的導演，」陳薇如說得直接，DJ很擅長於操作商業類型元素。
事實上，雖然是用大數據找出市場缺口，但Netflix的原創，傾向找在地電影導演、團隊拍攝電視作品。
用電影而非電視導演，原因是「電影導演更有原創性和觀點，能帶來不同的視覺體驗，」諾斯強調。
陳映蓉以浪漫愛情喜劇《十七歲的天空》初試啼聲，摘下該年國片票房冠軍。之後轉向短片、歌手MV發展，相隔7年再度執導劇情長片。（劉國泰攝）
Netflix常用一個字「真實性」（authenticity），來描述其各地取材、尋找合作夥伴的原則。
「真實性」有兩個層次：首先，從演員、語言、歷史文化和場景考究等角度，在地觀眾要能認同這部作品，相信「這說的是我的故事。」第二，從劇情鋪排、人物設定角度，劇中彰顯的人性情感，要能激起全球觀眾的共鳴。
簡單來說，說在地的故事，淬鍊出普世價值，賣到全球市場。
在陳映蓉主導下，《罪夢者》跳脫傳統黑幫片形式，劇本採多角色、多線敘事，企圖讓每一位劇中人都有引人憐憫的一面，因而能更立體。
「現在有些戲劇只有人設，你可能猜得到這個角色在劇本上的文字描述，但你感受不到這個人，我希望每一個人物就是一個『人』，不是一個『人設』，」陳映蓉如此自我要求。
招式3：緊扣OTT特性，掌握hook、通俗、15分鐘原則
「Hook！Hook！Hook everything！（要有鉤子！有鉤子！一直要我有鉤子！）」（鉤子）之於戲劇內容，可理解為引子、隱喻、懸念等概念，已成了陳映蓉在拍攝《罪夢者》期間，最害怕聽到的英文單字。
「創作者誰不知道hook，但Netflix會一直耳提面命，把這視為和觀眾溝通的基本要素，」陳映蓉說，Netflix有個「保底」的方程式，能確保目標族群不斷被打中，「他們在這方面的經驗和判斷，很準確。」
「我們是網路平台，沒有廣告、長度、集數等任何規則，」諾斯說，但沒有限制，往往才是最大的限制。
（Netflix提供）
正因為OTT的串流服務特性，觀眾得以隨選、隨時卡掉不滿意的段落走人；而Netflix又採取付費訂閱制，為了讓會員買單，對於作品節奏有高度要求，吹毛求疵的程度，細瑣至以15分鐘為一個完整單位。
好比說，Netflix要求，《罪夢者》首集前15分鐘，門要開得夠大，吸引潛在觀眾上門；每15分鐘之間，要有鉤子銜接，把人留下、知道接下來該期待些什麼；每一集收尾處，張力得再次升高，用懸念引導至下一集。
招式4：就事論事，從衝突到妥協
只不過，交出讓Netflix滿意的作品前，陳映蓉差點走不完最後一哩路，Netflix對創作過程的介入，還是讓她氣到想走人。
原來，當《罪夢者》第一集的初剪版本完成，Netflix立刻回覆了滿滿40點建議，甚至提到想調動場次，打破8集結構重新來過，還給了5個修改後的影像版本，希望陳映蓉能參考。
「Netflix要什麼、而我又能給什麼，所有的衝突都發生在第一集，」陳映蓉解釋，對方擔心情緒不夠滿，觀眾會跟不上；但她認為節奏已與劇情緊扣，希望能適度留白，賦予想像空間，「總要留一點給人家探聽吧！不要把觀眾想的這麼笨。」
（Netflix提供）
諾斯為此專程飛來台灣，拉陳映蓉促膝長談了6小時。
陳映蓉告訴她，改了一定大亂，補救的結果沒人能負責、沒人會滿意，都在將就，「我說，『相信我，我能為這作品負責。』」最終，雙方達成共識，Netflix不再堅持動大結構；陳映蓉也同意從配樂等細微的地方調整。
「大家會認為Netflix、IFA很資方或製片導向，但這次合作帶給台灣產業很好的學習，」陳映蓉直言，「就事論事，我們都站在同一邊，我們面對的，都是如何做一部好作品。」
《罪夢者》有個曖昧、雙關的英文片名「Nowhere Man」，這個英文字的意思是介於陰陽界的「中陰生」，全片擺盪在虛與實、生與死之間。
台灣創作者與好萊塢的產製模式，會擦出何種火花？此時此刻，透過Netflix平台，已成了「Now-here」現在式，按下啟動鍵，同步傳送至全球190個國家、1.58億名付費會員眼中。（責任編輯：吳凱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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