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靜森林裡的嘈雜，真實事件改編的《無聲》，觀看電影的我們竟也是造成悲劇的共犯結構之一
電影第一幕，年輕氣盛、身強體壯的少年張誠（劉子銓 飾），在天橋追趕穿著破爛的老阿伯。兩人衝著衝著，少年的包包一丟，終於丟中老阿伯，阿伯哀叫著，而少年沒出聲只是一直憤怒地揍著，不停手，兩位警察到來，見狀，當然是先攔下強壯的少年。問他發生何事，少年無法表達，但不是因為做了壞事所以支支吾吾，而是當他用著氣憤的手語跟傾注全力的神情，表現出
「他搶了我的錢包！」
這句話的意思時，身為「聽人」的警察無法理解 ── 因為那是聾人的語言，那是弱勢的語言，即便少年再怎麼身強體壯，看起來再怎麼正常，在聽人的圈子裡，他仍是弱勢，他仍是與我們不一樣的族群。
鏡頭一轉，在警察局，聽障學校的王大軍老師（劉冠廷 飾）匆忙趕來，扮演著「翻譯」的角色，一邊比著手語安撫學生，一邊口頭安撫警察，雙方的溝通完全不對盤，痛罵彼此的語氣，也被老師雙方面的翻譯，應付過去了。警察心滿意足，少年張誠也心滿意足，原本的怒氣與誤會雖因此消散，但那裡頭的衝突與歧視，沒解決就是沒解決，被應付過去了，接才是終於踏上電影主要舞台「啟聰學校」，開始了整部電影、整起事件。
這個五分鐘的開場戲，乍看之下與改編自真實事件（啟聰學校性侵事件）的《無聲》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但這五分鐘段落裡，這些角色的神情及應對，正是整部電影 104 分鐘的縮影：在「聽人」警察眼裡，「聾人」學生始終都是弱勢，一群聽不懂人話也無需聽懂他們在講什麼的弱勢，因為他們講不聽也說不清；而站在雙方交點中間的老師，原本能消去兩邊的歧視，用一言一語輕鬆帶過，他能說，但在關鍵處，卻「無聲」了。
是了，沒解決就是沒解決，即便是在《無聲》整部電影的結束、揪出造成一切事件的源頭（竟也是老師），但《無聲》並無意走向類型電影常見的結局，讓兇手揹上黑鍋就輕鬆了事，因為造成這一切的真正源頭，是電影裡的共犯結構，而造成這樣共犯結構，是電影裡的他們，也是看著電影的我們、坐在電影院裡的我們──因為我們也「無聲」。
《無聲》這片寂靜森林，有著無人能聽也不願聽的暴力嘈雜
柯貞年導演的《無聲》，原本是公視主導的電視電影，後來得到政府補助，以及影人瞿友寧的支持之下，擴大預算與規模，最後成了她首次執導的商業電影。《無聲》的優秀之處，在於柯貞年無意去刻意解讀任何一方的話語（無論是手語或是言說），她將整座啟聰學校拍成一片深不可見的森林（英文片名為「The Silent Forest」），雖然在那森林裡，有聾人少年少女們的美好青春悸動，但更多的，是無人能聽到也不願聽的各種暴力嘈雜。
在《無聲》裡，聽人老師是校園的權力，是教育的高高在上，聾人學生不得不成為弱勢，不敢說也說不完整，造成他們更自覺自己是弱勢中的弱勢，彼此剝削造成扭曲。由聾人構成的森林裡，有熱血主角，有被性侵的被害者，有幕後黑手，有明明聽到卻漠視的人，也有同情犯下一切罪行的人。
電影前半段，讓我們這群身在森林外頭的聽人，看著這些聾人的所做所為，了解到這是在圈子外的不願理解，單單只將弱勢的「惡」輕易解釋成一個字：「玩」。但我們早以心知肚明，那跨越了玩的邊界，最終成了殘酷；而電影後半段，點出構成這片森林的人，直指成失衡的教育，因為手握權力者不願理解，明知問題，但沒解決就是沒解決，那才是最可怕的悲劇。
而《無聲》更顯而易見的，讓在自認為「我們比這些聾人正常」的惡意或善念，讓「有聲」的話語，成為錯綜複雜的不公，更顯出這些「無聲」控訴的震憾。
主角張誠為少女貝貝（陳姸霏 飾）打抱不平，但為了游泳總是在學著憋氣的貝貝，神情反應一如憋氣，只要憋氣就好、只要忍耐這些可怕的性侵，就能繼續在弱勢圈裡游著活下去 ── 因為外面世界的歧視，才是遠比生理上痛苦的驚人殘酷，在這裡比著手語說話，還有這些「欺負」她的人會聽，但在外面個個冷漠的正常聽人，不願理睬也不會在意，只因為她與聽人之間的「無聲」差異。
年幼的寶弟（范睿修 飾）憤怒地質問老師
「你們怎麼現在才來？」
張誠以自己的聲音發出的
「我們不是壞人！」
小光（金玄彬 飾）在頂樓天台上的
「我是變態嗎？」
揭開這一切的「無聲」，才是導演的立意所在。
在官方釋出的製作特輯裡，導演柯貞年說：
「如何透過這個片，可以讓更多的人，對這群人，有一些些最初淺的理解和同理。」
而在電影最終呈現的成果，《無聲》做到了一件事：讓他們發出聲音，他們有青春，有快樂，有喜悅，有控訴，有憤怒，有哀傷，因為這些聾人族群，與我們並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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