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華觀點：千人、萬人大會的背後是什麼？

中國共產黨靠發動群眾起家，最擅長搞群眾運動。當年中共紅軍和國軍搶地盤，建立根據地，憑藉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心，將紅色革命席捲中華大地。

毛澤東非常喜歡鼓吹群眾運動，希望借著群眾的力量來是現實自己的政治目的。中共最早在「六大」提出了「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的論斷，1929年毛澤東在古田會議決議中，第一次針對群眾路線進行相關闡述，他提到「黨的工作要在黨的討論和決議之後，再經過群眾路線去執行」。後來毛又在《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和《論聯合政府》中進一步闡述，大言不慚地說：「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誌，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繫。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

毛澤東的群眾路線真的是在為人民服務嗎？我們對此要打一個大問號。中共從建政前到建政後的歷次政治運動，毛都充分發動了群眾的力量，經常把群眾掛在嘴邊，作為自己政治鬥爭的護身符。他不會真正把群眾當回事，廣大的群眾就像一股可以掀起波瀾的巨浪，他才不管前浪是否死在沙灘上。

打下江山的他，在會見日本領導人時，可以厚顏無恥地說：「感謝日本侵略中國，我們不需要你們賠償。」大躍進釀成大饑荒後，他沒有反思自己的問題，相反為了國際觀瞻，可以犧牲那些當年幫他打下江山的農村老鄉，來支援城市。為了不知道哪裡來的面子，提前向蘇聯還債，鼓勵大家「勒緊褲腰帶過日子」。這些所做所為，哪裡能證明他是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2013年，上臺不久的習近平，決定全黨從上到下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主要針對黨內愈演愈烈的「四風」問題。習近平可以說得到了毛的真傳，他也希望發動群眾的力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這場運動開展後，中國再次掀起了告密的風潮，就像當年武則天在朝堂上設置銅匭，表面上讓老百姓暢所欲言，其實是收羅證據，打擊政敵。

中共經常通過大型的集會來發動群眾，實現政治目的。當年他們「打土豪，分田地」的時候，為了激化地主和農民的血海深仇，開展千人、萬人公審地主大會，製造階級對立。

為了收拾大饑荒的殘局，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會人員有中央、各省、市、地、縣負責人，人數達到七千余人，史稱「七千人大會」。    

文革爆發後，這樣的千人、萬人大會更是比比皆是，各派為了爭相向毛主席效忠，劍拔弩張，幾乎到了內戰的邊緣。

習近平的新時代以來，這樣的大會也不少，有了網路新媒介的説明，開幾十萬人的大會都不成問題。2017年7月3日，王岐山出席12萬紀委幹部參加的電視電話會，主要針對扶貧領域的貪腐問題。

2018年6月25日，江蘇中部一個默默無聞的城市，因為環保部對其兩起環境污染情況進行曝光，市委書記大張旗鼓地開了一場三千人大會，表示向環境污染宣戰的決心。

從管理學的角度看，開這樣成千上萬人的大會，不僅勞民而且傷財，最後的成效也很有限。中共卻樂此不疲，很多時候拉大旗作虎皮，結果雷聲大雨點小。我們不禁要問這千人、萬人大會為什麼讓中共屢試不爽，它的背後是什麼？

執政面臨危機

中共每次開這樣的大型會議，基本上不可能佈置具體的任務，主要是宣傳發動群眾。領導在臺上振臂一呼，希望台下能雲集回應，中華民族仿佛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當年的那場七千人大會前，「胡誇風」、「大鍋飯」、「瞎指揮」，讓中國的經濟到了快要崩潰的邊緣。但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依然不承認自己的錯誤決策，表面上讓與會代表暢所欲言，其實是看誰對自己忠誠，那些沒有堅定捍衛毛立場的人，無一例外在文革中受到了清算。好在會後，對「三面紅旗」的政策做了調整，讓苦難的人民有了一絲喘息的機會。

王岐山召開的那場規模空前的紀委會議，也是在一個特殊的背景之下。中國的扶貧工作開展很多年，很多地方貧窮落後的現況並沒有改變，相反基層利用扶貧政策，中飽私囊，貪污腐敗的現象屢見不鮮。根據筆者在中國基層工作的經歷，很多群眾對於這樣的現象深惡痛絕，但是又無可奈何，他們私底下對於中共的評價，基本上的一邊倒的差評。這個現象對於靠群眾起家的中共來說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警訊，中央高層對此也早有耳聞，所以他們希望通過開這樣的萬人大會來提高從上到下的認識，挽回民心。

這次連一個小小的地級市，因為環境污染的問題，都要開一場三千人大會。足以可見，這位市委書記的政治嗅覺非常靈敏，開這樣的大會，最後能不能決絕問題，那是一回事，讓高層看到他們一鼓作氣的姿態才是最重要的，因為這樣不僅能保住烏紗帽，也好向群眾交待。

上下級關係緊張

管理中管理的幅度和層次決定了管理的效率，較大的寬度意味著較少的層次，較小的寬意味著較多的層次。任何領導人員，因受其精力、知識、經濟等條件的限制，能夠有效地領導下級人數是有限度的，超過一定限度，就不能做到具體、有效的領導。毛澤東再怎麼出神入化，也不可能管理所有中國人。

農民出身的毛澤東，對於中國的行政官僚體系一直沒有信心。他的那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僅拉開了文革的序幕，也可以說是對官僚機構的顛覆。

大躍進時期，中共中央的很多文件一竿子下發到底，這是明顯的越級管理現象。按照毛的說法：中央的政策再怎麼好，一層層地傳遞到基層都會變了味。所以他希望管到底，也就有了後來五級領導人參加的七千人大會。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越級管理，說明了上下級關係的緊張。大躍進時期，為了迎合中央喜好，各地糧食畝產放衛星，上下級之間相互欺騙，下面交不出那麼多糧食，上面會認為下面私藏，相互間的不信任由此產生。

中國的地方政府考核一直以GDP和財政收入論英雄，很多時候造成了不可持續的發展，犧牲了賴以生存的環境。現在中央開始重視起環保問題，希望對污染出重拳，但是他們對地方政府的考核方式，依然沒有太大的變化。一些基礎條件不是很好的地方，官員為了稅收，不得不默許一些污染項目的存在，有時還充當起保護傘，造成污染問題根深蒂固。既要馬兒跑得好，又不讓馬兒吃草，這是非常兩難的問題。

樹立威望，打擊政敵

縱觀古今中外的饑荒史，很少有像中共統治下的人民這樣順服。在沒有大面積自然災害的年景裡，大量的人因為人禍餓死，竟然沒有引發暴動，很多人對於中共和毛澤東依然感恩戴德，讓人不可思議，為什麼中共能讓人民如此服服帖帖呢？

毛澤東能打下天下，坐穩江山，不僅因為有權謀，還有高超的禦民之術。他非常善於區分敵我，轉移矛盾。

毛曾經在「三反」時說過：「每個大軍區系統，至少有幾百隻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敗仗。地方上，每個大省也可能有幾百隻，每個大城市可能有一百隻至幾百隻，上海可能有上千隻。中央一級，昨天還以為只有八十多隻，今天彙報就有一百五十只，可能達到二百隻。」

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有人估計，各類知識份子，包括高級知識份子和普通知識份子在內，大約有500萬左右。這500萬左右的知識份子中，絕大多數人都是愛國的。有少數知識份子對於社會主義制度是不那麼歡迎，不那麼高興的。絕大部分的知識份子，占500萬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種不同的程度上擁護社會主義的。」

按照他的這一邏輯，最後有50多萬的人被打成了右派，有些地方為了充數，最後甚至投票產生。毛的厲害之處在於，在任何一夥人中要區分敵我關係，製造相互對立。讓他們鬥得昏天黑地，忘記自己應該幹什麼，毛最後坐收漁利之利，樹立自己高大英明的形象。

毛對中華民族的「最大貢獻」是讓中國人拋棄了傳統的「仁義禮智信」，建立了一套「鬥爭哲學」。現在中國之間的相互猜疑、內鬥內行、坑蒙拐騙，和毛發動的多次政治運動脫不了干係。

毛澤東召開七千人大會，表面上是檢討，其實是在醞釀下一次群眾運動，也就是後來的文革。當林彪、周恩來這些見風使舵之人說出：「不是三面紅旗本身的問題。缺點和錯誤，恰恰是由於違反了總路線所確定的正確方針，違反了毛主席的許多寶貴的、合乎實際而又有遠見的意見才發生。」

這些話正中毛的下懷，他犯下的錯誤終於有人給他背了，最後下面一些官員成為「三面紅旗」不能勝利，大饑荒爆發的罪魁禍首。直到今天，很多經歷過那場夢魘的老人，回憶起往事，依然為毛辯解，堅持認為是下面的官員胡作非為造成的。

今天針對環境污染的三千人大會，依然和當年的七千人大會很像，還是要分清敵我關係，主要矛盾。這次會議後不久，地方上一些和環保有關的部門領導受到清算。（推薦閱讀：吳祚來專欄：誰在禍害習近平？）

＊作者為中國旅居海外寫作愛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