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紙革命」快速延燒！學者：中國的「維穩制度」正在失去效果

因烏魯木齊火災而爆發的「反封控抗議」正在中國各大城市遍地開花，成千上萬抗議者上街高舉「白紙」，要求當局改善「既不科學也沒有效率」的清零封控措施。對此，多倫多大學政治系教授王慧玲近日於《外交政策》撰文指出，這場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國最大規模的示威行動，反映出北京長年實行的「維穩制度」正在失效。

2022年11月24日，新疆烏魯木齊市吉祥苑小區一棟高樓發生大火，居民疑似因封控措施受困樓內無法逃生，釀成10死9傷的慘劇。但官方在記者會上解釋事故原因時，卻稱「部分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引起中國社會極大憤怒。

隨後，包含上海和北京在內的許多城市引爆「白紙革命」抗爭，大批示威者湧上街頭，高舉白紙與警察對峙，要求當局鬆綁極為嚴格的清零封控措施，人群中更不時傳出「不要核酸要自由」、「打倒習近平和中國共產黨」等怒吼。許多大學校園也發生抗議活動，長期受封校影響的青年要求學校恢復他們的自由，積壓已久的民怨全數傾瀉而出，中國社會動盪不安。

一個月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才在中共「二十大」取得史無前例的第三任期，並任命「習家軍」全面接管中共權力核心，展開專屬他的強人政治時代。然而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這位「人民領袖」獲得至高無上權力僅一個月，就遇上了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最大規模的國內示威活動呢？

「外包式鎮壓」正在失效

《外交政策》（FP）11月28日刊出加拿大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政治系教授王慧玲（Lynette H. Ong）專文，內容指出中國各地近日湧現的反封控抗議，反映了北京當局長年實行的「維穩體制」正在失效，尤其是仰賴地方人士進行的「外包式鎮壓」明顯受到阻礙。

王慧玲表示，1989年天安門事件爆發後，中共投入大量成本設計「維穩制度」，企圖讓中國社會所有潛在動亂都能在萌芽階段被扼殺，以避免1989年出動軍隊鎮壓並屠殺人民的情況重演，因為這會損害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正當性。

王慧玲指出，中共維穩制度的核心模式之一即是，動員可信賴的社會行為者——如：社區鄰里的叔叔阿姨——作為國家機器代理人，協助黨將其意志強加於公民社會之上、有效地執行國家政策，並建立一個日常的鎮壓系統。

而這種將公民力量作為政府公權力延伸及執政工具的治理模式，被王慧玲稱作「外包式鎮壓」（Outsourcing Repression），意即把國家對人民的鎮壓「外包」給公民社會裡的某群人。

她在今年5月出版的新書《外包式鎮壓：當代中國的日常國家權力》（暫譯，Outsourcing Repression: Everyday State Power in Contemporary China）中提到，這些可信賴的社會行為者通常會運用其社會資本（如：關係）來說服親友遵守國家政策，其中多涉及哄騙或獎勵等手段。這種方式並沒有訴諸暴力，而是在社會網絡中形成某種心理壓力，因此較其他方式更能深入社會。

封控延長導致基層亂象百出

事實上，這種治理模式也在清零政策中充分地發揮作用。在過去兩年半，溫度檢測、追蹤民眾行蹤及配送糧食等任務，全落在居民委員會、公務員、黨員幹部等由國家動員的志願者身上，使其成為國家強制性清零政策的忠實執行者。

王慧玲表示，能否成功動員可信賴的社會行為者來執行國家命令，取決於他們是否相信自己正在為社區做出貢獻。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利用志願者們對共產主義的熱情——該理想強調「為了成就大我而犧牲小我」，積極動員其進行「外包式鎮壓」，成功推展多項國家重要建設。

但隨著封控政策延長，這種治理模式卻逐漸在中國社會失效。原因在於，封控措施延長導致居委會工作量倍增，迫使他們雇用臨時工、地痞流氓來協助維持社會秩序，各種暴力事件卻因此湧現。另外，隨著世界各地逐漸解封，中國人民對清零政策的忍耐度越來越低，基層政策執行者被迫採取更多不合理且極端的手段，以要求公民服從，最終引發各地民怨炸鍋、反抗聲浪四起。

眼見封控抗議越演越烈，甚至逐漸擴大成與民生無關的反體制、反政權活動，「我們想要自由」、「習近平下台」等口號頻頻從抗議人群中傳出。王慧玲坦言，中國人民要推翻當局的可能性雖低，但這卻反映出幾十年來中國治理模式的終結。

王慧玲強調，既有治理模式的失效，也將迫使北京採取更直接的措施來鎮壓異議，這不僅會使中共政權及人民付出代價，更會削弱中共煞費苦心建立的制度信心。（推薦閱讀：余茂春談「白紙革命」：習近平相信清零能消滅病毒，就像毛澤東以為他能殺光全中國的麻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