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教宗方濟各的「慈悲外交」與中國遺產

(德國之聲中文網)教宗方濟各的葬禮在全球矚目之中圓滿落幕，而新任教宗的選舉也已定於5月7日正式舉行。葬禮現場，無論多國政要、神職人員，抑或普通信眾，皆以經久不息的掌聲表達追思與敬意——這被廣泛解讀為：方濟各教宗的思想遺產正在獲得廣泛認同，而新任教宗亦當承擔起延續改革的期盼。

在方濟各教宗的眾多遺產之中，最具挑戰性、亦最富爭議者，莫過於《梵中主教任命臨時協議》的簽署。新任教宗如何處理這一敏感議題，勢必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而與此同時，1200萬中國天主教徒——無論身處“官方”還是“地下教會”——也處在某種微妙的迷惘之中。畢竟，唯有教廷持續關注中國事務，方可能為他們的處境帶來實質性改變。

方濟各教宗與《梵中協議》之歷史動因

與歷任教宗相比，方濟各教宗對中國展現出別具一格的親近情感，這內中有著諸多因素：其來自拉美“全球南方”，對威權統治和社會不公具有直觀經驗；其矢志效仿簡朴親民的聖方濟各（San Francesco d'Assisi），尤其關注邊緣群體的艱難處境；更重要的是，作為史上首位耶穌會出身的教宗，其深受耶穌會早期在中國傳教傳統的啟發，尤其推崇利瑪竇（Matteo Ricci）的文化適應策略。

眾所周知，利瑪竇自1583年抵華之後，采取與儒家禮俗兼容的“本地化”方式，深入與明朝士大夫階層對話。他不僅感化徐光啟、李之藻等高官皈依天主教，更贏得明神宗的關注，被譽為天主教在華傳播的奠基者。方濟各教宗對其極為推崇，曾追封其為“可敬者”（venerabilis Dei servus），並多次公開贊揚其文化適應理念。

利瑪竇路線的繼承者們，如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等，均將西方科學與數學、天文等知識引入紫禁城，並協助制定歷法、參與外交事務，贏得康熙皇帝等的高度信任。但此種文化調適策略並未在教廷內部獲得一致認同——道明會等保守派批評耶穌會“縱容異俗”，引發激烈的“禮儀之爭”，最終導致教廷禁止“祭祖祭孔”，而清廷也於1723年正式禁教。此後天主教退入中國社會邊緣，雖在清末民初略有復蘇，但1949年後再次遭遇嚴厲打壓，尤其在“文革”期間幾近中斷。

自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教廷多次試圖恢復與北京的接觸。其中，波蘭籍的若望保祿二世（Ioannes Paulus II ）借鑑冷戰時期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強調秘密談判、避免對抗，以爭取宗教空間。其繼任者本篤十六世（Benedictus XVI ）則在2007年寫給中國信徒的公開信中，呼籲打破“合法/非法”的身份對立，在良知基礎上維護教會合一，並為對話預留空間。

2013年方濟各接任教宗之後，在前任們的“耐性外交”的基礎之上，更加強調“慈悲”理念、歷史感與主動性，因“慈悲的天主形象應奠定我們處理政治事務的方式”（Il volto di Dio misericordioso fonda un modo di affrontare l’impegno politico）。其積極推動中梵接觸，最終促成2018年《梵中協議》的首次簽署，之後亦於2020、2022、2024年三度續簽，達成一個十年機制——這是自1951年中梵斷交以來的首次制度性交集，亦是“慈悲外交”（La diplomazia della misericordia）的一項重要成果。

圍繞《梵中協議》的爭議與分歧

就實質而言，方濟各的“慈悲外交”是希望借助”生機勃勃的外交“，團結不同想法、對立的政治立場以至相去甚遠的宗教觀點,而最終達成全球範圍內的和平與和解——正如91歲的樞機團雷團長（Giovanni Battista Re）在方濟各教宗的葬禮上所強調：“他指出‘慈悲’是福音的核心，並反復重申天主不厭其煩地寬恕”。

然而，具體而言，《梵中協議》關於“雙方共同任命主教”的“慈悲”或“寬恕”，卻一直面對著外界巨大質疑浪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批評來自香港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其直言該協議“犧牲了地下教會”，批評其透明度低、執行力差，甚至形容為“‘東方政策’在中國的失敗延續”。

顯然，陳樞機的擔憂既出於歷史背景，亦源於對地下教會的切身體認：在中國無神論意識形態主導之下，天主教長期承受巨大壓力與政府的不信任。尤其在全面禁教年代，地下教會頂著巨大風險秘密維系與教廷的聯系，得以維持梵蒂岡在中國的主教任命與聖統制度。正因代價巨大，地下信徒對任何“可能性妥協”均格外敏感。

然而，若將《梵中協議》簡單視為對中國政府的“綏靖”，則未免忽略現實復雜性。筆者通過經年田野調查發現，中國官方教會亦堅持“與羅馬共融”，在教義方面與地下教會並無本質分歧，其接受政府監管更多出於生存策略。同時，幾乎所有官方神職人員都反對將中國天主教異化為一個“民族教會”，因這不僅削弱其普世性，也與國家對宗教的“統戰”利益相抵觸。

因此，目前梵中問題的關鍵應是在於：協議能否有效防止中共將其工具化，用以削弱地下教會或重塑教會結構？其是否真能保障“共同任命主教”的機制？江西教區2022年未經教廷批准單方任命輔理主教，以及2023年上海教區繞過教廷強行任命主教，均引發教廷不滿，亦加深著外界疑慮。

但另一方面，筆者認為，國際輿論亦需對中國的歷史語境與結構性困境保持一定理解：在一個歷史上“儒釋道三教合一”、且缺乏宗教制度傳統的世俗國家，共產黨對“超國家認同”的天然警惕，使其宗教政策長期以“可控性”為核心。而《梵中協議》的爭議，實際上也映射出整個中國宗教生態的制度性困境。

結語：在歷史張力中理解“慈悲外交”

綜上所述，方濟各教宗面對世界東方的威權體制，仍堅持推行“慈悲外交”，實屬充滿智識與遠見的勇氣之舉。其曾坦言《梵中協議》“並不理想”，但卻是一種“可能性的藝術”——顯然，其努力在不挑戰政權安全感的前提之下，為天主教爭取基本的尊嚴與對話空間。

正如利瑪竇當年開啟“中西會通”的歷史性嘗試，《梵中協議》亦難以倉促定論。但其制度設計、以及對雙邊對話可能性的開啟，卻在當下極端化加劇的國際局勢之中至關重要。而要避免其淪為權宜之計，則需要教廷繼續保持監督與善意堅持。

或令人欣慰的是，2024年，在教廷的持續推動之下，中共正式承認天津地下主教石鴻禎的合法身份。這或許意味著一種雙向的調整，也為協議注入某種現實的積極性。

或許，正如方濟各教宗在就任之初所言：“天主在時間之中顯現自己，他也臨在於歷史的進程之中。”此種“時間優於空間”的慈悲理念，依然在提醒著我們：真正的希望，並非源自“強勢性”的突破，而是在復雜現實之中保持信心、留住對話的可能。而新任教宗是否能繼承這份歷史的耐性，將不僅決定梵中關系的未來，亦關乎教廷如何面對全球威權、文化沖突與制度挑戰。

呂恆君（Dr. Hangkun Strian）,華裔德籍漢學家。在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及興趣領域為文學史、電影、國際關系、基督宗教本土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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