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習近平對民企的愛與恨

（德國之聲中文網）自鄧小平後，在所有中共領導人中，習近平是特別鐘愛國企的。這一點，從他上台後對國企特別是央企的財政投入和提供的各種非財政的資源就能看出。 習追求的目標就是把國企做大做強，使其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棟梁，從而能抵御各種經濟動蕩。同時又能為在世界上實現“中國夢”做貢獻。 習近平全球的一帶一路項目中，央企承擔的項目就多達1100多項（這裡還不包括地方國企的項目）。

地位決定態度

習近平對國企的喜好，是隨著他自己地位的變化而變化的。如果去了解一下習在浙江省，在上海市那時當領導時，曾經跟他共過事的人，可以確定，他確實對私企和來自台灣的企業態度比較熱情，重視它們對當地經濟的貢獻。因為那時他的地位是一個省和市的負責人。

但一旦當他當上黨的主席後，思維就起了變化。因為他更考慮的是如何使得中國避免蘇聯的悲劇，他發誓要使得中國的紅旗不變色。這樣，他從一個本來也許可稱為實用主義的人，轉向了一個以所謂的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來指導工作的人。而國企對他來說就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基礎。於是，在他執政時期的前十年，他對民企做了很多“手術”。他不僅要求民企內成立黨支部等，而且，多家知名民營企業也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打壓。人們還記得，阿裡巴巴集團創始人馬雲曾“被消失”，其下屬螞蟻集團被罰70億元；孫大午因“妨害公務”等多項罪名被重判入獄18年， 等等。

習近平劃的紅線

在他執政的前十年內，他和他的團隊也從輿論上要求各界不得跨越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紅線。譬如說禁止對現有的公有制問題提出質疑，或者說對國家壟斷性地對經濟掌控範圍和能力有絲毫的懷疑。

筆者在上海交大任政治學教授時，經常跟社會科學出版社有出版項目的合作。其中一項就是我提議的翻譯一本書，名叫“重新審視資本主義與人的機會“ （書名是筆者起的）， 是由以色列一個很有思想的實業家叫畢冉寫的。盡管他在全書僅僅談以色列的經濟，並對以色列政府的經濟管理提出批評，指出應該把目前仍在政府手裡的不少財產和資源社會化，即私有化，讓私人企業而不是國企去充分地利用這些資源，從而增加這些資源的附加值，為國民經濟做貢獻。

本來作者的意圖是想通過在出版他著作的中文版，希望中國的讀者能參考他的經濟思想。當時的編輯也欣然批准了該書的出版。但當第一批書在2016年印出來後，該出版社的最高領導覺得畢冉的書有悖於習近平劃的社會主義“紅線“，即堅決保證國家對經濟的控制，保證國企的利益。於是，盡管這書已經印好了，但還是不能發行。 這樣，一個以色列作者也就莫名其妙地成了習近平國進民退的犧牲品。

習近平對民企的愛與恨，完全出於他對所謂的社會主義的認知。毋庸置疑，一個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度過自己青少年的人，無論如何，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是很單一的，甚至是宗教型的。 習近平確實看過一些馬克思的著作 （那是由俄文翻譯成中文的，並非原著）。他的意識形態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於他學到的蘇聯式的、馬克思對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基礎的論述。而習近平對紅色蘇聯的認知也是抽象的，因為他並沒有像鄧小平、江澤民那樣在蘇聯呆過。所以，當他堅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保證中國的紅旗不倒，很多方面跟實際是脫節的。

忠誠度

換言之，一個威權主義思維的人首先考量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權力穩定下來，並在各界獲得他人絕對忠誠。民企都是自發產生的。而國企的老總是在掌權者首肯下挑選出來的。既然是由掌權者挑選出來的，那它們對政權的忠誠度肯定就比民企的老板們更大。僅僅這一點就能說明， 為什麼中共對民企不放心。最近有消息傳出，政府因為不放心，所以要為杭州DeepSeek公司的管理人員和主要研發人員“管理出國護照“。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習近平跟普京有類似之處。 普京在20多年前剛上台時，他面臨的是一個多家寡頭掌控俄羅斯經濟和政治的局面。普京發誓要改變這種狀態。他不僅把自己的人安插到政府要部，而且公開跟那些寡頭們說，你們可以賺你們錢，做你們的生意，但必須在我的領導下。並且，你們沒必要插手政治。 後來，普京在2004年啟動了能源領域的國有化運動。用非常殘酷的手段打擊了那些不聽話的寡頭。並把他們的企業國有化。2005年初通過對俄羅斯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的全民審判，將俄最大油企尤科斯石油強行拆分，國企俄羅斯石油借機獲得其中的大部分。另一能源寡頭阿布拉莫維奇審時度勢，“自願”將排名第二的西伯利亞石油出售給俄羅斯石油，後者搖身一變成為俄羅斯石油領域的三巨頭之一。此次收購秋明石油後，俄羅斯石油對本國石油開采領域的控制已超過50%。剩下的盧科石油也不得不向普京靠攏。

現在，俄羅斯的寡頭經濟實際上也就是普京控制的經濟。而當今中國央企的老總們實際上也是習近平控制的。 跟習近平不同是，普京才不認馬克思這個“老祖宗”，而習近平作為一個共產黨的領袖，必然要抱住這個意識形態。

當然，中國的政治經濟比俄羅斯的更復雜，從鄧小平以來發展起來的、掌握著不同資源的權貴們 （不少是太子黨），經常會脫離對習近平忠誠的軌道，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反腐敗運動在習近平時代是無止境的，因為只有通過這種手段多少保證他們的忠誠性。 而事實上，不僅對國企，對大型的私人企業，中央也開始要求他們忠誠（即要表現其“愛國主義”）。最近中國官方對香港首富李嘉誠公開抨擊就是一例。

機會主義傾向

即便作為黨的最高領導，習近平很自覺地堅守他相信的社會主義原則， 在經濟危機時他也不得不采納一點機會主義的靈活。 這在他突然改變清零政策已經體現出來，而目前眼看著中國經濟繼續下滑，他的第三任的作業做不好，難以交代。 而在另一方面，習近平不是不知道民企在中國經濟中的實際功能：民營經濟用了僅僅是30% 甚至更少的政府財政資源做出了70% 科技領域的創新，民企貢獻了50%的稅收、佔GDP的60%以上，並創造80%城鎮的就業。面對著中國當前失業大軍、消費信心不足，投資疲弱，習近平改變他以往對民企的態度是必然的。 換言之，中國的危機是民企重新復蘇的機會。

本文作者張俊華為德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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