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Credit：林雪莉 提供
在全球經濟轉型與新挑戰交織的今天，歷史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啟發。每個地區的發展都有其獨特的脈絡與契機，而霹靂州作為曾經的世界錫礦重鎮，展現了臺灣所不具備的發展背景與故事。
從 19 世紀錫礦繁榮時期的華人移民，到錫礦產業的鼎盛，霹靂州華商的發展歷程不僅反映了時代的脈動，也為我提供了全新視角來理解商業與社會之間的互動。
在帶動一個國家與城市發展的過程中，「產業」無疑是關鍵。在這個經濟低迷的時期，我試圖回顧各國經濟繁榮的根本原因，並從不同的成功故事中汲取靈感，為未來的事業發展尋找新方向。
馬來西亞霹靂州的「錫米」產業
過去幾年，我的工作經歷遍及中國、美國與歐洲，但對東南亞的了解仍相對有限。因此，我選擇花了兩週時間深入馬來西亞霹靂州，探索這個曾是世界最大錫礦產地的歷史，藉此拓展自己的視野。
這次考察的起點，是霹靂州（Perak）首府怡保（Ipoh）以南約一小時車程的金寶縣（Kampar）「泰盛錫米店」。所謂「錫米」，指的是錫礦砂；而錫米店的主要業務，是向當地的礦工或小型採礦者收購錫米，再轉售給規模較大的錫礦商或出口商。這便是泰盛錫米店曾經的角色。
停業超過 20 年後，原本已定居新加坡的第三代兄弟決定重新修復祖父創立的老店，整理珍貴的歷史文件與物品，並計畫將其修復後，與更多人分享，為金寶注入地方創生的活力，打造一個促進交流與發展的基地。
作者來到金寶縣的「泰盛錫米店」。圖／林雪莉 提供
霹靂州的發展可追溯至 19 世紀，當時豐富的錫礦資源吸引了大量華人前來開採。其中，有些華人是透過「豬仔貿易」（註）被賣為勞工，但更多人則自願下南洋尋找「黑金」。
在這波時代浪潮中，一些人因直接參與錫礦開採而致富；一些像「泰盛」一樣從事錫礦相關業務；另一些則利用錫礦產業帶來的大量人口需求，在食、衣、住、行等領域抓住機會。霹靂州因此誕生了眾多富有的華商。
在探索霹靂州發展脈絡的過程中，我發現儘管臺灣與馬來西亞都是華人社會，但兩地在政治背景和產業結構上的顯著差異，塑造了馬來西亞華人獨特的商業發展模式。
我特別注意到 2 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因素，而這些因素或許正是臺灣未曾走出類似蓬勃發展路徑的原因。
一、會館林立，宗族凝聚力量
馬來西亞街頭隨處可見以地緣關係成立的「會館」，承擔了公益慈善、婚喪協助、工作推薦等各種生活服務，為移民提供了重要的保護與支持，並強化了家族性。例如泰盛錫米店對街的「古岡州會館」由來自台山、鶴山、開平、恩平、新會、赤溪的鄉親組成。
這些會館不僅是宗族成員聚集的場所，更是許多華人事業成功的基礎。它們在商業活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不僅協助建立社交網絡，推動資源共享，還在商業拓展方面提供支持與幫助，從而促進了社會變革。
泰盛錫米店的正對面是「古岡州會館」。該會館現已將空間對外出租。圖／林雪莉 提供
相比之下，臺灣的華人社會屬於「移居」而非「移民」。在同為漢人主體的社會中，並不需要面對多元族群社會的壓力，也因此不必依賴會館來建立社會支持體系。
再者，受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原本就較少的宗族與會館型組織被系統性削弱，地方議會和協會也逐漸取代了會館的功能。
二、華商主導，社區建設蓬勃發展
當時馬來西亞是英國的殖民地，與臺灣在日本同化統治下的情況有所不同。
英國在馬來西亞實行的是間接統治，主要集中於有利於殖民經濟的區域進行管理，並著重於基礎設施建設，如鐵路、法院、警局等。
華人社區的公共建設則大多由華商自行出資，例如華文學校、醫院診所、娛樂場所、住宅區和商業街區等，幾乎所有與社區民生息息相關的設施都是由華商主導所建設，可以說，華人社區的形成與發展幾乎是由華商一手建立。
華商不僅提供穩定的經濟支持，還積極促進社區內的互助與凝聚，從而打造出自給自足的社會模式。他們透過捐資興建基礎設施，提升社會服務質量與生活條件，強化與當地社會的聯繫，為商業發展創造了穩定的環境，並為當時華人社會的蓬勃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金寶巴剎小食中心」匯聚了各式庶民美食，散發著濃厚的社區人情味。圖／林雪莉 提供
臺灣的情況則截然不同。早期的城市規劃與建設由荷蘭、西班牙殖民者及後來的清朝政府主導，且在日本統治時期有系統地推動現代化建設。
臺灣商人多集中於商業活動，較少參與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公共設施與城市發展由當時的統治者推動，這使得兩地商業格局差異頗大。
商業興衰的國際視角：啟示與新方向
我認為，以上兩點是推動馬來西亞 19 世紀商業文化迅速發展的關鍵。然而，隨著二戰後的國際局勢變化，從全球商業的角度來看，臺灣商人逐漸展現出比馬來西亞華商更為顯著的影響力。
主要原因在於，馬來西亞脫離英國殖民後，推行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雖然提升了馬來人經濟地位，但也限制了華人在某些行業的參與及公共資源的獲取，削弱了華商的影響力並失去部分國際化的機會。
另一方面，臺灣在日本統治期間被視為「模範殖民地」，已經在產業和基礎建設上奠定了穩固的商業發展基礎。且戰後，臺灣迅速抓住冷戰的契機，成為美國亞太戰略的一部分，並成功融入以美國為首的全球經濟體系。這樣的機遇為臺灣商業力量與國際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基礎，這個影響至今仍然深遠。
總結來說，商業發展與國家發展，無論是天時、地利還是人和，都缺一不可。經過在馬來西亞霹靂州的考察，我深刻領悟到 3 個關鍵觀點：
首先，唯有時勢能造英雄，全球政局對商業發展的影響仍不容忽視；其次，擁有他國所不具備的資源，無論是天然、科技還是人才資源，將成為發展的關鍵；最後，隨著全球需求的轉變，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式已不再單純依賴政府與非營利組織。我們需要透過創新的「商業模式」，為社會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
隨著疫情、人工智慧和俄烏戰爭的影響，世界似乎進入了新的「轉折點」。面對未來，國際局勢如何演變、我所處根據地擁有的獨特資源，以及我能如何解決當前政府和非營利組織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將成為我事業發展的全新反思方向。
註：「豬仔」又稱華工或契約勞工，泛指清末時期，透過契約安排前往海外從事勞動工作的低薪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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