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吔，安啦！》導演徐小明：拍的是黑幫槍響，講的是青春輓歌

文：黃博鉞

誕生於1992年的電影《少年吔，安啦！》，和九〇年代娛樂導向的觀影風氣有著截然不同的氣質——骯髒的光景、精準的槍響、少年的迷惘，勾勒著經濟發展下被遺留的台灣記憶碎片。導演徐小明希望透過草根味濃厚的黑幫故事，去唱一首屬於青春的輓歌。

橋上的一聲槍響，劃破了台北清晨的寂靜，那時《少年吔，安啦！》兩位主演顏正國和譚至剛的青春正起步，電影裡的阿國和阿兜仔卻邁向青春的末路。就像近年流行談的平行宇宙那般，現實有多種可能，像照著鏡子的內外，一個人走了，一個人留下，左右顛倒了過來，顏正國倖存了，成為壞過又重生的那一個。對導演徐小明來說，這部片有多重意義，兩個年輕演員無論戲裡戲外發生的事情，都深刻地影響了看過這部片的年輕靈魂，當然也包含初執導演筒的他。

壞又充滿野性的青春

如今灰白頭髮削得短短的徐小明談著遙遠的記憶，《少年吔，安啦！》是他執導的第一部劇情長片。

世界才剛迎來九〇年代，徐小明就被侯孝賢找來對他說「有個關於黑幫的劇本」可以拍，要不要試試看？在點頭以前，徐小明與電影導演這個職業最近的距離，是侯孝賢《童年往事》的副導。

雖然後來的故事改寫到與最初劇本大相徑庭，但在徐小明心裡，主角的原型仍是一位他在現實中曾遇到過、不超過三十歲的「少年大仔」，那種魄力與不合襯的年紀，像是個有點茫然無措的靈魂，最終成為《少年吔，安啦！》的核心命題。

「你告訴我們的故事都是很生猛的，是編劇坐在屋子裡想不出來的。」張華坤（下簡稱坤哥）和侯孝賢去高雄找了徐小明多次，直到他答應接下劇本後說出這樣的一句話。

當時離開電影圈一陣子的徐小明，回到出生地高雄經營餐廳，回歸故鄉和在地人交流，不再只透過電影畫面和文學文本去關注人群，而是直接涉入其中，從凝視到成為其中的一份子，他感受到強大又紮實的生命樣貌，而那姿態不能說是俐落優雅的。

所以他將電影場景橫跨鼻頭角、西門町、銅鑼、北港，當然還有導演本人最熟悉的小港、旗津等地，有幕戲是高捷坐在熱炒攤的桌邊，和現在相比看來有點年輕，又帶點「卒仔」（sú-là）胡混流氓氣息的蔡振南，講著道上黑話，是電影極其寫實的重現。你幾乎可以想像幾個80年代剛闖出名號，看起來有點「兄弟」味兒的幾位電影人，在高雄港邊類似這樣的海產攤邊，述說著這些落拓人的故事，這個畫面本身就像是一部電影。

寫實冷峻的魔幻時刻

1992年上映的《少年吔，安啦！》替台灣黑幫電影留下了一個鮮明的註腳，與此同時，台灣以外的黑幫電影也展開了新的敘事手法。當時被譽為東方好萊塢的香港才以《英雄本色》系列席捲世界，「小馬哥」周潤發的風衣跟油頭，還有那英雄主義式的暴力美學，在吳宇森、徐克的奇想下，深深的影響了遠在美國的昆汀．塔倫提諾。然後昆汀繳出了首部血腥殘暴，風格奇異獨特《霸道橫行》（1992）。這種極其娛樂的處理成為許多幫派電影的基調，後來亦有了改編自漫畫的《古惑仔》系列炫風。

然而《少年吔，安啦！》不是這樣的，整部片寫實冷峻，不確定是黎明還是黃昏，將黑不黑的光線下，灰暗的色調套滿了整部片的畫面，種種魔幻時刻裡，落拓少年們在冬季的芒草邊、在路橋人行道、在撞球場裡，拿著黑星手槍，手握著未知的力量，心裡的情感將要爆發出來。

徐小明提到在堤防上開槍的一場戲，那是片中兩位主角在劇中第一次拿到散彈槍「鴨頭」（ah-thâu），表現出首次掌握「權力」時止不住的那種興奮。前面剛拍完一場，乘著冬天的強風下，一面想著下一個鏡頭怎麼連結情緒時，徐小明看到等戲的顏正國，在河堤上拉開拉鍊乘著風，外套被吹得鼓鼓的，以一種稚氣未脫的方式玩耍，他讓這一幕進入了電影。這位童星出身的演員幾乎參與侯孝賢早期每一部片，包含《就是溜溜的她》、《在那河畔青青草》、《小畢的故事》及《冬冬的假期》等，這些與侯導合作的歷練，也讓他有機會參與後來紅遍全台的《好小子》系列，極早走紅的顏正國，在國中時就染上毒癮，一度休學，《少年吔，安啦！》讓他重新回歸熟悉的環境。那天在河堤上，顏正國在極有安全感的狀態裡顯得無聊了起來，絲毫沒有上一場戲對空鳴槍的那種激情。是意料之外的真情流露，是少年叛逆時期對世界憤怒揮拳之外，最純粹的童稚反應。

青春必須是不完美、有點崩壞、充滿野性的，最後往往掙扎得傷痕累累。徐小明認為，青少年問題是人類世界永遠的課題。「你可以看到台灣在八〇年代末期經濟蓬勃發展，社會特別混亂，這些青少年的故事反映了我們的時代和未來，比如戲裡提到的吸食安非他命，毒安問題在當時社會跟抽菸一樣普及，有一個深層的現象是讓人束手無策的。」戲裡兩個年輕演員的演出，就是16、17歲少年人在生命成長裡受到社會規範的衝撞歷程。「那是自我意識開始學習成長，形成所謂文明和社會規範的過程，他們會不斷的受到約束。」

譚至剛有張重要的劇照，是在北港朝天宮外拍攝的，這是台灣最古老媽祖廟之一，但在《少年吔，安啦！》這部片中，卻是幾場小流氓們鬥毆最重要的場景。小剛/阿兜仔在劇中敞開的花襯衫領口，別著紅色護身符，那個小小的香火袋，或是手腕、腳踝的紅繩，是許多長輩稱之為「不好養」的流氓囡仔時常出現的配件。管不了的，看神明能不能管唄，不想回家，在外面混吧，在媽祖廟外面集合吧，那邊也理所當然地聚集了許多的小攤商，談事情、鬥毆也在這些地方發生，這是彼時台灣某種社會階層的縮影。

很讓人意外的，《少年吔，安啦！》在新浪潮的寫實家庭倫理劇之外，開拓了一個當時未曾好好關注的角落，這是過去八〇年代新電影的中產階級凝視以外，最大的一塊缺漏。

生猛的台式黑幫故事

其實長達106分鐘的片，早已忍痛剪去了一個多小時，高捷的戲份幾乎沒有剩多少，取而代之的是兩位小演員的故事。徐小明第一次看到譚至剛是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試片，一場戲讓他確定了這個孩子能和顏正國演對手戲。「你看到他把父親武士刀從牆上取下，『唰！』的一聲抽出來，一旁的張震露出羨慕的神情，原本一個不太誠懇，沒有決斷力的孩子，瞬間承擔了超過他年齡的力量與壓力，加上之前的表演，這個角色就完整了。」回憶起這個片段，武士刀賦予的力量，就像《少年吔，安啦！》裡面那把槍，一切都是冥冥中注定好的，小剛成為了阿兜仔，將要出國，卻尋不得人生目標的他，和背景完全相反，父母雙亡要依靠姐姐養育的阿國，成天遊手好閒𨑨迌（tshit-thô），最終捲入幫派仇殺。

「表演是一種記憶的利用，而我們不算有強大的表演體系去支持。」為了力求真實，也有感於沒辦法深刻的呈現出娛樂性十足的演出，徐小明並沒有特別替三位主要演員：顏正國、譚至剛甚至高捷講述劇本，反而是說許多故事給演員聽，讓他們融入其中。

「我不會跟他們講誰要演什麼，我會說我經歷過的、最好的朋友經歷過的事情，然後他們怎麼去面對這些難關，讓他們自然進入人物的路徑裡。」那些源於朋友們的真實經歷，他們如何應對社會的非難與壓力，最後撐出一點空間。

而為了真實表現出開槍的手感，拍攝時使用改裝的真槍找來香港專業的電影槍械師負責空包彈與道具槍，每次開鏡前至西門派出所領槍，拍完後繳回。而主要演員則是在演出前，就被導演帶往台北、高雄的射擊俱樂部，體驗怎麼樣真正扣板機。從內心世界的認同建立，到外部道具的呈現，聲音與配樂的控制，力求真實的堅持，讓這部片充滿了難以言喻的實感，甚至成了一則對演員的預言。

承襲自台灣新電影的寫實主義，《少年吔，安啦！》有著讓人難以忽略的聲音表現，包含真槍實彈的槍響，林強、羅大佑不過數秒的現場演唱畫面，還有彼時還叫吳俊霖而不是伍佰等、Baboo等幾位搖滾音樂人的原創曲目，整部電影像是匯集憤怒的一拳，在那個台灣紙醉金迷的時代裡，狠狠打在名為青春的灰牆上。

「這部電影對我來講是極其獨特的過程，對一個執導處女作的導演來說，從答應到做完這件事都是處在極其焦慮的狀態。」徐小明坦言自己的焦慮，一方面是首次從副導演轉成導演，視野不同了，考慮的事情更宏觀了點，再來就是意識到這是一部將和自己生命連結更強，未來提到本片都是掛上「作者」的電影了。正因為連結深刻，故事取材也真實，後來發生的事情對導演徐小明來說非常衝擊，甚至影響他創作一陣子：主演之一的譚至剛車禍走了，再來則是顏正國入獄。這兩件事都讓他重新思考關於少年人的處境，還有自己的狀態。

「這部片子，代表的是我對這個時代的體會。」徐小明談起往事，想起久遠前的一個沒有拍出來的鏡頭。「最後一幕的旁白不是搭配河邊那場戲，而是小剛找到阿國，讓他穿好衣服後放上車，接著開上路一面跟他說：『你不用擔心，我帶你回去。』然後鏡頭再慢慢拉開，整部車卡在塞滿車的高速公路上。」

那是種不流通的狀況，也是在拍這部片時徐小明自己心裡的一個狀態，什麼想法都還卡住，正在習慣透過導演這個角色創作作品跟世界溝通，像極了初入社會的青少年那樣，可惜因為拍攝過程太複雜又耗費成本，考量到不影響故事結局就沒有拍出來。

比肩好萊塢規格，台灣電影的里程碑

近期，數位4K修復完成的《少年吔，安啦！》再度創下佳績，這部首度使用杜比立體聲（Dolby Stereo）製作的台灣電影，帶有許多傳奇色彩，包含了當年「電影合作社」幾個重點人物侯孝賢、詹宏志、陳國富，還有侯導的老戰友——《悲情城市》名監製張華坤，以及負責聲音的杜篤之、剪輯的廖慶松等人都有參與。1990年成立，希望扶植新生代導演的「城市國際電影有限公司」的第一部電影就是《少年吔，安啦！》，這些菁英從宣傳、行銷，甚至最後的電影歌曲MV〈無聲的所在〉都投入製作，堪稱台灣電影及文化界最重磅的團隊，為「後台灣新電影時期」開啟里程碑。

「那個時候杜比音效才剛出現，我們就以好萊塢電影規格來製作，現在想起來，這件事是多不切實際，我是最近這部片重映後，才意識到這件事有多浪漫。」嘴上說不實際，徐小明確實是懷念當時老電影人們的不顧一切，無論是聲音、照明跟影像，還原的越多越能呈現真實感。最初台灣上映時只有不過七間播放歐美電影的大戲院有這樣的設備，幾乎多數的放映場地都不標準，聲音也很難呈現。

「這次修復最大的意義，就是讓大家看看三十年前這群電影人的用心，很多細節、聲音細膩度，我看完也嚇一跳，完全是一部新片。」談興正濃的徐小明已經許久沒聊起這部電影，在台北城中的夕陽餘光下，這次畫面不再是晦澀的暮色，而少年人的青春也已落幕，以一聲聲槍響，成為膠卷上永恆的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