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一：分析「蛋蛋危機」與「仇恨值」

2018底，吳音寧在眾多輿論壓力、政治勢力意圖切割、社會一片圍剿氛圍下，辭去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的總經理。我那個時候人在歐洲，詳細情形掌握不多，只能從媒體片段得知吳音寧「社會仇恨值非常高」。台北市長柯文哲對她口出惡言、若干媒體把她描述為「250萬實習生」、「特支費圖利特定對象」等。當時，我曾經寫了一篇文章「說兩則關於吳音寧的故事」，貼在臉書，後來也𨍭載於媒體。文章內容只是記述我對此人的了解，用這樣的了解來反差社會對吳音寧的印象。孔子說「觀其眸子　視其所以　察其所安　人焉廋哉」；如果我觀察的吳音寧是如此平和正直，那麼為什麼她的社會仇恨值會那麼高呢？

幾天前，農業部長陳吉仲辭職獲准，而不必諱言，他今天也是一個「社會仇恨值超高」的人物。陳吉仲是我三十幾年前任教台大時的學生，後來因為種種原因而有機會進一步了解。套用前述「觀其眸子　視其所以　察其所安　人焉廋哉」的話，我對他的人格操守有相當了解，因此我起初也弄不懂他身上的「仇恨值」從何而來。

陳吉仲任職農委會到農業部長達七年，當然有許多風雨紛爭，我未必盡知詳情。即使這次的「蛋蛋危機」，我的訊息也不見得完整。但我是在「供給／需求」分析裡打滾數十年的經濟學者，要建構一套「政府進口鷄蛋又受批評」的思考架構並不困難。

故事大概是這樣的：1）因為禽流感，各地鷄蛋產量銳減，台灣如此、全球亦如此。2）人民缺蛋必將產生政治壓力；為了舒緩這樣的壓力，就要想辦法進口鷄蛋。3）部分進口蛋效期逾期，最後銷毀，誰要負政治責任？4）鷄蛋進口有利潤，農業部有沒有趁此機會圖利特定業者？

要分析上述幾個問題，首先要釐清「進口鷄蛋」的政治目標。我認為政治目標概有三項。第一，要舒解社會大眾「缺蛋」的民怨，因此進口數量不能少。若是進口太少，幾個星期之後再來一次缺蛋民怨，那就等於政策失敗。第二，進口數量也不能太多，否則鷄蛋效期過了就得銷毀，當然是國庫損失。第三：鷄蛋進口之後放在倉庫裡，每天「釋出」市場的數量也不能太多或太少，否則或是衝擊台灣在地蛋農，或是順遂了盤商的炒作。所以簡言之，政策目標有三：舒解民生壓力、避免國庫損失、維護本地蛋農利益。

但是要達成以上這三個目標，恐怕不容易。為了舒解民生壓力，進口蛋量只能寬不能緊。為了維護本地農民利益，例如萬一這幾天台灣自產的鷄蛋量充足，政府就只好減緩釋出，以免「蛋賤傷農」。而一旦政府如此調節供給，堆在倉庫裡的蛋增加，最後的銷毀數量就一定增加。用比較理論的方式說：政府的政策「手段」只有兩個（進口蛋的數量與釋出蛋的數量），但是政策「目標」有三個 （舒解民生壓力、避免國庫損失、維護本土農民利益）；用兩個手段同時解決三個目標，經濟學理上就注定不能周全。

不周全的結果只有兩種可能：1）有幾天的鷄蛋量過期，必須銷毀，或是 2）有幾天的鷄蛋量不足，民眾有若干不滿。無論 1）或 2），都有社會成本，農業部也一定挨駡：蛋不足則社會不滿，蛋太多銷毀則浪費公帑。

大家會問：這件事要如何評斷呢？我要請讀者注意：由於蛋的效期是以「天」為單位，因此評斷是非的單位也是「天」。簡化來說，如果最後台灣社會還是有「兩天」缺蛋，假設一顆都買不到，則以一天平均 2500 萬顆計算，就表示政府當初進口量短少了5000 萬顆。而如果最後台灣銷毀 5000 萬顆蛋，仍以一天平均 2500 萬顆計，表示當初多進口了「兩天」的蛋。台灣的情況大致是後者。

事後檢討，農業部這「兩天」的誤差，算不算大呢？算不算有過失呢？我認為，如果考慮前述「維護本地蛋農利益」的因素，就很難苛責了。若是我擔任農業首長，我也沒有把握能做到更好。有名嘴說，銷毀 5000 萬顆蛋就是有錯，我想是把問題太簡化了，沒有考慮到在地蛋農利益的政策目標。

如果考慮「維護本地蛋農利益」因素，銷毀 5000 萬顆進口蛋就很難苛責。（資料照片／攝影：張哲偉）

至於進口蛋有沒有圖利特定人士，這事關政府法律規範。台灣過去從來沒有從外國進口這麼大量的鷄蛋。在全球蛋荒時要承接這種數量的鷄蛋進口，其貨源、倉儲、運送、檢驗，都必須是老手才能勝任。準此，這個採購案應該是有資格規格限制的。此外，由於這類進口業務是偶發的，一般企業大概也會成立一家子公司來操作，避免財務報表的波動，因此帳面上看到的進口公司資本額，恐怕不能反映其財力。無論如何，圖利是嚴重的指控也是重大的犯罪，有就有沒有就沒有，我們沒有辦法做灰色討論。

蛋蛋危機的供需分析已如前述，但是紛爭還沒說完。例如市面上發現逾期蛋啦、有商家改了到期日啦、有學童吃到臭蛋啦、農業部裡面有雜音啦、將來也許還有別的紛擾啦。今天紛爭吵得這麼大，超越前述供需分析，就與「仇恨值」有關了。一位官員的仇恨值高，表示馬路上有一大群人隨時打算跟這位官員「算總帳」。例如，社會上有沒有鷄蛋有過期？有沒有商家改效期？我想一定有，任何時候都有；我過去一個月也曾經買到過期商品，被人嘲笑。這一類的事情與進口鷄蛋未必有關係，但陳吉仲仇恨值高，就一定會有人趁這個機會拿出來「算總帳」。一旦算起總帳，原來的「進口鷄蛋帳」就未必是重點了，解釋難以服眾、紛擾越滾越大。

為什麼一個老老實實的陳吉仲會累積這麼高的仇恨值，著實令許多人不解。也許把陳吉仲與吳音寧放在一起，能猜測一些端倪。吳音寧與陳吉仲都是標準的農家子弟，凡是接觸過的人，都能體會他們的憨厚、樸實、堅持原則。我這幾天在想：農家子女與一般商人、公務員等家庭子女，有沒有什麼不同？農家子女的特質，會不會在官場形成一種「另類」？

每個做生意的人，都要周旋於商場；每個公務員，都得在長官部屬之間應對；每個面對升等壓力的教授，都在與全球其他的教授做研究競爭。但是農民不太一樣：傳統上，農民的「對手」似乎是「天」。不論是乾旱、淹水、蟲害、瘟疫，似乎都是老天爺搞的鬼。因為「天道無親」，所以當面對種種「天災」，農民的反應就只能努力做、努力做、努力做。乾旱就引水灌溉、蟲害則結網防範、海水倒灌則重新回復、瘟疫撲殺後就咬緊牙關再重新養殖。在農民的基因裡，大概殊少「盤算計謀」，遑論「佈局鬥爭」。農民子女應對方式如此，恐怕不會是官場應對的高手。他們唯一會打的球種，就是「直球」。

進入政治圈，處理事情的方式人人不同。今天上午，陳建仁院長對於「造成的社會紛擾」向社會道歉，這就是面對「非直球」優異的揮棒姿態。政務官推動政務，就是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如果得不到支持，反躬自省絕對不會錯。我們學者投稿有時候明明是評審沒看懂，而提出錯誤的批評，但是我們的標準回答永遠是 “I am sorry that I might have misled the reviewer …”. 即使評審看不懂，都還要說是「大概我誤導了你，令你看不懂，真是抱歉」。政務官肩上的擔子非常重、面對的可能誤解非常多。陳建仁的態度，絕對是陳吉仲可以學習改進的參考。

在北農事件中，有許多對吳音寧當時的指控，現在看來都是十足惡意、斷章取義，都是「伸卡球」、「滑球」、「大角度曲球」。也許農家基因就是不太會打這種球、不太會處理這些場面，有時候甚至治絲益棼，莫名其妙地累積自己的仇恨值。吳音寧辭職幾年之後，事過境牽，我相信許多民眾都有「當時受到誤導」之憾。然而政治圈是殘酷的；吳音寧當年所受的屈辱，今天似乎還在重演。我們沒有辦法限制政治圈的「球種」，但還是感慨與不捨優秀直球打擊者的凋零。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前駐WTO大使。本文原文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