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鏡到底】粉絲成長記 傅榆
**去年底，導演傅榆以《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拿下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一席得獎感言卻引起軒然大波，成為爭議人物。
她的人生堪稱順遂，因為對身分困惑開始拍紀錄片，卻哭著道出自己孤獨的童年陰影。孤獨是她創作的動力，在拍攝學運明星陳為廷與蔡博藝投入社運的過程中，漸漸找到歸屬感。
她自稱是粉絲，把理想投射在2位英雄身上，但期待落空。如今粉絲長大了，她反省自己的天真，把青春留在電影裡，也映照出瘋狂造神的台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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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不到5分鐘，傅榆哭了。
我問她，《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紀錄學運領袖陳為廷和中國留學生蔡博藝爆紅的過程，現在妳是否能體會他們的心情？她答：「完全能感同身受。」那是什麼感覺？「不好的感覺。」說完陷入一陣沉思，她一身的素黑衣褲，感覺就要淹沒白皙清秀的臉孔。她斷斷續續說了幾次「不好意思」，眼淚已從黑色鏡框後方不停湧出。
一段領獎感言，金馬獎成統獨戰場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是她第一部紀錄長片，就獲得台北電影節和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雙重肯定，也確定獲得角逐奧斯卡的資格。電影講述3個不同背景的年輕人，包括熱血的學運明星陳為廷、來台留學的中國學生蔡博藝，和關注政治的紀錄片工作者傅榆自己，他們的生命因社運而交織，也逐漸產生變化的過程。擔任金馬評委的導演楊雅喆說：「我很喜歡這部片，導演不以社運事件切入，而是輕巧地找出自己內心最大的疑惑，即所謂的認同，又從另外2人身上看到台灣關於認同問題的困境。」
用傅榆自己的說法，這是一部「粉絲成長記」，「粉絲」指的是她自己。「我把自己好與不好，很不堪的，很糗的，全放進片子裡，它看起來在講政治，其實更多是在講青春，它沒有明確定位，全部感受都交雜在裡面，可能我就一直處在尷尬中間，那就是我的東西。」她的聲音細微，語氣稚嫩，和她在電影裡的旁白一樣。
誰都沒想到，這個輕柔的聲音，在去年底領取金馬獎時說出充滿力量的話：「我希望有一天，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作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一個台灣人最大的願望。」接著中國演員涂們上台以「中國台灣」笑臉回擊，讓兩岸奇詭的政治氛圍火上加油，頒獎典禮頓時變成統獨戰場，傅榆的得獎感言成了眾矢之的，有人罵她是「台獨分子」，有人讚她是「台獨女戰神」。
因為陳水扁，政治對我是種陰影
稍早，在咖啡廳的角落，她身體蜷縮，雙眼直盯前方，我向她打聲招呼，她才像隻受驚的小白兔回過神來。坐在我面前的人，明明36歲了，看起來卻是一派溫和易感、淚眼婆娑的鄰家女孩。
女孩出生在台北中產家庭，爸爸是馬來西亞華僑，曾在大學任教，媽媽是印尼華僑，曾開設補習班，2人在台灣相識結婚，生下她和1個妹妹，「我媽有張9歲的黑白照片，我忘了她拿著國旗還黨旗，寫著『我熱愛祖國』，他們覺得祖國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國民黨。我從小到大跟著這種意識形態走，以為世界就是這樣。」
她讀政大廣電系時，有次在餐廳吃飯，電視上出現陳水扁，她以為批評陳水扁可以取得同儕共鳴，沒想到此舉激怒了好友，「當時有種感覺，談到政治就很容易吵架，所以不談最好，覺得政治好像不關我的事，卻又會影響朋友間的感情，我們後來就漸行漸遠了。」她一臉困惑，給人一種無辜的感覺。
後來她看見大學教授郭力昕在文章裡提問：為什麼台灣解嚴那麼久，卻很少年輕人拍攝跟政治相關的紀錄片？「我有被激勵，如果很少人做，我要不要做做看？但政治對我是種陰影，我很困惑政治跟我的關係是什麼？我想透過紀錄片找答案。」
媽媽說，做這些一點意義都沒有
天真的小白兔闖進了政治叢林，她考進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畢業製作《大家一起照鏡子》是她觸碰政治議題的初試啼聲，她讓自己的深藍家庭，與朋友的深綠家庭隔空對話，才剛出現理解彼此的契機，卻又功敗垂成，「結局很不好，我媽甚至說，妳做這些一點意義都沒有，我超級難過。」
當時有位口試委員告訴她，一個人的政治立場跟他的家庭背景、生命經歷息息相關，因此批評一個人的政治取向，就像在批評他整個人，很容易起衝突。她忽然明白，「立場不是表面的標籤和選擇而已，背後的東西很複雜，我想去理解每個人背後的原因。」探索政治的背後，也是在梳理自身的歷史，漸漸挖掘出她青春時期不願面對的往事。
她回憶小學5、6年級，身邊原本不錯的同學忽然說起台語，「我只聽得懂他們有講到我的座號『29號』，那種感覺好像在嘲笑我，還模仿我的小動作，然後漸漸遠離我，就連畢業旅行也不跟我睡，有種被排擠的感覺。我想是不是當時我燙了一個爆炸頭，頭髮又乾又捲？還是我愛咬指甲？」真正的原因她至今仍不知道，但受傷的感覺留下烙印。
遇到陳為廷蔡博藝，就覺得很幸運
她學校成績好，自尊心強，被人嘲笑也不肯找人傾訴，「我無法排解負面情緒，就變得越來越自卑，到現在都很自卑，以前更是畏畏縮縮，不太敢主動接觸別人，」她邊說邊陷入過往陰霾：「我很怕別人討厭我，不理解我，我不想被排除在外。」她形容自己「有點畸形」、「不太正常」，「我真的覺得很孤單，難道只有我有這些困惑？」論容貌、學歷、家世，她都堪稱人生勝利組，但青春的記憶如此不堪，說著說著，已讓她泣不成聲。
她說從小以為自己是外省人，卻沒有外省人的共同回憶；她出生台北，大學時想融入外縣市來的住宿生；研究所發現自己的政黨傾向和同儕都不同；出社會拍紀錄片後，她自認背景與想法和紀錄片圈子不一樣；就連現在媒體把她分類成「新住民第二代」，她也從未感受到歸屬感，「我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多群體裡，我常常是唯一的那個？」
孤單的女孩需要同伴。她拍攝《藍綠對話實驗室》時，找來一群政治立場各異的年輕人進行對話，因此認識具有領袖氣質的陳為廷，從而踏進社運現場；同時，她也和因出書講述自己台灣經歷而成名的蔡博藝熟絡起來，「我去社運現場，如果遇到他們就覺得自己很幸運；有次二個人都沒遇到，我頓失依靠，不知道焦點要放哪，就躲在攝影機後面，比較有安全感，事實上沒人知道我很慌張。」
她花6年時間紀錄2人的青春歲月，和一連串風風火火的社運事件，構成《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的雛形。她當時並不自覺，這是一個只敢躲在攝影機後的怯懦紀錄者，追隨著2位勇於衝撞的學運明星，當陳為廷因太陽花學運而成為舉國知名的神壇人物時，他們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遠。「我後來發現，原來自己把期待投射在別人身上，就像一個粉絲。」
當偶像變了，才發現是我一廂情願
現實人生的轉折往往比電影還離奇，陳為廷因參選立委，過往性醜聞被掀出；蔡博藝則因國籍身分在淡大學生會選舉中被操弄落選，2人跌落神壇，漸漸淡出社運。紀錄片的拍攝完全背離她當初預想的方向，她坦言「我那時真的不知道要怎麼ending」，更糟的是，粉絲的信仰完全幻滅了，因此陷入近2年低潮。
「當時我覺得他們好像變了，難道是理想不見了？我沒意識到他們已經走到下一階段，我還停留在原地，眷戀過去的一切；但過去不可能永遠在，人都要成長，成長不代表放棄過去的理想，而是會找到其他方式來實踐理想，我才發現問題出在我的一廂情願。」
導演沈可尚是她相當倚重的導師，建議她直接面對困惑，把自己變成電影的一個角色。沈可尚接受我們採訪時說：「她的初衷很純粹，帶有熱情，可以看出那些鏡頭是有感情，甚至是崇拜的。我認為曝露情感並不可恥，我想看到誠實，哪怕呈現出來很不成熟、有點天真，這不應該是政治片，而是一個青春成長片。」於是影片經過12次重新剪接，她從幕後導演變幕前主角，反覆觀看自己的天真與狂熱後，決定把低潮時不堪落淚的場面放進電影裡，把影像封存，也是向青春道別。
這天，我們約在立法院附近，太陽花學運發生的現場，她細細回憶當時：「我隔天早上到現場，就在外面繞，觀察地形，想怎麼進去，後來知道唯一路線是爬梯子。但進去沒那麼容易，我是跟獨立媒體一起進去的，我進去也很慌張，沒人跟你說怎麼走，也不可能有指標，一切都很慌亂，我找到陳為廷的那瞬間才放心，呼，終於可以開始了。」她口氣稀鬆平常，像在訴說一件童年發生的趣事。
台獨，可以概括我這個人嗎
粉絲長大了，把青春留在電影裡，裡面不只呈現平凡人的犯錯與成長，也映照出瘋狂造神的台灣社會。她說：「我不希望造神，但我也不自覺地在造神，最後我反省自己造神這件事。期待一個神，好像是人性，非常不可避免。我在片子裡坦露自己的不堪，很多觀眾覺得很勇敢，這好像也是在造我這個神，到底什麼是造神？」
談到被黏上的「台獨」標籤時，她激動了起來：「我不否認我有這樣的立場，但我只是這樣嗎？」她不甘心地說：「這可以概括我這個人嗎？那我過去的成長、背景和過程算什麼？如果這個群體知道我過去是怎樣的人，會不會認為我不是他們所想像的那種大聲疾呼的人，我就不是那群體的人？我不是為了迎合團體說出那樣的話，那是我真實的感受。」
也許我們的民主尚且年輕，整個社會滿是流連在燥熱青春期的粉絲。「就算有一萬個人討厭我，但只要有一個人願意看這部片，看它到底要說什麼，他們可能會發現那跟他們想像的不一樣，或許會讓他們不那麼受傷，那我們就有可能變成朋友，」她苦笑說：「我不想有太多敵人。」這時，我眼前沒有神，也沒有粉絲，只有一個渴望朋友的女孩。
傅榆小檔案
- 1982年生於台北市
-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系，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
- 得獎紀錄：《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獲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第55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 主要作品
- 2008年 《大家一起照鏡子》
- 2012年 《藍綠對話實驗室》
- 2013年 《我在台灣，我正青春》
- 2014年 《太陽・不遠－不小心變成總指揮》
- 2015年 《完美墜地》
- 2018年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不曾消失的台灣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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