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大師貝聿銘去世享壽102歲 林洲民：他是一個永不卸甲的將軍

林洲民口述‧‧梁任瑋整理

4月26日，是國際知名建築師貝聿銘一百歲生日，他對東西方建築文化的影響甚鉅，巴黎羅浮宮玻璃金字塔、台灣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他的設計展現出知識分子對建築的思考。

被譽為「現代主義建築的最後大師」，貝聿銘在當代建築的地位無庸置疑，出身蘇州望族的他，除了父親貝祖貽曾任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總裁，他本人沒有久住過台灣，台中東海大學的路思義教堂，是他以建築師身分留給台灣最美麗的禮物。

今年四月二十六日，貝聿銘要過一百歲生日，本刊邀請曾在貝聿銘事務所工作八年，現任台北市都發局局長林洲民，談談他眼中的貝聿銘。以下為林洲民口述：

一九八八年，在我赴美念書與工作後五年，我進入了紐約貝聿銘聯合建築師事務所（I.M. Pei & Partners）任職，一直到一九九五年我離開紐約回到台北，這期間，我在貝先生的事務所待了八年。毫無疑問地，在建築師這個領域，貝聿銘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絕對是最重要的建築重鎮之一。

完美先生》總笑瞇瞇但要求多
「做事標準清楚，不論如何都要達到」

出生在中國的貝聿銘，一九五五年在紐約創業，從他的部署、執行，看得出他絕對是一位不容妥協的建築師。最早，他的事務所在曼哈頓的中城麥迪森大道六○○號，這裡是全世界設計的指標重鎮，他後來將事務所搬到華爾街，依舊選擇在經濟商業核心地段，貝聿銘作為一位引領當代建築美學的建築師，連打仗的戰場與方式都是充滿自信的。

雖然他臉上永遠總是笑瞇瞇地掛著微笑，個性上也非常迷人隨和；但他做事的標準非常清楚，他對完美的要求，在創業的第一天就定下來了，而且是不論如何一定要達到的，這，也是貝聿銘受到全世界尊敬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一九七八年，他完成了專業生涯裡最重要的博物館作品──華盛頓國家藝廊東廂。那年他六十一歲，六年之後，在他開業後二十九年，法國總統密特朗請他設計巴黎的羅浮宮玻璃金字塔，對貝聿銘來說，這是他布局了二十九年之後，人生最精采也最重要的時刻。

當年密特朗想重整羅浮宮的時候，請世界上多位建築師推薦建築師，貝聿銘受到最多推薦而勝出。但早年去過羅浮宮的人都知道，金字塔的原址其實是停車場，靠塞納河邊的是財政部大樓。一九八三年，當貝聿銘向密特朗提出計畫時，他提出兩個具體請求：第一、財政部要搬家；第二、我不參與競圖，你要，就找我做。

六十七歲，正是一位建築師生涯最成熟的階段，如果他之前的三十年沒有扎實地走他專業的累積，這兩句話他是說不出來的，這，就是貝聿銘。

巴黎羅浮宮金字塔的概念很單純，在未改造前，大家去羅浮宮要忍受紊亂的出入動線。為了不讓新建築破壞羅浮宮本身建築的古典美，貝聿銘設計一座玻璃金字塔連結羅浮宮三館的入口和地下大廳，讓所有參觀者下去以後，遵循動線走三個不同方向；更重要的是這個金字塔是清澈透明的，而這些都是透過事務所的執行力才得以完美呈現。

所以，當《紐約時報》頭條報導貝聿銘拿下羅浮宮設計案，不只是因為他以一位成功的建築師身分參與法國大羅浮宮計畫案，更重要的意義是，貝聿銘用一個人類史上最重要的精神象徵，以抽象的幾何形式表達，來尊重文化意涵。

貝聿銘最令人驚豔的是東方人的深度，那種深度並非裝腔作勢撐出來的，是像呼吸一樣自然的。

貝聿銘是少見的既了解設計，又懂工程細節，又能充分說服業主支持工程預算的建築師，所以在一九七八年他完成了華盛頓國家藝廊的東廂，他把三角形大廳作為中心，展覽室圍繞在周邊，利用數個小金字塔玻璃將戶外陽光照射入地下室，結合水池的地下廊道，不但連結了與西廂古典建築物的動線，也解決了複雜而困難的設計問題。

也正因為貝聿銘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對建築師嚴格要求的傳統，到今天我仍然自信地說，我是少數可以用足寸比例畫細部的建築師，這個訓練讓我一生受用。

在貝聿銘事務所有一個圖書館，保存了公司所有設計過的案子。一般事務所畫一套圖，一疊頂多只有五公分厚，但他事務所的案子一定是兩倍厚，不論做什麼事情，他一定是把細節交待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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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少見「讓同仁一個案子從頭跟到尾」

事實上，在講求效率的建築師事務所，做一個案子比較有經濟效益的方式是片段的，把各種專長的人分類，各司其職而不要求大家平行溝通學習，但貝聿銘願意讓同仁們跟一個案子從頭做到尾。一般事務所是不會這樣做的，因為學習成本非常高。

我永遠珍惜我是貝聿銘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學校畢業的，我來自這個傳統，「對我來講，要做一個建築師，就是要做一個可以上馬打仗，下馬寫文章的建築師。」要做一位著作等身的建築師，其實每一個步驟一定都必須熟悉，這個學習歷程相當的長。

我到現在還留著一本本自己用打字機打字與業主溝通圖面的工作日誌筆記，上面加了與營造廠、結構技師溝通的註記，在當時養成了這個習慣，後來回台灣，我還是維持這個工作態度。

在我一九九五年要離開紐約回台灣之前向他告別，曾問他會不會再替台灣設計一些作品？他說，因為這輩子沒有住過台灣，與台灣的感情沒有像紐約與蘇州這麼深；但東海大學的規畫與路思義教堂，永遠都是他心中最重要的建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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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思義教堂的照片」長期掛他辦公室

我印象非常深刻，在貝先生辦公室裡並沒有擺設任何一個建築模型，但是，掛了一張黑白照片，這張照片是路思義教堂內反樑的曲線混凝土的照片，一張抽象照片，由此可見路思義教堂在他心中的地位。其實，蘇州博物館二○○六年完工之後，他曾經特別請他的傳記作家Janet Adams Strong，從蘇州飛到台北，那時我帶她到東海大學走一趟，並和漢寶德、華昌宜老師見面，貝先生特別請Strong女士傳達一個訊息，「五○年代參與東海大學規畫，對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建築規畫案，他全程參與，他是這首交響樂的指揮，非常感念一起規畫的夥伴。」

我曾在二○○六、二○○七、二○一三年三度回紐約建築師協會領年度設計奬。每次回去我都會和貝先生通電話。在二○○七年回紐約時，我曾經問他是否有打算來台灣一趟做講學？他回說，我已經九十歲，年紀大了，飛不動了。我則用英文回應說：「你是那種往生時，身上還穿著馬靴的將軍。（You are one of the kind of ARCHITECT, you will die with your boots on.）」。我的意思是你年輕得很，不會卸下工作，永不卸盔甲的意思，他聽完一直大笑地對我說，我言重了。

誠如Michael Cannell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I.M. Pei: Mandarin of Modernism》的書名，他說貝聿銘是Mandarin of Modernism，這句話形容得非常好，在我心中，貝聿銘就是現代建築主義的實踐者。羅浮宮是他早年設計美國紐約埃弗森藝術館的精神再現，他就是一個現代建築主義的實踐者，這也是他一輩子都在追求的一件事，而且還在繼續，雖然十年前有人認為蘇州博物館是他的封刀之作，但我認為，一個好建築師是不會退休的。

在我心中，貝聿銘是一位知識分子，是一位很清楚要達到心中願景的知識分子。過去，太多人仰仗天才，但天才的靈感尚未到臨之前就裹足不前。其實貝先生的能力，許多人也都具備，只是，他永不放棄的堅持和努力，加上機緣，成就了他的一生。他對建築的宏觀與涵養，也是傳承給所有建築後輩不可抹滅的最好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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