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六四學運領袖到押對貴州茅台的投資大神 一文看李祿的不思議人生
1989年春天，23歲的南京大學學生李祿搭火車抵達北京，加入天安門廣場近百萬名示威者爭取民主的行列，並當選學生自治組織幹部。當這起持續數月、震撼全球的示威以流血鎮壓結束時，李祿是21名遭通緝的學生領袖之一。他輾轉逃往美國，二十年後以投資界名人之姿，成為通緝清單上首位獲准返回祖國的前民運人士，他的公司如今更管理著140億美元資產。
英國《金融時報》雜誌日前刊出人物特寫，細述李祿從天安門學運中的激進份子變身成為「押寶中國數十億美元」投資大神的戲劇性人生。同遭中共通緝、曾與李祿相當親近的學運領袖王丹與王軍濤，如今都已和李祿分道揚鑣。最信任李祿的投資專家、巴菲特的搭檔蒙格（Charles Munger）則說，李祿早已不是革命家，「他現在是資本家。你找不到比李祿更資本主義的資本家了」。
李祿生於1966年4月，父母因文化大革命被送入勞改營，他的童年在孤兒院與不同寄養家庭間來回往返。10歲那年，河北發生唐山大地震，官方統計有24萬人罹難，包括李的養父母一家人，李祿則逃過一劫。
在天安門廣場上，來自外地的李祿原本與學生組織毫無聯繫，開會時也總是靜靜觀察聆聽，曾被懷疑是當局派來的間諜。當時年紀較長，已是學運組織者的王軍濤觀察，李祿懂得接近「對的人」，很快就和廣場上已具領袖地位的王丹、柴玲等人建立關係，獲當時擔任「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的柴玲選為副總指揮之一。
王軍濤不認為李祿有何可疑之處，但他第一次與李祿握手時就發現，他粗糙的雙手像是工人的手，而不是學者的手。李祿後來在學生領袖中走比較激進的路線，認為即使與政府協商出政治改革方案，政府也不會遵守。他在廣場上絕食，也為了鼓舞同儕士氣在廣場上與女友舉行象徵結婚。
六四流血鎮壓後逃往美國 進哥大苦讀一次拿三學位
1989年6月4日凌晨，共軍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輾過內有熟睡示威者的帳篷，也向示威者開槍。官方宣稱200名平民喪生，學運組織估計死亡人數達3400人。李祿被列入21人通緝名單，之後循著一條走私路線逃往國外，不久後獲得美國政治庇護，也很快取得美國籍；王丹與王軍濤則被捕入獄。
李祿在1989年下半年抵達紐約時，沒有錢且不諳英語，全賴欣賞他的美國人權運動者資助。致力維護人權的知名出版社藍燈書屋（Random House）執行長伯恩斯坦（Robert Bernstein）協助李祿安頓下來；電影製片史代勒（Trudie Styler）則送李祿許多二手衣，全來自她的歌手丈夫史汀（Sting）。
李祿1990年出版自傳《移山》（Moving the Mountain），史代勒拍成同名紀錄片。李祿後來說，他年幼時在不同的寄養家庭間來去，總是努力融入不同環境、在身分上認同每一個家庭，同樣的能力也在他抵達紐約後展現。
當時李祿花了一個夏天苦讀英語，隨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並罕見成為同時拿到經濟學學士、工商管理碩士與法學士的學生。他在課堂上無懼教授的權威，總是追根究柢問問題，也令當時的老師印象深刻。
聽巴菲特講課後一投資就上手 廣結名流人脈後自創避險基金
李祿多年後表示，剛到美國那幾年，他內心深處總是擔憂著要如何在美國謀生。在哥大聽了一堂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投資課後，他靠著學生貸款進軍股市，獲得豐厚報酬。
之後，李祿成功將自己的學運背景結合謀生之道，結識許多紐約關注入權的名流。他1996年畢業時，知名的《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還刊出他的人物特寫。華爾街公司捧著工作機會上門，但李祿一心創業，一年後創辦了自己的避險基金「喜馬拉雅資本」（Himalaya Capital ）。
1990年代美國景氣大好時，避險基金都做得有聲有色。李祿的名氣雖比不上當時的明星級經理人，但以他獨特的人生故事吸引到知名的私募股權公司創辦人柯爾柏格（Jerome Kohlberg）。有媒體形容李祿「從自由鬥士變身曼哈頓雅痞」。
李祿在1989年曾斥責美國官員堅持訪中只為商業利益，此時則公開宣揚自己看好中國經濟長期成長的投資策略，也認為當時崛起中的網際網路有助於民主化。
2003年，李祿受邀到加州聖塔芭芭拉一位朋友家享用感恩節午餐，邀請他的女主人是透過人權工作結識，男主人則是投資公司波克夏海瑟威（ Berkshire Hathaway）副董事長蒙格（ Charlie Munger），他也是董事長巴菲特的左右手。
二十年前就投資比亞迪 與巴菲特搭檔蒙格一拍即合
蒙格與李祿當天聊起股票和投資，一聊幾個小時停不下來，也為之後二十年的合作揭開序幕。現年99歲的蒙格說，李祿「非常睿智又自信」，而且「喜歡做主，不喜歡當經理人替別人工作」。他說服李祿放棄炒短線，改採巴菲特的「價值投資」策略。
多年後，李祿在蒙格名著《窮查理的普通常識》（Poor Charlie’s Almanack）中文版的序言中說，他後來採納了巴菲特的哲學，奉「準確且完整的資訊」為投資圭臬。
2004年，李祿創立新的基金，蒙格用家族資金挹注8800萬美元，讓李祿免於奔走募資。蒙格自豪表示，這8800萬美元後來翻了四、五倍。讓李祿的投資組合立於不敗之地的原因，是他在貴州茅台上市初期便大舉買進。《金融時報》形容，這就像在1990年代初期便大舉買進蘋果公司股票。貴州茅台後來數度成為中國公開上市企業中市值最高的公司。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西方國家普遍以為自由經濟與資本主義能促使中國民主化，而李祿的成功投資家身分讓他自然成為美中兩國之間的橋樑。
早在2002年，李祿便大舉投資當時只是電池製造商的比亞迪。雖然他當時仍未獲准返回中國，無法造訪比亞迪在深圳的工廠，但他深信中國製造業帶來的機遇，以及14億人口的購買力。
蒙格相信李祿的眼光，因此波克夏2008年便買進比亞迪10%的股份。蒙格後來表示，他並不喜歡汽車業，因為投資汽車業要致富並不容易，但投資比亞迪電動車「是個小型奇蹟」。比亞迪去年已取代特斯拉（Tesla），成為全球銷售額最高的電動車商。
與學運夥伴漸行漸遠 出脫海外媒體持股疑為討好中共
深信貿易能讓中國民主化的想法，在2008年北京奧運前後達到高峰，西方政商界蜂擁前往北京與中國簽訂貿易與投資協議。人權組織曾以藏人遭迫害、法輪功遭打壓等情況呼籲抵制北京奧運，但未能奏效。
王軍濤直言，那時「大家都已經忘了六四大屠殺」，「2008（北京奧運）之後，只要你是中國政府的敵人，就不可能從華爾街籌到資金」。這些宏觀情勢也讓李祿與某些曾經關係緊密的民運人士漸行漸遠。
六四事件後，王丹與王軍濤都在中國被判刑入獄，之後陸續來到美國。王軍濤向《金融時報》表示，他剛到美國時，會和李祿相約喝咖啡，談中國的未來。不過2006年王軍濤自哥大畢業，轉赴紐西蘭深造後，便與李祿鮮少聯繫。
2008年王軍濤返美，從此再未與李祿見面。王軍濤向《金融時報》表示，無論李祿做出什麼決定，他都能理解，「如果我跟他接觸，會打擾他的前路。即使我只是和他喝杯咖啡，中國政府知道了都會無法接受」。
曾參與天安門學運的深圳「立方網」創辦人熊萬里，2002年赴哈佛大學讀碩士時已靠房地產致富。目前定居美國佛州的他向《金融時報》表示，當年他也以為經濟繁榮能帶動中國政治開放。
熊萬里說，李祿當年曾和他一起投資由海外媒體人何頻創辦的《多維新聞網》。在中國被禁的《多維》有不少獨家新聞讓中共當局如芒刺在背，曾兩度準確預測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任常委人事。
在當時的李祿看來，《多維》吸引數百萬想看批判性新聞的海外華人讀者，似乎是很好的投資標的。喜馬拉雅資本與相關投資人當時持有《多維》母公司近50%的股份。
但到了2008年4月，李祿突然在《多維》的例行董事會上宣布要出脫持股。當時從武漢越洋連線加入會議的熊萬里相當錯愕，要李祿把股份賣給他，但李祿表示，持股已全數售予親北京的媒體大亨于品海。
熊萬里猜測，李祿將《多維》股份賣給于品海，是為了增加自己在華爾街與中國之間穿梭搭橋的機會。喜馬拉雅資本一名發言人則宣稱，于品海是因為出價最高而成為買家。
通緝名單上首位獲准返中人士 開微博只談投資
隨著習近平2013年出任中共總書記，這些年來西方世界已清醒認識到，以為貿易往來能促進中國民主化，只是幻夢一場。《多維》後來將總部遷往北京，儘管在中國境內仍遭封鎖，但報導角度已與過去截然不同，去年更因財務困難而結束營運。
2010年8月，香港媒體刊出一張在深圳比亞迪工廠拍攝的大合照，前排是來自美國的貴賓，包括比爾蓋茲（Bill Gates）、巴菲特、蒙格，後面好幾排則是中共官員與穿著制服的比亞迪高管。中共官媒證實，照片中坐在前排最邊緣的墨鏡男就是李祿，他是首名獲准回到中國的六四被通緝學生領袖。
《金融時報》引述知情人士指出，當時中國積極招徠外資，巴菲特和蓋茲當然是中方想接待的重量級人士，李祿則在美方有力人士積極遊說下，獲北京許可隨團前往。
之後李祿多次返回中國，造訪企業或到大學演講，倡議價值投資的理念。2014年他在微博開了帳號，曾在貼文中稱讚中國的進步要歸功於中共的傑出治理能力。
李祿成了中國企業與金融界名流，2019年還曾在北京大學講課，30年前他冒生命危險倡議政治改革的天安門就在不遠處。他在中國打造出新的公眾形象，撰寫有關投資與中國現代化的文章，絕口不提學生時期的過往。
對於王丹來說，當年在廣場上與李祿相當親近的往事，已是遙遠記憶。王丹1998年在柯林頓政府爭取下，獲中共准許保外就醫前往美國。他向《金融時報》表示，赴美初期仍經常與李祿見面，討論中國民主化；在李祿第二段婚姻的婚禮上，王丹還是伴郎之一。
蒙格：李祿已非革命家 而是資本家
不過王丹赴台灣擔任教職後，兩人漸行漸遠，在李祿第一次返回中國後，兩人已不再聯繫。王丹說，李祿「選擇與（中國）政府合作」，「他當然有選擇的自由，但那是不道德的選擇」。
王丹表示，李祿如今的萬貫家財與天安門運動脫不了關係，「他從那場運動獲益」，「和那些殺害學生的政府官員站在一起，是不道德的」。王丹認為，李祿的立場轉變也讓中共獲取政治利益，因為北京政府「必須證明89年（示威）的學生已經認錯」，「他們利用李祿作為範本」。
蒙格也坦言，李祿確實變了，「李祿不再是革命家，而是資本家」，「找不到比李祿更資本主義的資本家了」。一名熟知李祿想法的不具名人士則表示，李祿已自認是移民，不是流亡人士，「如果一直把自己當成政治難民，日子會很難過」。李祿曾說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美國人，也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
喜馬拉雅資本如今管理著140億美元的資產，李祿個人的財富也與喜馬拉雅緊密相連。現年57歲的李祿未接受《金融時報》訪問，喜馬拉雅資本公司營運長Jing Chang則表示，李祿很少向員工提及過去，「那只是他人生歷史中非常小的一部分」。
李祿曾在自傳裡寫道，他和其他學運領袖曾相約要在六四事件50年後，重返天安門廣場聚首，「我們要帶著孫子和我們的日記來給對方看」。不過除了李祿之外，王丹、王軍濤、柴玲至今仍難實現諾言，因為他們根本無法踏上中國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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