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嗜血獵奇之外，直視黑暗的意義
文／臥斧
※原收錄於【Medium】，經作者同意轉載
早年讀與犯罪有關的非虛構作品時，大抵抱持著「做功課」的心態──倘若俺寫故事時需要描繪歹角，那麼俺得理解一個「壞人」是怎麼回事。假若這個壞人不是因為生活困境而偷盜、不是因為情勢所迫而殺戮，那麼就更值得搞清楚他的動機、欲望，或者他為什麼會在成長過程當中變成一個那樣的人。這類人的犯罪動機既然沒那麼尋常，用例行的偵查程序可能就較難獲得該有的成效，放進故事裡就會更有戲劇張力。
那些書多是翻譯自英美國家的作品，印象最深的當然是John Douglas的「破案之神」（Mindhunter）系列，雖然仔細想想就會知道「側寫」（Profile）的功能和在實際偵辦時發揮的作用，在某些作品裡被誇大了，從同一時期讀到的法醫學或鑑識科學相關報導，也可以知道側寫結果其實很難被視為實證（實際點兒說，它不應該被當成證據），不過從犯罪現場的狀況重構犯罪者的行為、進而推斷他的精神狀態及生活環境，實在是個令人著迷的過程。也就是說，俺那時的興趣聚焦在累積創作材料以及了解人性暗面這些事情上頭，沒怎麼思考這些犯罪與現實之間的其他關聯。
那段時期末尾讀的《雖然他們是無辜的》（In Spite of Innocence）約莫是最特別的一本。這本書談的大多是美國經過各種成因而形成的冤錯判決實例，幾乎全是死刑，有不小的比例沒能平反。這本書是俺對理解冤案的基礎，只是因為事件發生在美國，當時俺並沒有多想國內的狀況，自然也沒想過許多年後，俺會寫一本（或至少一本）與冤案有關的小說《FIX》。
後來還是會繼續讀這類書籍，只是沒有先前那麼密集，而且除了西方的翻譯作品之外，也開始接觸日本的翻譯作品。
例如《現在好想殺人》（17歳のこころ~その闇と病理）談的是2000年時日本發生的幾起青少年殺人事件，這些青少年的行凶動機多與金錢和仇恨無關，因此也令人覺得匪夷所思；《絕歌》與1997年震驚日本的「酒鬼薔薇聖斗事件」有關，這起事件中有兩人死亡、三人重傷，受害者均是國小孩童，而凶手當年才十四歲，《絕歌》就是凶手的自我剖析，也敘述出獄後的生活與精神狀況。
《冤罪》（訊問の罠 足利事件の真実）是俺開始寫《FIX》之後讀的，內容與日本的「足利事件」有關，這起事件發生在1990年，一個小女孩在柏青哥店的停車場失蹤，隔天遺體在附近河畔被人發現。隔年警察逮捕嫌犯菅家利和，以DNA將其定罪，判處無期徒刑，但在救援者多方奔走之後，檢調於2009年同意重新檢驗DNA證據，承認錯誤，當庭釋放菅家，三名法官還起立向他致歉。《冤罪》由菅家利和與律師佐藤博史合著，說明當年除了DNA誤判之外，警方的逮捕行動多有不當，而且曾有刑求。
現在閱讀這些作品，想得更多了點。替創作累積材料和理解人性的意義自然仍舊存在，但思考更多的會是罪案與社會之間的種種牽連：逮捕和審訊的過程、證據的保存與識讀、加害者受害者以及所有事件關係人的心理反應與衝擊、輿論的產生的正反作用⋯⋯等等。當然，也會想到媒體在這類事件中的定位和功能。
日本記者清水潔的《被殺了三次的女孩》（桶川ストーカー殺人事件：遺言）同時呈現了媒體能夠協助受害者的部分，以及媒體可能再次傷害受害者的部分，也指出日本檢調體系會出現的問題。俺讀他另一本譯作《殺人犯還在外面》（犯人はそこにいる : 隠蔽された北関東連続幼女誘拐殺人事件）時相當訝異，因為這本敘述「北關東連續幼女誘拐殺人事件」的書中指出：「足利事件」並不是一起單一事件，而是這個連續殺人事件的其中一案。這樁連續殺人事件中的幾名受害者分屬不同縣市、不同轄區，警方原來沒有把它們視為相關案件，但倘若不看行政區塊的劃分，會發現案發地點在地圖上其實相當接近。為了證明「足利事件」也是其中一案，清水潔還曾經參與菅家利和的救援行動，協助找出DNA檢驗可能的問題。
清水潔大概是俺讀過的此類作品中最特別的作者。「破案之神」系列的John Duglas是FBI執法人員、《絕歌》作者是凶手、《冤罪》的菅家利和是當事人，他們都直接與案件有關；但清水潔是個記者，調查案件的起因是工作，可是他相當行動派，雖然沒有警方的資源，但會靠苦工踏實地查出不同線索。
最近讀的兩本此類作品，則顯示記者還有其他方式（其實是更接近記者本職的方式）協助社會大眾了解罪案。
《最華麗的劇場型犯罪：固力果・森永事件未解之謎》（未解決事件 グリコ・森永事件～捜査員300人の証言）談的是發生在1984年的「固力果・森永事件」，自稱「怪人二十一面相」的罪犯先是綁架勒贖，再是以下毒的食品威脅數家食品大廠，屢次向媒體及警方寄出挑戰信，卻從來沒真正取過贖金。喧騰一年左右，罪犯消聲匿跡，未被查獲，一直到追溯期滿，本案都沒有偵破。
日本放送協會NHK在2011年發起「未解決事件」特別節目企劃，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固力果・森永」事件，這本書即為NHK記者採訪當年參與辦案的警方人員後整理的紀錄。
因為每篇由不同記者撰寫，受訪者當年負責的工作也不同，所以倘若對該事件沒有基本理解的話，先讀書末的事件年表整理、對事件始末有個概略認識，再回頭讀各篇內容會比較好。不過，從各篇採訪裡可以明白，這樁宛如一場華麗大戲的案件，其實並不完全因為罪犯有絕頂聰明的頭腦與謀劃，才會成為「完美犯罪」。警方查辦並非不盡力（事實上從採訪內容看來，警方非常努力），但當年科技的限制、跨區辦案的聯絡狀況、現場反應與指揮中心的指示，以及罪犯不可否認的好運等等，都是成因。
《惡魔噬食的靈魂》（消された一家 北九州・連続監禁殺人事件）談的則是「北九州連續監禁殺人事件」，作者豊田正義也是記者，並未參與案件偵查（這樁案件其實也沒有太多「偵查」），內容是他頻繁出席審訊、採訪大量相關人士及當事人之後整理的資料。
「北九州連續監禁殺人事件」被發現是2002年的事，事件中多達七名死者在1996年到1998年間陸續被殺害、肢解、搗毀、滅跡，死前還遭到長期監禁及虐待。被逮捕的凶手是松永太及緒方純子，受害者當中，有六人是緒方純子的家族成員，而且從頭到尾，殺人毀屍的作業，松永太都沒有自己動手，全是受害者對彼此做的。
雖然俺並不認同豊田正義對松永太「天才型犯罪者」的形容，但認為他將緒方純子也視為受害者的看法是正確的──這也是日本法院最終判決時的認定。從豊田正義記述的經過可以知道，「北九州連續監禁殺人事件」其實是家暴事件的延伸變形，明白指出家暴不只是別家門後的「他人事」，稍有不慎，惡意就可能會漫出家門，成為更恐怖、捲入更多人的黑暗。
《最華麗的劇場型犯罪》當中提及，回顧這些社會案件，為的不是指責警方，而是在事後直視事件全貌與細節，嘗試找出補強的可能，或至少留下教訓。俺認為這類作品都有相似的意義：檢查制度可能的缺漏，正視罪案的本質，知道不要只因少數資訊就妄下斷言（在資訊流通快速的現代，妄下斷言可能會造成更大的傷害），以及觀察人性。
訪問《警官之血》作者佐佐木讓時，他曾提及，「時代的變遷與時代樣貌的差異特別容易反映在『犯罪』上」，俺認為這是相當精闢的說法。是故，閱讀這些實案紀錄，其實也是對時代的審視與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