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去年2月，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瑞典隆德大學的三位經濟學者就發布了一份報告，該報告是對已有研究的綜合審視。報告得出的結論是驚人的：歐美的新冠封控措施（lockdown）在第一波疫情期間僅將死亡率降低了0.2%。
然而，這份報告當時即在學術上引發了很大爭議。不單是因為三位作者並非流行病學或者公共衛生專家，而且據英國《衛報》報道，他們所綜合審視的研究中也有三分之一來自其他經濟學者，並且沒有將一些重要的流行病學研究納入評估範圍內。
與此同時，如何界定封控措施（lockdown）也是一個影響測算結果的關鍵。《衛報》報道說，該報告當時將任何一項政府推行的強制性命令--學術術語是"非藥物干預"--都算作采取了封控措施，這既包括學校停課、商店停業，也包括比較簡單的戴口罩義務。
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的感染病流行病學教授庫查斯基（Adam Kucharski）向《衛報》表示，這樣的方法是不嚴謹的。約翰-霍普金斯公共衛生學院的副院長沙夫施泰因（Joshua Sharfstein）博士當時則與該報告保持距離，表示這並非經過"同行評審"（peer-reviewed）的科學研究，並且在方法上令人提出"嚴峻的問題"。
三位經濟學者於去年5月發布了修訂後第二版的報告，他們的結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封控措施在歐美第一波疫情中降低的死亡率不再是0.2%，而是3.2%。
如今，該報告成書發表。但庫查斯基教授向《衛報》表示，書中內容與去年五月基本相同，因此很多批評仍然成立。
所比較的是諸如英國與瑞典不同的做法
三位作者中的兩位日前在英國《每日電訊報》發表文章，稱"選擇從來不是在封控措施與'一切照常'之間。如果人們當時獲得了信息、了解了風險，他們會相應調整自己的行為--然而在許多國家，他們並沒有受到信任會這樣做。除此以外，我們的整合分析揭示了封控措施對社會、經濟和政治造成的一系列顯著負擔。"
《每日電訊報》的相關報道中引述該報告稱，2020年春天，英國沒有像瑞典那樣依靠民眾自覺地自我防護，而是采取強制性的封控措施，這讓英格蘭和威爾士因新冠死亡的人數減少了1700人。三位作者認為，這一數字與封控措施所帶來的巨大經濟和社會成本相比--包括停課對弱勢學生的長期影響，心理疾病的多發，以及其它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數增加等--是不成比例的。
《每日電訊報》特別集中關注了報告中提及的英國的情況，回顧了2020年3月英國第一次封控措施。報道稱，當時的封控措施是在帝國理工大學弗格森教授（Neil Ferguson）以模型推測英國因新冠死亡的人數可能超過50萬人的基礎上引入的。報道稱，弗格森教授的研究當時顯示，即便采取社交距離、居家隔離等限制措施，如果不進一步加以封控，仍將導致至少25萬人死亡。而在封控措施引入後，弗格森教授表示，鑑於更嚴格的社交距離等干預措施已經到位，英國的死亡人數可能為2萬人。
要區分強制與自願措施的不同效果很困難
弗格森教授沒有回復《每日電訊報》對最新版報告的采訪請求（最新版中包括了英國數據）。但在去年該報告一稿公布的時候，他曾回應說："理清單個'非藥物干預'措施的確切影響，仍極具挑戰性，尤其是因為對社會和經濟最具擾亂性的措施（關閉所有非必要商鋪、居家令）通常是與更長期的措施如戴口罩結合使用的，並且是作為最後的手段。"
弗格森教授說："由於人群中免疫力的積累（來自感染和疫苗接種）以及新的新冠變體的出現，分析變得更為困難。要區分強制措施以及政府建議的相對有效性則更為復雜，因為國家之間（甚至國家內部）的民眾對兩種措施的反應也存在很大差異。"
《衛報》也引述一些專家指出，很難確定如果沒有采取強制性的措施，而是依靠人們自覺自願地采取保護措施，會產生怎樣的效果。報道引述愛丁堡大學公共衛生專家斯瑞德哈爾（Devi Sridhar）教授說，以美國佛羅裡達州為例，州長德桑蒂斯采取了"自由"立場，但商鋪自身采取的安全措施甚至比英國的強制令還要嚴格，比如兩歲以上的兒童也必須戴口罩。此外，當地許多商鋪仍然不得不停業，因為員工患病，或者顧客怕感染而不光顧。
約翰-霍普金斯公共衛生學院的沙夫施泰因博士也表示，即便像瑞典這樣的國家也受到嚴重的經濟影響。他補充說，究竟是應當立法強制，還是靠民眾自覺自願，取決於當地情況等諸多因素。"但重要的是，要確保不要讓人們受到困擾，誤認為2020年春天我們原本可以一切如常地生活。那將是災難性的。"
該報告最新版的發布在德國未引起媒體的明顯關注。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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