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彥永，一九三一年十月四日生於浙江杭州的金融世家，祖父蔣抑卮曾留學日本，是近代中國第一家民營商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的創辦人。父親繼承祖業，也是一位銀行家。蔣彥永的堂兄蔣彥士曾任台灣總統府秘書長，一九九零年代，蔣彥永訪問台灣時，失散半個世紀的兩人曾經有過一次會面。
一九四九年，蔣彥永考入燕京大學醫學系。一九五二年，大學院系調整，燕京大學被解散，其醫學系併入北京協和醫學院，蔣彥永繼續在協和醫學院求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那個時代的青年普遍左傾，即便是燕京大學等由美國教會創辦的大學或協和醫學院這樣由洛克菲勒基金會創辦的大學，其提供的教育由於缺乏一整套自由民主的觀念秩序，無法讓學生具備抵禦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精神資源，追求「進步」的青年蔣彥永自然被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所吸引、說蠱惑。不過，燕京大學雖被中共拆解，其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卻對最後一批學生之一的蔣彥永產生深刻影響，他不是基督徒，但在行醫生涯中一直踐行這九個字。
一九五七年，蔣彥永畢業後被分配到解放軍總醫院（三零一醫院）擔任外科醫生。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他被下放到青海軍馬場勞改直至一九七一年十月，次年得以重返解放軍總醫院。一九八零年代以來，他出任解放軍總醫院外科部主任、全軍腫瘤專業組副組長、中華醫學外科學會北京分會委員。他擅長腹膜後巨大腫瘤手術，以其精湛醫術與拒收紅包的作風贏得「清廉醫生」之美譽。他在醫學研究領域亦有卓越貢獻，發表過《原發性腹膜後腫瘤的外科處理》等四十多篇論文及《胃腸病學手術》、《普外手術並發病與局部解剖關係》、《原發性腹膜後腫瘤外科學》等專著。
二零零三年春，中國爆發薩斯（SARS／非典）疫情，四月三日，衛生部長張文康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稱北京市「只有十二例非典，死亡三例。中國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蔣彥永在電視上看到這一場景，認為衛生部長是在公然說謊，根據自己了解的幾所軍醫院的情況，疫情根本沒有得到控制，染病人數還在迅速增加。他認為已到了時不我待的關口——四月中旬，會有大量中外遊客來北京旅遊，非常有可能染上薩斯病毒，並傳播到全國及世界各地。「那樣對我國和世界人民將造成極為惡劣的後果。我有責任將知道的情況告訴世人。」次日晚上，他將自己知道的三所軍醫院收治薩斯染病者的情況寫下來，分別給中央四台和鳳凰衛視發去電郵，該電郵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提供的材料全屬實，我負一切的責任。」
隨後幾天，蔣彥永沒有得到任何回音。但這一信息被其他海外媒體獲知。四月八日，《華爾街日報》和《時代》週刊的記者採訪了蔣彥永。記者建議蔣彥永可以不署名，但他告之：「不署名消息的可信性要差多了，我應該署名。」記者又問：「那樣做的後果，你考慮了沒有？」蔣彥永說：「我說的全是真實情況，有憲法保護我。但我也做了最壞的準備。」隨即，西方若干主流媒體都報導了蔣彥永揭露的薩斯真相。
2003年春，中國爆發SARS疫情，蔣彥永被視為當年的「吹哨人」。（美聯社）
四月九日下午，蔣彥永給學生上課尚未結束，醫院領導來找他談話，警告他「作為一個軍人接受外國媒體採訪是違背軍隊有關紀律的，今後不要再和國外媒體接觸」。蔣彥永表示，原先不知有此規定，今後有事先會找院方談。同時，他強調說：「你們看了張文康的講話也一定覺得他是錯的……我們國家過去因為說假話吃的虧太多了，希望你們今後也盡量能說真話。」
四月十一日，蔣彥永主動找到院領導，提出三點控制疫情的建議：一、鑒於北京市的地方和軍隊的傳染病院均已收滿，上面提出要各醫院「就地消化」，這完全是違背傳染病治療原則的。因此，應儘快在北京組織改建一些醫院，使之能接收薩斯病人。二、建議張文康引咎辭職，這樣做有利於新的國務院領導能及時正確地去處理疫情。三、建議衛生部派人來與他一起核對薩斯病例的數字。
四月二十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新聞發布會，新任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確認，北京共確診薩斯病例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同一天，新華社發布消息：中共中央「免去張文康的衛生部黨組書記職務；免去孟學農的北京市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
蔣彥永挺身而出成為吹哨人，挽救了一場公共衛生危機，讓薩斯病毒的防控和病人的救治出現重大轉折。同年八月，蔣彥永榮獲菲律賓「麥格塞塞公共服務獎」，該獎被稱為亞洲的諾貝爾獎。其獲獎的理由是：「勇於揭露薩斯疫症真相，從而拯救了無數生命。」蔣彥永謙虛地表示，他只是做了一個醫生和公民理所應當做的事情：「作為一個醫生，保護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是第一位的，對危害病人的各種行為都應該加以反對。對醫生來說，實事求是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要堅持講真話。五十年來，經過歷次政治運動，我深深體會到，講假話、講空話是最容易的，但我要做到絕不講假話。」
當時，胡溫剛剛執政，需要拉攏民意，也需要在國際社會營造開明形象，勉強默認了蔣彥永的吹哨之舉，沒有對其進一步打壓。蔣彥永被人們視為說真話的英雄，獲得普遍的尊敬與讚譽。有的人，一生只說這一次真話就夠了，從此便在成績單上躺平，但蔣彥永不滿足於此。早在一九九零年代初，他就給當局寫過一封要求為六四正名的信件，一九九八年他又與諸多老共產黨員一起聯署了一封同一主題的信件，但都未得到回應。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他通過毛澤東原秘書、前中組部副部長李銳向當局轉達了新的一封要求正名六四天安門事件的信件。當局仍然置若罔聞，他便將其公之於眾，當時他因為揭露薩斯真相而名滿天下，這封信於是在互聯網上廣為流傳。
這封致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及副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及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員、國務院總理及副總理的信件，開宗明義地寫道：「我建議，要為八九年六四學生愛國運動正名。」信中，他講述了六月三日晚他趕到醫院急診室的見聞：「躺在急診室地上和診斷床上的已有七名臉上和身上到處是血的青年，其中兩名經心電圖檢查証實已死亡。……在堂堂的中國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著的，卻是被中國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給予的武器殘殺了的自己的人民。我還來不及思考，在一陣密集的槍聲過后，又有不少被打傷的青年，由周圍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輪送進了急診室。我一面檢查傷者，一面請有關人員通知各位外科醫生和護士奔向手術室。我們院共有十八間手術室，都被用來展開搶救，我在急診室做分傷和緊急處理。從十點多開始到半夜十二點，在這兩個小時中，我們醫院的急診室就接收了八十九位被子彈打傷的，其中有七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
傷者中，有一個中彈的、身体非常強壯的摩托車運動員，蔣彥永親自參與搶救卻未能搶救過來：「我檢查他時他的血壓還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溝處有一很大的彈孔，大量的血不斷涌出。這個部位無法上止血帶，用手和敷料也壓不住出血。我們盡快給他輸血，但血的供應已十分困難。由于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壓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現嚴重的休克，呼吸也越來越困難。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張大著嘴，掙扎著呼吸，最后完全停止了呼吸。作為一個外科醫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卻因這种條件而無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輩子也無法忘卻的。」
蔣彥永還揭露了軍隊使用達姆彈（開花彈）射殺人民的真相：「我就去手術室查看手術進行的情況。見有的人肝臟被打碎，肝內留有很多碎彈片，對此我們拍了照、錄了像。其它一些手術中，醫生們還發現傷員腸道內有大量碎的彈片，這和一般的子彈是明顯不同的——是用一種國際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謂開花彈打傷的。」
蔣彥永在信中還寫道：「最近讀了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寫的《為了中國的明天--生者与死者》一書，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為一個在六四事件中被殘殺的十七熱血青年的母親，十多年來經受了各种壓力，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她和難屬們千方百計尋找和聯系了近二百位死難和致殘者的家屬，并以各种方式表到他們的愿望——他們的親屬被無辜殺害作出認真負責的交代——這是一個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誰沒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誰的親人被這樣無辜殺害，都會像他們一樣提出這种要求。作為一個共產党員、一個中國人、一個人，都應該理直气壯地支持他們的正義要求。他們從一九九五年開始，每年都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寫公開信提出嚴正的要求。但遺憾的是，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机构，對這樣一個嚴肅的請求，竟然置若罔聞，一字不答。這是一种极不負責任的態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時交代不過去的。」
後來，蔣彥永與丁子霖夫婦等天安門母親聯繫上，並結識了劉曉波、鮑彤等異議人士。他與他們成為莫逆之交，在霜刀雪劍的北京相濡以沫。他並利用自己醫生的身份和人脈，幫這些被打壓的友人聯繫醫院檢查身體、看病及安排住院床位，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然而，這封信件的公布，終於惹惱了中共當局。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蔣彥永和妻子華仲尉在從住所前往解放軍總醫院醫院的途中被當局帶走，華仲尉在被禁兩週後獲釋，蔣彥永本人於七月十九日被釋放，據說是被強制「上學習班」。此後，他一直被軍方和祕密警察嚴密監視，處在半軟禁狀態。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他重獲行動自由，但被以非法方式告知諸多限制措施，如不得接受海外媒體採訪。二零零五年七月，他準備與太太前往美國加州探望女兒蔣瑞時被禁止出境。他想去香港旅行也不被允許。他曾提出解除與解放軍總醫院的所有關係、退出解放軍部隊亦未獲准許。
蔣彥永與天安門母親們聯繫上，並結識了劉曉波、鮑彤等異議人士，之後則惹惱了中共當局。（資料照片／美聯社）
蔣彥永所受之監控，我曾親身體驗。二零零五年夏，我應邀到蔣醫生家做客，正與蔣醫生在客廳中聊天時，他突然接到一通電話，然後告訴我，醫院保衛處說要上門拜訪，一定是因為我們的會面驚動了他們。他讓我躲進他的臥室，然後對登門的不速之客說，他家中並無記者來訪。訪客離去後，仍蹲守在他家樓下。蔣醫生的「對敵」經驗豐富，遂安排我到他的鄰居家暫避，幾個小時後，他的鄰居全家出門散步，他便讓我混在其中，正好鄰居家有一個兩歲的孩子，就讓我將孩子抱在懷中，一起說說笑笑地出門，這才蒙混過關。這一幕，於我而言，宛如間諜電影中的場景。
二零一五年三月，蔣彥永突破封鎖，接受香港有線新聞採訪，揭露解放軍在原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主政任內腐敗的「冰山一角」。他披露說，由總後勤部掌控的軍醫院普遍違法「擅自移植、買賣死囚器官」，勾結公安、檢察院、法院，都派車至刑場拉死囚「爭搶活鮮器官」。犯人一槍未被打死，即被拉回醫院手術台摘器官、移植給患者，手法慘無人道。
二零一九年三月，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夕，蔣彥永寫信給習近平，再次要求為六四事件正名。習近平的反應比胡溫更加殘暴：下令升級對蔣彥永的監控，蔣彥永出門看病也遭到軍警攔阻。八十八歲高齡的老人甚至遭到軍警的粗暴推搡，老人「斥責解放軍違反憲法」。經過交涉，他才住進自己服務一生的解放軍總醫院的病房。蔣彥永的好友、北京獨立媒體人髙瑜接受外媒訪問時表示，據蔣彥永的妻子透露，蔣彥永在醫院被嚴加看管，不准外人前往探視。
二零二零年，一場規模和危害遠超當年薩斯的中國武漢肺炎在中國和全球蔓延。中國民眾擔憂當局是否再次隱瞞疫情，網路上熱傳一篇當年《南方人物週刊》專訪蔣彥永的文章——當時，當局允許《南方人物週刊》採訪蔣彥永，是為了向國際社會傳達蔣彥永並未受到迫害的信號。雖是官媒卻有一定市場化色彩、屬於「南方報系」的《南方人物週刊》，是少數敢於「打擦邊球」的媒體，後來經過多次整肅，再也不能發表類似的文章了。這篇文章在發表前遭到新聞檢查官的刪改，但大致可以展現出蔣彥永的面貌和風骨。這篇訪問，讓很多民眾追問：「李文亮已死，蔣彥永何在？」人們通過傳播這篇文章來懷念蔣彥永這位當年在薩斯肆虐期間對外揭露真實疫情、堅持講真話的軍醫，這篇文章卻頻頻遭到網管以「違反相關法律和法規」為由刪除。在中國武漢肺炎病毒流行的三年多裡，蔣彥永一直遭受更為嚴密的非法軟禁，至今無法對外發聲，只是偶爾流傳出幾張與友人章詒和、浦志強等人餐敘的照片。
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二日下午十三時，蔣彥永醫生在北京因病去世。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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