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音樂的政治、信仰與救贖：從愛麗絲．桑默到蕭旭岑
對於一眾愛樂人士而言，聆聽古典音樂雖是一種深刻的個人精神體驗，亦能跨越語言的隔閡，但在現實當中，音樂的世界卻始終無法避免受到政治的干預和影響。
回溯上世紀二戰時期，德國納粹黨領袖希特勒（Adolf Hitler）不僅從年輕時就很崇拜作曲家華格納（Richard Wagner）及布魯克納（Anton Bruckner），並曾坦言自己當初從政就是因為受到華格納歌劇《黎恩濟》（Rienzi）的鼓舞和啟發。彼時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甚至聲稱德意志民族是「全世界音樂性最強的民族」，且特別推崇作曲家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與命運抗爭」的鬥士形象，符合納粹的英雄主義美學和意識形態，將他的音樂當成日爾曼民族的象徵。
舉凡1936年「柏林奧運會」演奏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第四樂章、以德國詩人席勒（Friedrich Schiller）詩作譜成《歡樂頌》（Ode to Joy）大合唱作為開幕曲，乃至1942年富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指揮「柏林愛樂」同樣演出這首被暱稱為「黑色貝九」的經典曲目為希特勒賀壽，藉此向全世界展現德意志「祖國」文化的優越與強大，並將帶領德國人征服歐洲、走向勝利。
有趣的是，貝多芬的音樂在二戰期間也曾被英國盟軍拿來當作反抗德國人的武器，尤其是第五交響曲《命運》，其開頭宛如「命運來敲門」的四連音「短-短-短-長」動機主題，即被英國廣播電台使用作為對歐洲大陸放送的節目片頭，予以表達反抗德國人的決心。恰巧，這「三短音一長音」的「命運動機」，剛好跟摩斯密碼中的「V」字的節奏相同，使其成為寓意二戰「勝利」（Victory）的通用暗語。
現實當中，音樂的世界卻始終無法避免受到政治的干預和影響。（維基百科）
只要還讓我們演奏音樂，一切就不會很糟糕
據悉，當時位在波蘭南部、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最惡名昭彰的「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營區指揮官總是會強迫在囚樂手組成樂隊，當囚犯進行體力勞動或是行刑時，便要負責奏起音樂。每逢星期假日，又要到集中營指揮官的寓所前，為納粹親衛隊表演。
按英國BBC媒體報導，全世界最年長的納粹大屠殺倖存者-鋼琴家愛麗絲．桑默（Alice Herz-Sommer）於2014年在倫敦辭世。愛麗絲1903年出生於捷克布拉格一個富裕的德語猶太家庭，七歲開始學鋼琴，十六歲時考入布拉格音樂學院就讀，並期許自己以貝多芬為目標。她的父母親在布拉格開設藝文沙龍，愛麗絲自幼即耳濡目染，親眼見過文學家褚威格（Stefan Zweig）、卡夫卡（Franz Kafka），以及作曲家馬勒（Gustav Mahler）等多位當代著名大師。1933年愛麗絲參加維也納國際鋼琴大賽，以優異的表現進入決賽。彼時三十歲的她已經成為知名的鋼琴家，經常在歐洲各地演出。直到1939年納粹佔領了布拉格，四十歲那年（1943）與丈夫和六歲的兒子Raphael一同被送進捷克的「德勒辛斯塔」（Theresienstadt）集中營。
當年為了政治宣傳，納粹允許被囚禁在集中營的音樂家們舉辦音樂會，以展示「集中營是猶太人生活的新家園」。由於愛麗絲擅長鋼琴，因此得以獲准在集中營關押期間（1943〜1945年）繼續演奏，並與其他囚禁的樂手們陸續演出上百場的音樂會。她坦承，演奏者在集中營內能夠獲得比較好的待遇，不會被納粹侵犯也不會被送入毒氣室。可惜愛麗絲的母親和丈夫，最終都沒能走出集中營。她的母親被送往波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一去不返，丈夫後來也被轉到德國的「達豪」（Dachau）集中營罹患斑疹傷寒而喪生。
就這樣，在被壓抑與恐懼籠罩着的集中營內，愛麗絲和兒子因為音樂而幸免於難。音樂不僅保存了她的人性與理智，同時也為其他被囚者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力量。興許是受到了音樂的潛在影響，兒子Raphael成年之後，腦海中竟然沒有太多關於「德勒辛斯塔」（Theresienstadt）的黑暗記憶。他後來提到在集中營的那段生活時，曾表示：「母親在地獄裡給我建了一個伊甸園。」
2008年，奧地利記者梅麗莎．穆勒（Melissa Müller）與賴因哈德．皮喬基（Reinhard Piechocki）將愛麗絲一生的傳奇故事撰寫為《地獄裡的伊甸園：愛麗絲的人生》（A Garden of Eden in Hell：The Life of Alice Herz-Sommer）一書出版。2013年，英國導演柯文思（Malcolm Clarke）採訪高齡110歲的愛麗絲、拍攝了紀錄片《六號房的女士：音樂拯救了我的生命》（The Lady in Number 6：Music Saved My Life），翌年（2014）獲頒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影片中，愛麗絲坦言「音樂拯救了我，至今亦然。仇恨會吞噬仇恨者的心靈，音樂使我免於仇恨，並滋潤了我的靈魂」，並表示「只要還讓我們演奏音樂，一切就不會很糟糕。」
當年為了政治宣傳，納粹允許被囚禁在集中營的音樂家們舉辦音樂會，以展示「集中營是猶太人生活的新家園」。（維基百科）
一個「音樂素養與品格分裂」活生生的案例
對一般人而言，古典音樂的特殊吸引力即在於：它的抽象本質往往能夠幫助人們得以暫時逃脫、忘卻現實的苦難。尤其在過去那個黑暗的年代，透過音樂媒介也經常包容、承載著對人性的慰藉和救贖。
然而相當耐人尋味的是，當音樂人一旦捨棄了自我的精神理念、服膺於政治和權力之下，到頭來終將也會受到權力的反噬及羞辱。
相較於早昔出身「太陽花學運」卻一再背離從政初衷的黃國昌的表裡不一，抑或早已弊案纏身而被羈押禁見的柯文哲的滿口謊言、貪得無厭。近日更令我感到驚嚇的，前總統府副秘書長、現任「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岑，想不到竟然還是一位熱愛古典音樂、爵士樂、搖滾樂的「資深樂評人」！同時也在古典音樂雜誌《MUZIK》擔任專欄作家，以及《台灣醒報》開設「蕭旭岑談音樂」專欄。
沒錯，就是這位號稱自己「信仰音樂與哲學」、認為人生的疑問解答都在《金剛經》裡的蕭旭岑，不久前才在陸生訪台事件中遭質疑配合中共統戰劇本演出、以呼應對方祝賀「中國台北隊」矮化台灣，並被清大學生怒嗆「有中國學生在場就不敢拿中華民國國旗」。
除此之外，針對中山女高家長會抗議中國入口網站以「唐僧進入盤絲洞」形容女學生，蕭旭岑則回嗆是「綠色家長」，以及「綠色文人」如顏擇雅把中國網友的留言刻意扭曲當成中國媒體。
對照2021年《上報》刊載一篇〈政壇樂痴蕭旭岑〉報導專文指出，聆聽古典樂不僅僅是蕭旭岑的心靈寄託，更是他之所以能夠在既熱鬧又寂靜的政治喧囂聲中，依舊可以保有一顆純粹初心，堅定信念、堅持作對的事，如同歷經百年孤寂反覆洗鍊、沉澱，再流傳至今的一首首偉大樂曲樂章，成為人生自我惕勵的一股重要精神力量。
自云「非音樂科班」出身，小時候只學過六年鋼琴的蕭旭岑，直到上了大學後，某天聽到室友播放貝多芬的第五號交響曲（俗稱《命運》交響曲），頓時讓才剛成年、仍對未來充滿徬徨的他找到了心靈寄託，自此深深地踏進古典音樂殿堂而不可自拔。
去年（2024）3月，蕭旭岑在名嘴朱學恆（此君今年初才因「性騷擾」遭判刑確定入獄）主持YT直播節目中擔任與談來賓，大談俄國作曲家蕭士塔高維奇（Dmitri Shostakovich）。蕭旭岑指出，蕭士塔高維奇一生都是在音樂與政治之間拉扯，時而妥協、時而堅持。「這就是我們政治人應該做的」，蕭旭岑夸夸其言：「我們不該像民進黨那樣把中國視為敵國」、「為什麼要有所謂的外交，就是說不要打仗嘛」、「有妥協有談判也有堅持，這個才叫做外交嘛」
如此「昧於現實」之論。實際上，中國侵略併吞台灣的野心始終未曾停止過，近來更是不斷步步進逼，藉由各種統戰與利誘手段，配合島內「親中」的藍白立委多項提案明顯弱化台灣的主權、國家安全與人民權益。回顧過去歷史上多次「國共合作」均以國民黨吃虧告終，豈料今日竟還指望橫行霸道的中共流氓政權能夠跟你講道理、求和平？不啻是「與虎謀皮、自欺欺人」！
以往我們大都認為，一般喜愛「音樂與哲學」之人，通常應該也會是個品格高尚、兼具學識與智慧、能夠明辨是非的「人格者」。但事實證明，類似這樣的看法，只不過是一種「先入為主」的偏見罷了。
儘管我們或多或少都曾經聽聞，當年德國納粹的集中營裡，有些德國軍官喜歡在一邊屠殺人犯時、一邊享受悠揚的古典音樂伴奏。尷尬的是，如今在台灣終於也出現了一個「音樂素養與品格分裂」活生生的案例。
觀諸楊毅撰述〈政壇樂痴蕭旭岑〉這篇專文，每當蕭旭岑遇到人生重大抉擇時，只要是認為自己做了正確的事，他腦中就會響起貝多芬最後一首F大調弦樂四重奏（第十六號op.135）的終樂章旋律，然後以貝多芬本人在樂譜上所寫簡短文句：「Muss es sein？」（如此不可嗎？），「Es muss sein！Es muss sein！」（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來反問自己，讓他得以在喧囂中靜下心來思考問題的「本質」。
或許，在蕭旭岑的內心深處，他其實也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所以才更需要藉由古典音樂來「淨化」自己。
※作者為作家